参考文献： 篇一
[1][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 [M]。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
[2][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第1版[M]。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87.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4.
[5][英]亚当・斯密。德情操论[M]。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2-230.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紧密结合 篇二
经济学中独特于伦理学的方面考量，不排除能够更加促进经济学发展自己独特的方面，而且经济学推理受到“工程学”方法的影响才取得了非常实质性的发展，但值得注意的，不是经济行为或活动可以不伦理，遵守伦理的要求是决不能因此含糊的，这是社会文明发展前进的`基本前提，阿马蒂亚・森指出对自利行为的假设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经济学其实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一些伦理思考也可以用经济学正在使用的各种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更加广泛意义上面论及的经济学作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I 卷）。经济学问题本身就有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包括苏格拉底的疑问：“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
必须清楚的是“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人们常常引用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2]经济学在理论上需要的假设，其无伦理的利他考量并非意指经济学的不伦理。阿马蒂亚・森指出“极为狭义的自利行为假设的广泛使用，已经严重限制了预测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使其很难分析由行为多样性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关系。”[2]而且“根据‘自我目标’的选择，每个人都应该采取非合作的策略，但其结果却比采取合作的策略要差” [2]。如果一个从社会策略的角度进行行为选择，关心“囚徒的困境”中他人的目标而采用合作的策略具有一定的适宜性：“它对我们所有人各自的目标都更为有利。”[2] 无论社会关系或者利己的经济关系中，如果毫无利他或合作可能，并不能得到期望的目标，而且很可能让人类走向终结或者要么走向革命的道路。
阿马蒂亚・森强调，更多的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经济学与伦理学更加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研究大受裨益，经济学与伦理学是否应该有更多的联系，却不能根据这些事情是否容易做到而定，而要看这样做是否值得，而且可以期望得到的回报是相当大的。
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篇三
经济学的英语Economics源于希腊文“oikonomia”是由词源“oikos”，意思是家庭、家族、财产权(family，household，estate)以及“nomos”（规律，管理）组成而来，从逐字上来看是指家族管理(household management)。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1]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之后的自由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渐渐显露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贫富悬殊的弊端。德国的卡尔・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代表是其劳动力，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马克思在其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进入20世纪，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已呈现出种种的病态和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主义打破了“看不见的手”的教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凯恩斯本人也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垄断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三个部分。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反映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至此，经济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历史和思想的进程。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源与分 篇四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是三位一体，阿马蒂亚・森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并且指出了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其中一个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中把经济学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经济学是对财富的关注。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视为“指挥者的艺术”，强调政治学必须使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科学”，并且认为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层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因此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另一个根源在于“工程学”。工程学的特点就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等这类问题。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的结合，正如《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说的“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的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2]
同出一人之手的理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问世，更是将迈入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推向了“自利”和“利他”的剧烈冲突的两难选择境地。诚如有些学者谈到，亚当・斯密在肯定“自利”的同时并不排斥“利他”，而且认为正是人们这种主观上的“自利”行为，客观上产生了“利他”的结果。“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同样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利他”的初衷首先是“自利”。在《国富论》中，斯密谈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 据此，斯密以人的“利己心”为基本立足点，构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斯密也谈到，“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5]以致“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5] 依此看来，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不论是否完好的一致，显然二者在理论的考量上和实际中都存在着某种对立。这种对立的现实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正如阿马蒂亚・森的那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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