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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论文 篇一
水利工程建成后，预计2010年年调水量为110亿立方米，主要用来解决沿线20个大中城市的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综合服务业的用水，分配分别为40%、38%和22%。这样可以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推动经济发展。用水指标的分配总原则是：改善区域的缺水状况、提高城市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用水效益、改善城市环境。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据，各城市的人口数量差异大，基本状况和经济情况也不相同，各城市现有的生活、工业和综合服务业的用水情况不同，缺水程度也不同（如表所示）
二。问题的分析
2.1关于背景的分析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且分布很不均匀，南方地区水资源较为丰富，占到全国的80%以上，而处于干旱半干旱的北方地区，水资源十分匮乏，许多学者调研提出要彻底解决中国北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不需采取跨流域调水，即“南水北调，南水北调工程2002年末正式动工，此举将极大化解北方城市的供水压力，在为工业服务业提供水资源的同时，也将大大提高居民的生活和城市环境，它不仅可以长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其长远的社会和生态效益更无法估量。
2.2问题一分析
要综合考虑各种情况，给出2010年每个城市的调水分配指标，使得各城市的总用水量情况尽量均衡，我们考虑让每个城市都能供上足够的水，首先假设110吨全部用来解决这20个城市的用水问题（其中包括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其服务业用水），“尽量均衡”的意思就是说让更需要水的城市多得到供水。由此为了更好的分配110吨水资源我们分别预测2010年的人口，工业情况以及服务业情况，再假设人均生活用水量，万元，服务业用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均保持不变，即可预测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其服务业用水的情况，再根据相加求和即可得到该城市总用水量，再根据求权重依次分配。
2.3问题二分析
由于各城市的基本状况和自然条件不同，对相同的供水量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同，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要注意到，每个城市的工业和综合服务业的发展受产业规模的限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无限制的增长这一特点，我们采用logstic模型进行分析。工业产值及其服务业均可用灰色系统模型进行预测。
三。模型的建立
3.1预测2010年人口的模型
3.1.1模型的假设
1）假设各个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不变。
2）假设个个城市间人口数相对平衡，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3.1.2符号说明
1）x（t）为第t年某个城市的人口数
2)r（x）为自然增长率，是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
3.1.4模型的求解
为了对以后一定时期内的世界人口数做出预测，我们首先根据所给的数据依次求的全部城市的人口数。记为x=x（i，t）为第i个城市在第t年的人口。
将2000年看成初始时刻即，则2001为，以次类推，以2010年为t=10作为终时刻。用函数（5）对表3.1.1中的数据进行非线性拟合，运用Matlab编程得到相关的参数，可以算出可决系数（可决系数是判别曲线拟合效果的一个指标）：
3.2预测2010年工业总产值和服务业总产值的logstic模型
3.2.1模型假设
1）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也按logistic模型增长。（经过大量的资料证明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的增长率在前面是逐渐的变大，后逐渐变小这符合logstic模型的增长趋势。）
3.2.3模型的建立
把上面第i个城市第t年的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分别记为I(i，t){industry}S（i，t）[],则把第i个城市的人口增长模型中的x（t）改写成工业总产值和服务业总产值的logstic模型。
3.3综合调水问题
3.3.1模型的假设
1）个城市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2)假设个城市人口，工业产值，服务业产值增长率保持不变。人口用水量不随时间变化，工业万元增长用水不变和服务业万元用水不变。
3）水只能一次性利用，不考虑循环利用。
4）个城市都处于缺水状态，都从外地调水，之间并不存在互不调水的问题。
为了使最大限度的使该地区的经济达到快速发展即
已知生活用水，工业用水以及服务业用水分配时所占的比例0.4，0.38，0.22
所以得
我们将人的生活用水按个城市所占人口平均分配，即
设人均产值为k则
（其中x为工业产值，y为综合服务业产值，rwei人口数）
设第i个城市的人均产值增加为
则
令为第i个城市在第n年的人均产值
（式中的n不是次方，而是第n年的含义）
设c为贫富差距，（一常数）为起初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C定义为
为了不使贫富差距拉大我们要求
则得到一个规划问题
目标函数：
然而，我们考虑到居民日常生活用水，工业用水以及综合服务业对水的污染程度有所不同，我们的出了第二个模型如下
3.3.4模型二的建立
三者对单位体积的水所带来的污染程度（污染后单位体积的水的净化费用）分别记为，则总的污染损失
四。模型的求解
4.1生活用水的分配
生活用水我们按人数平均分配已知生活水的比例0.40，则
五。模型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5.1模型的检验
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发现人均产值在变小，人民生活用水质量不会差异很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小。
5.2模型结果分析
结果较为准确，到2010年20个城市工业调水最多的是第20个城市
六。模型优缺点分析
6.1模型的及其不足之处之处
模型一中按城市人口平均分配生活用水，虽然有所不足，但是能化简问题，使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模型一可以看成模型二的特例，当很小时，可以忽略。的值要具体分析应用，由于地域不同可能会不一样。
模型没有考虑增速变化的情况，而且没有考虑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问题，在全国实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相信的值会越来越小。
6.2模型的优点
1）用logstic模型人口，预测工业和服务业较为准确，因为增长率按照时间在降低，就像美国的经济一样，总有一天会出现停滞状态，也就是说增长了最后会变成0，但是不是说绝对的这只是一个阶段的变化而已。
2）本模型考虑了环境污染的问题，用单位体积净化的成本来表述污染的程度，此处为本模型创新之处。
七。模型的改进
7.1关于2010年个数据的预测
可以用灰色系来预测2010年的工业产值及其综合服务业总产值，由于计算复杂所以采用简单的logstic预测。
7.2关于线性规划模型
计算过程中遇到了的的大小，可已经一步修正。
7.3运算运用矩阵
可以用matlab7.0直接求出二十个城市的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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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邢飞等，“南水北调“水的分配方案[JA]，北京：东北水利水电报（第25卷271期）2007
论文论文 篇二
一
当今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现代都市拔地而起，城乡联系密切，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广泛的变化。从衣食住行、消费观念到思维方式，从家庭生活到职业领域，从个性发展到完善人生，从现实世俗到理想乐园等一切方面的价值，都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变化意味着旧有的平衡与稳定被打破，新生的在冲突与变异中孕育。与此相关联的文化艺术观念，也陷入了新与旧的撞击和激荡之中，由此导致传统文艺结构的裂变和新的文化艺术格局的逐步形成。
一方面，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网络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文化的崛起，为现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间。普通市民，尤其是现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摊的畅销书、流行音乐、娱乐影视、时尚报刊杂志、广告、电脑游戏和网络艺术视为自身参与当代文化转型，并从中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艺术形态。因为都市人在商品经济大海中奋力搏击，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劳累奔波，大众文化快餐恰好满足他们休闲娱乐的需求，适应人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符合他们追求刺激、新奇与多样化的情感方式。总之，大众文化所诱发、催化的日常消费性的艺术审美，与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彼此契合，以致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遭到冷落，甚至随着人们消费享乐的不断膨胀，审美体验的钝化，而造成对崇高美的艺术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时，还容易在感性欲求的满足中，或在媒体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中，认同大众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极的观念，疏离了个人的价值层面与体现当代社会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关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变动不居，复杂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厌倦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紧张，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艺术对生命价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种向往宁静致远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与升华；或随着他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中不断增强感受、体验生活与艺术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费性的审美，转而从文学经典和艺术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赏层次。他们或者重返经典文本的阅读，从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名著到中外现当代的名家佳作，感受优秀文学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体悟中外现当代文学创新的独特审美意蕴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艺术审美境界；或者关注新时期的力作，特别钟情于饱含大众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从中品味到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调适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补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这些作家坚执于文艺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严肃文学、高雅艺术将不断地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拓展其生存、发展空间，从而鼓舞了作家、艺术家。诚如一位作家所说：“文学这个金字塔是有层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读者最多的，而顶尖部分则是读者最少的。所谓纯文学；就是这个金字塔的顶尖部分”；“即精神层次较高、内涵深邃，一般大众难以马上进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纯文学虽然短期内不能赢得巨大数量的读者，但细水长流，其吸引潜在的读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当前一些人把文学经典引入家庭和社区的图书室，把普及高雅艺术当作城乡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或许预示着当代文化与文学艺术在互动中的发展趋势。
二
由此可见，当代大众文化艺术的崛起，正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征文学、艺术不仅是社会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之中，作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所以，大众文化及日常消费性艺术审美崛起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文艺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强化，而是在现代工业文化和后现代信息文化的影响下，以新兴科技与传媒为中介手段，冲击建立于新现代文化基础上的、以文字符号和其它“语言”符号为媒介的文学艺术的既有形态和规范，形成一种适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趋向的新型文化艺术形态。在它生成的过程中，虽然承续着中外通俗文化艺术的传统，吸纳了民间文化和市民文艺的精神资源，但实际上它同文艺既有形态的关系，不全然是以往那种雅、俗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代多元文化艺术建构中，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文艺形态的互相关系。
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当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在改变文学、艺术的生存境况与存在方式呢？
如上所述，大众文化艺术形态的出现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息息相关。特别在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型生产方式的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媒体的产业化将被纳入文化经济的新体系，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里尤其日益明显。电子传媒、电脑网络作为社会管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统，进一步改变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构成，文化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追求及其宏大的叙事模式，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日常消费性审美的平面化所遮蔽，文艺的现代性话语方式在由媒体主导的大众价值取向中隐身，关于终极价值的追问被泛情的世俗关怀所取代。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语境中，虽然信息文化和文化经济时代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基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使中国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呈现出某些趋同的景象：传统文艺在通俗文艺、电子传媒的冲击下，早已出现“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分流；以语言文字符号描述审美意象的艺术形态，开始受到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在内的视听觉艺术形态的挤压；现代性的文学话语逐渐被淹没在媒体型、日常审美型的话语方式中。从而确证了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是日常艺术审美与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在世俗化方向上相互融合的产物，具有不同于传统审美文化单一性的“混融性”特征。这一点，早在影视艺术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综合性艺术之日起，就已透露出此中的奥秘。
影视艺术由于被纳入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系统，以致其生产、制作和传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把文艺信息迅速而大规模地传达给大众，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大众的审美娱乐发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传统文艺门类就难以与之抗衡，比如文学中的诗歌，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曲等艺术种类，虽有其传达人类心灵世界变化的独特审美价值，却因其创作（生产）、传播（展演）的方式难以纳入文化工业和商业运作系统而存在局限，更因其艺术欣赏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艺术修养与审美心态方能感悟作品的境界，而造成“曲高和寡”的缺憾。其次，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新型艺术，除了拥有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手段外，还能充分吸收、利用各种文艺种类之所长，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们的局限，使视、听艺术融入了诗的想象、戏剧性的冲突和小说的故事情节，达到文学性和观赏性的结合。这正是它们能吸引优秀的小说、戏剧作者加盟，通过小说、戏剧作品改编制作成影视剧而扩大文学作品影响的重要原因。
可见，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艺术类型，所以具有覆盖面广、受众面大的艺术效应，除了它作为现当代工业生产的特殊领域和媒介文化的重要形式等原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艺术价值取向，适应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审美世俗化。回顾世纪之交引起人们感兴趣的电视剧，除却那些以古典名著改编、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和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艺术特色的武侠、言情剧外，恐怕就要提到那些以描述普通百姓身边事，着力表现人间情爱的永恒与矛盾的世俗关怀的剧作。从《渴望》、《过把瘾》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感人之处在于真实地传达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渲染了他们的世俗价值与感性欲求。尽管一些评论家对其感官性、过程性、无深度模式等“后现代”特征加以批评，但大众却认同这些剧作，并跟随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唏嘘、喟叹。诚然，当代大众是不满足于日常的艺术审美与世俗关怀的，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科学昌明决不能代替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反，倒是可能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各种矛盾激化，因而对自我生存的无尽关注和焦虑，便成了每一个个体无法摆脱的宿命。所以，创造使个体灵魂得以栖居和安身立命的艺术佳构，就成了现代文艺的重要使命。然而，大众对人文精神的渴求，对终极关怀的理想，又总是以其现实的感性欲求的满足为基础的。只有随着人们生存状况和精神文化状况的不断改善、提高，才可能从世俗欲求跃升到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影视艺术的价值定位，既是它赢得大众收视率的特长，又是它难以提升大众的更高审美品位的局限。因为这种价值定位，诱导着电视剧的创作（改编）、制作与传播的方向，在于迎合、满足观众当下的审美价值期待，淡化或消解剧作文本的艺术独创性和深层的审美意蕴，强化、渲染故事情节的煽情与刺激性，以致近年来，影视艺术中的大片制作变成了好莱坞创作原则与制作模式的翻版：惊情、历险、英雄美人、正邪较量，和卡通化的视觉构成、高成本高科技的投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与影视艺术相比，网络艺术作为大众文化媒体新类型的出现，更是当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网络世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网络化创造的虚拟空间，使人们可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虚拟实在中体验人生、创造自我、沟通未来；而且极大增强交往与对话中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一方面，在虚拟空间里，人类自由想像的空间无限扩大，构造能力无限增强”；另一方面，网络世界“为交往主体提供了自由平台，人们可以自由思想、自由交流，可以随时变更自己的身份，可以自由地信息，对信息进行反馈、评判、选择、删除，体现了人类在网络社会中寻求自觉和自主的一种历史选择倾向”。[2]在此基础上涌现的网络艺术，极大地超越了影视艺术的特性，进一步蚕食了传统艺术的空间，甚至改写了文艺家的身份。正如有关论著所言：“由社会分工规定了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他们匿名上网，通过角色扮演而传达情思的活动将成为文艺的主流。文艺手段的代表，将不再是千百年来置身于岩石、青铜、布帛、纸张等相互分割的硬载体‘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文艺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像，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的结合。文艺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或玄思性静观与谛听的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文艺内容的来源，将不再是独立于文艺活动、先于文艺活动而存在的所谓‘客观生活’，而是和文艺活动融为一体、主客观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文艺环境的构成要素，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动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3](P4)这种描述与论断也许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但从目前网络艺术的情况看来，它确实在交互性、可视性、趣味性、知识资料的丰富性和融合不同艺术门类的特长等方面突破了传统艺术，超越了影视艺术。因为以往的媒体手段均是单向度的，是预先给定的，而网络则“打破了单一或分离的‘主—客’和‘主体—主体’单向的交流结构形式，网络化真正实现了人机互动、交互作用，人类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形成了相互对话、交流、反馈的网际关系”[2]。
当然，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与既有的文化艺术形态相比，也存在着局限与不足。一是影视艺术的编导与制作的标准化和模式化，这是它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必然结果。难怪一些小说作者在其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后普遍感到遗憾，因为标准化、模式化的运作严重损害了原作的独创性和深刻、丰富的审美意蕴。二是影视艺术审美价值定位的世俗化、“快乐原则”与商业性，促使生产和经营以大众的日常消费性审美为指归。只要瞄准了世俗的趣味与时尚，就找到了影视产品的卖点和消费热点。甚至为了追逐商业价值而不惜牺牲产品的文化品位，更遑论提升消费者的艺术审美水平了。三是影视艺术的表现方式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以致大众越来越难以找到想像力挥洒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钝化了制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体验能力。因此，欣赏者无法获得某种超验的审美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造成这类大众文化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4](P167)与之相反，文字符号能够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像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
同样，网络艺术在超越书面文艺和电子文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带来了一种消解正统文化艺术价值的力量，病毒泛滥，色情传播，隐私爆光……，严重损害了健康的生活境界和艺术格调。更因为网络的“虚拟世界”缺乏直接的体态语言的交往形式，以致阻碍人们情感及精神交流。而且当人们在虚拟空间进入平常无法经历和体验的生活时，人离现实世界愈遥远，就愈益活在虚幻的世界中，冷漠了人的情感和人类的价值关怀，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的异化”。
这就进一步证明，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等重要类型，之所以迥异于既定的文艺形态，就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致它们的文艺观念、审美价值生成与实现机制，甚至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也都与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社会文化变革在文艺领域中的深刻反映，表明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艺的存在方式与话语系统，正从一元走向多元悖立、互动的发展格局。既往的文艺形态（包括口头的、书面的文艺形态）与当代大众文艺形态（特别是电子文艺和电脑文艺中的网络艺术），都是复杂、多元文艺新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悖立与互动，彼此吸纳与扬弃，形成多元共生的动态结构，从而显现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彼此无法取代的价值，并预示着一个新文艺时代的到来！
三
面对当代文化艺术复杂多元的变化，文艺理论批评亟须进一步转变思维方式，拓展视界，更新观念，调整思路和方法，以利于文艺发展与理论创新。
首先，要立足文艺变革实践，确认文艺旨在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文化需求的基本理念；并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打破以往阐释文艺价值、功能的中心与边缘、雅与俗、先锋与后锋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求在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视野中，不同阐释、批评主体切入、理解文艺对象的独特角度与范式，形成与多元文艺互动共生格局相适应的多种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相互交流的动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揭示文艺多样性的各自价值、功用与局限，深入理解各种文艺形态、审美特征在相互对话与竞争中可能发展的前景。
显然，文艺理论批评格局的这些变化，不但体现了当代文艺变革发展的要求，更是当代人类的文化自觉及思维变化的产物。如所周知，当代的人们不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精神，克服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与弊端，促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砺相长，推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驱动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这正是德国现象学家、哲学家胡塞尔晚年试图阐明的有关主体间的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先验的自我变成了主体间的自我，世界于是变成了主体间的生活世界。[5](P96-97)他的思考，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愈加清晰地意识到，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精神交往时，就会陷入“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所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作“主体际性”，作为现代哲学概念所指称的“主体和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6](P239)的交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种知识、思想的生存、发展，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即它们必须具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从而在主体和主体间生成意义。
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来说，如果不能形成多元范式、话语主体之间的比较、对话与竞争，就不能深入理解多元语境中各种文学现象的特征及其在整个文艺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意义，更谈不到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总体发展水平。因为，“没有比较，就不能显现差异，没有对话，就没有彼此间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也就没有创新”[7](P9)。一句话，文艺理论批评就不可能充满活力和生机。
其次，正像文学艺术的创新必须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一样，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创新，既要充分体现当代文艺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拓展文艺观念；同时又须凸显文艺所以为文艺的基本特质，发现、探求当代文艺嬗变中的种种悖论，对充满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文艺形态作出学理性的阐释，为深化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重构文艺的基本概念、范畴，提出新的话题，从文艺实践概括出新的观点。
事实上，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已经发现，文艺创作和生产的原创性缺失，正是当代文艺的普遍性症疾之一。这当然可以归咎于当代复制文化与影像技术的发展；但也不应忽视作家、艺术家对文艺的自律与他律、传统与未来的态度问题。文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证明，文艺的自律、自主性的实现，只有在充分考虑他律又超越他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为文艺在观照、传达人类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融汇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说，它本身既是精神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同时又以自身的特性、方式去展现社会文化的变迁。从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艺不仅描绘时代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反映时代的文化风貌。只须阅读那些划时代的文艺巨著，从本国的《红楼梦》到外国的《高老头》和《战争与和平》，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体地反映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至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8](P54-55)。在这种反映中，文艺家总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感受给予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以直观、生动、经验的描绘，以致我们看到的特定时代社会的文化景观和氛围是那么真切、活泼、有趣，从而触摸到文化的总体状貌或发展动向。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写出许多历史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9](P62)，或者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艺术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脱离开意识形态，同时暗指着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使我们从内部或通过一种内部距离‘感知’（而不是认识）作品所坚持的意识形态”[10](P165)。总之，当代艺术与科学的任何变异和创新，都是以批判传统作为新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先锋与后锋的艺术对抗，没有科学中进步与落后的对抗，艺术和科学是难以变异、创新的。但是，在科学中，一种新的思想或学说的产生，就往往意味着一种旧的思想或学说的死亡。虽然从科学的承继性说，后辈科学家应牢记先辈科学家的贡献，继承前辈科学家的探索和献身精神，但事实上，科学进步的历史恰恰就是一部链性遗忘的历史。艺术则不同，“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先锋与后锋的对抗，每一个时代都与它的前续时代构成一种先锋与后锋的对抗状况，但是，谁也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先锋的就是具有审美价值，而后锋的就是不具有审美价值的，或者说，先锋的就是对后锋具有终结威力的”[11](P308)。因为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也不能使人们遗忘后者。更重要的，先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可能很快就成了后锋，它是速变的甚至是速朽的；在有些情况下，先锋与后锋会相互转化，先锋的变为后锋，而后锋的变为先锋的。可见，文学的变异、创新，既否定、批判了传统的僵化和陈腐的东西，又继承和提升了传统富有活力的东西。只有平庸的文艺家才视传统为包袱；只有那些毫无审美追求的艺术家，才把文艺的自律与他律绝对地对立，视他律为其创作的动力。
所以，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应面对这些悖论，探求产生悖论的多元语境（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不同文艺形态审美价值的差异和冲突，它们在互动中显现出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审美需求，以及与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趋向的普遍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唯其如此，文艺理论批评范式与格局的新构建才不会走向单向度的局限，即不是把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对既定文学艺术形态的影响看成单向的，甚至具有终结威力的；而应视为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当代文艺的变革发展。一方面，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改变着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促使其拓展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走向大众，融入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又会以其富有艺术性的魅力和高远的审美境界，提升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意蕴与文化品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形态，去实现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的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2](P23)。因此，我们在探究当代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形态的崛起，以及它们与既定的文学、艺术的悖立和互动时，也就无法回避此论题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事实上，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消费性审美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兴起，就存在着这种新型文化、艺术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消解文化艺术的深度模式的倾向，更是后现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症疾，对于这类价值观，连同大众文化的科学至上、消费主义等特征，都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筛选、淘洗，才能分辨其良莠而决定取舍。从这一点看来，文学经典、高雅艺术的普及仍具有现实意义，它借助大众媒介与手段，以较高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旨趣，去满足和提升大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既克服那些独立于大众生活之外的“纯文学”的缺陷，又避免后现代文化“削平深度”的绝对化的弊端。可以预期，经过不断调整、更新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必将迎来“凤凰湟pán＠①”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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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论文范文 篇三
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学走过了从挣脱政治意识主宰，进而回归理论主体自由，最终在多元综合基础上力图建构当代形态的具有民族特性理论话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展开更多借助了西方理论的引进与启发无论是主张在开放对话中为中国文艺理论提供多元异质的意义参照及批判性维度，强调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因素，还是主张通过古今对话，力图接续断裂了的学术传统，都无法回避全球化造成的民族身份认同和理论话语选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由此牵连出最根本的几个命题，即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与西方民族与世界这些命题纠缠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并引发了多次争论，却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在以上几组命题中，现代性一词无疑是引起种种争论的关键所在，也是联通本土与西方的切入点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寻求独立富强，追赶世界潮流的最高目标几个世纪以来，现代性在自身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中，逐步树立了强大的权威，已经成为D进步的一种象征和目标，使得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别无选择地以它作为自己发展的方向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追求伴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诞生，其起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年当年的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规定：国文部及英语部之豫科，每周宜减它科目二时，教授文学概论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艺概论课程可算是中国高校正式开设文学概论课程的开始我们可以从关键词来看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追求从年代开始直到年为止，出版和翻译了大量文艺学教材，有影响的如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丹纳的艺术哲学赵景深的文学概论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的文学概论等，其中的思想想象形式意识形态反映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真实性性格典型等名词，都来自西方文学理论，尽管这些名词在实际运用中存在各种问题，但总体看仍适时追踪了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予以了有效的回应新时期以来，西方浪潮迭起，从新三论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索绪尔萨特海德格尔巴特伽达默尔福柯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被大量介绍进来，大大刺激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繁荣，涌现了大量陌生的术语，如文本话语符号阐释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语境能指张力原型在场缺席虽然有学者指出了当代中西文论的两次错位，即年代末，中国的极端意识形态化批评走到终点，西方文论转向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后西方文论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中国文论则由外向内，但公平地看，这多年堪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时期没有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的引进移用和启发，就不可能使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治学方法研究范式和学术视野产生深刻变化，也就不可能完成中国文艺理论从古典向现代的根本转型而现代性的追求始终是这一转型的原始动因。
自然，为了求新求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赶潮头的倾向，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移用，譬如对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等还未完全弄清楚，一下子又出现了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热烈关注，并以此套用到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思潮，大量陌生化的理论术语密集轰炸，形成泡沫化的膨胀，显得空泛不实这里肯定存在着将西方的理论话语机械搬用，错置到中国当下现实的弊端任何一种外来的理论话语都有其相对性和有限性，应当重新语境化，才能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有效资源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是否本来就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在上世纪年代前，我们的理论基本上是苏联毕达可夫等教材中的概念，如阶级性与人性真实性与倾向性个性与共性典型化等，而且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再往前推，世纪上半叶，正是西方文学观念和理论的介入，才刺激了新文学运动，开始了现代文学的进程虽也有叔本华从东方哲学中汲收资源，意象派诗人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借鉴，海德格尔对道家与佛学精神的推崇，但这些微弱的回声，并不能改变文艺理论单向输入的局面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更是多方位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深刻影响，造就了多元共存众声喧哗的繁荣景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近百年的文论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的独白史为何出现这种局面？根子在于中国古典文论面对新的历史时代，已无力回应新兴文化的挑战，失去了阐释效应与生命力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基本历史前提既然如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仍应紧随当代世界潮流，以现代性追求为最高目标，才能有力回应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二、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主要资源与自我身份的确立
世纪初当西方文化大规模引进时，就发生过关于中西文化的多次论争，从玄学科学的辩驳到新儒学的开新说，年代的民族化讨论，直到建国年的反西化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为了确证自己的民族性和文化独立性到世纪末，主要是从年开始，当东方主义文明冲突论西方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等一时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时，一部分学者退回书斋，企图重续断裂了的文化传统，从自身文化中寻求学术规范和权威来源，掀起以国学热为标志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特别是对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进行了反思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评价可说是关键所在因为五四是文化转型与现代性诉求的真正起点，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五四反传统的历史合理性一直以来，儒家文化对于异质的西方文化，对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潮流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倾向，而年代的本土化主张，则是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的背景下提出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量倾销文化产品及价值观，对非西方国家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尤其受到一些人的欢迎，如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践中的特有形式，在普遍文化形式中徘徊这样的观点，很容易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当然，文化保守主义也并非一味排斥外来文化，可怕的是那种复古式的民族主义，由于近代以来文化上的挫折与自卑形成了深刻的受害意识，在外来优势文化逼压下，极易催生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习惯以意识形态看待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片面夸大本民族某些特质的优越性，并以此拒斥其它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西方的弊端东方也有，将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批判反思当作西方文化没落的根据，缺乏学理支撑而且在反对西方中心的同时，暴露出东方中心的自大倾向文化传统不是静止凝固的，而是流动不居，需要不断汲收新的因素对现代性的负面有必要进行反思（如过度的功利化，机械化，人性异化等），但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负面同样也需要批判民族主义者往往采用二元对立思维，将本土西方传统现代看成截然对立的事物在今天，则把西方文化等同于西方霸权→www.1126888.com←，甚至等同于美国，认为现代性（化）使中国一直走在他者的路上，丧失了我性但D我性为什么不能是现代性？现代性为何是他者现代性（化）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只存在D谁领先的问题，而不存在D谁所有的问题现代性不是西方的专利，更不能将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作为拒斥现代性的理由。
从文艺理论上看，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实践和文艺批评也有力证明了现代性的强大推动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审美悲剧形象思维典型期待视野召唤结构等，这些来自欧美文论俄苏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的理论范畴和术语，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作家的思维，大大拓展了他们的文化视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范畴与话语的引入，也是为了自身需要而拿来的，并不存在文化侵略与殖民压迫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建立了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话语，并跟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践进程，有效地阐释了一系列文学作品与文艺思潮中国现当代的文艺理论成为连接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桥梁，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追求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和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割断与古典文论的联系关于古典文论的现代性转换问题已提出若干年，并引发了热烈讨论许多学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对古代批评史的描述梳理和资料挖掘个案研究上已作了不少工作不过，将古典文论转换成具有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并且运用到对新的文学实践与文化活动的有效阐释上，鲜有成功的个例围绕这一话题也是众说纷纭，歧见颇多中国古典文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与文化思潮的提炼和概括，打有鲜明的民族性印记，可谓独树一帜，尤其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对主体心灵世界的探索，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上，有许多精细独到的见解但其中的许多概念无学术上的严格界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清远古等概念，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风骨说等范畴，带有极大的玄虚性，难免会产生人说言殊的弊病其它如意象意境缘情情真形神肌理等也存在思想内涵上的互补衍生变异相叠等现象由于古典文论的思维方式大多是经验的直观与感悟的，所以其理论命题范畴和概念往往含义模糊多向，缺少严密的论证和一以贯之的稳定性，难以形成自洽的科学体系，在批评形态上则大多是印象式点评式（譬如众多的诗话词话），显得零散无系统而且古典文论多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对象，对小说和戏剧等叙事文学的评论缺乏学术传统从诗文到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不但学术的思维对象发生了变化，更主要的是思维方式范畴命题观念发生了变化，比较起来，现代文艺学的思维形态强调理性思辨推理和归纳，批评形态上更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和系统性。
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是在现代文化转型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现代性追求的结果，而中国古典文论与现代文艺学无论是思维形态还是批评理路上都存在根本差异因此要完成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确实存在相当难度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并非古典文论的复兴有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改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以便认同古人的思维方式，按照古人的思维来把握古代文论的真实内涵这种回到古代的观点令人费解古代文论所以在近世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无力对新的文化作出有效阐释传统文化是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知识形态，其背后有一整套的农业文明的制度经济政治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与现代文明隔绝的，是另一种系统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解体，相当程度上成为异质性存在，因此，要回到古代去就必须将近百年来的现代文化思维形态彻底放弃，这是绝对不可行的需要警惕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的这种主张，目的在于抗衡西方的文化殖民，极容易走向自我封闭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古典文论只能在扬弃与改造的过程中，被部分地吸纳转化，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一种资源，而不是主体和核心，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然，正如钱中文先生所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是满足于把个别古代文论吸纳到当代文艺学中作为点缀，而要对古代文论具体的理论范畴进行清理，对古代文论的根本精神总体特征加以改造但立足点和基础无疑是现当代的文艺理论。
三、基于以上论述，要推进中国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近百年来形成的现当代文艺理论应成为最主要的资源因为它是适应新的时代新的文学实践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学科，从总体上看，曾经或正在有效地阐释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一系列现象和思潮，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不断更新发展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一系列范畴概念和术语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清理整合，并从实际应用中得出经验和教训应当打破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壁垒，采取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姿态，将文本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注入现实因素，激活文艺理论的当代性生成并发现新的问题和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文学理论要与文学实践活动保持密切的同步性，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有可能获得生命力因此，文艺理论如何回应当代文学不断出现的新景观是重中之重譬如上世纪年代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宰，提出了文学自主性，以求获得文学的独立品格年代后，针对世俗化商品化的潮流，拓展了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多媒体传播网络文化等新的文艺理论研究范畴同时，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浪潮也构成背景条件和现实语境，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的发展譬如随着资本进入文学市场，经济思维改变着传统的价值观念，文学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科技全球化带来的电子信息网络数码图像等技术使文学从语言向图像转换，改变了人们的文学活动方式，并消解了文学的深度模式，使文学走向浅表化碎片化和游戏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文化与意识中交替存在的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因素，决定了中国文化生态的复杂和多元这些都要求文艺理论确立实践精神与现实品格，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作出敏锐的反应，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机械滑行，失去内在的人文精神。
其次，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只有面向整个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汲取一切有效的理论资源，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与文化实践变异带来的新语境如上所述，二十世纪初发轫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文艺理论正是受西方文艺观念的启发刺激而开始的，是整体性知识谱系的切换，不同的是，那时是一种无奈下的被动反应，现在则是一种主动选择，是以自信和自主为基础，能以更耐心更宽容的心态面对世界我们并不认为历史的演变一定是朝西方文化的线性发展，也不赞成建立同一的全球文化，同一的世界价值体系（事实也不可能），但西方的现代化毕竟为后发性现代国家树立了一个标杆，毫不夸张地说，世纪中国人的话语形态早已深刻地渗透了西方文化的思维特征和价值观念（即使在建国后三十年整体性反西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密切相关），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应当看到，确实存在一些超越地域与种族的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理念，譬如民主科学自由对个人的尊重，都是现代化的公共元素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其相对性和差异性（包括语言宗教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等），但不能将这种相对性和差异性绝对化，甚至将东西文化看作完全对立的话语系统文艺理论领域也是如此，现代性已不只是一个理论术语，更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从根本上制约着现代文艺理论的限度及发展空间因此，必须超越本土身份所加的种种限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合理性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与西方现代话语相抗衡的话语系统，而是使自己的理论话语更丰富更有活力事实上，像大众文化种族与性别全球化人的存在及其命运信仰失落等已经成为中外文学理论批评文化研究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对话才是唯一的选择，是一个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双向运动而文化间的差异性是维系对话和理解的前提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注定要更多地向异质理论汲取新的资源仅从上世纪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文化批评等来自西方的理论话语，确实激活了中国文艺理论话语，大大开拓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景象不过，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所谓的误读问题原因可能是对西方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不甚了解，注重于理论话语的快速移植应用，但主要还是按照自身的现实需要和文化语境加以取舍，注入了本土内涵，从后者来说，这是一种必要的误读和变异事实上任何一种对话都是在某种有意味的误读中完成的当然要尽量减少西方理论话语的机械移用，对西方理论话语产生的内外因素做必要的梳理考察，找出它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由于作品与理论的互补性，应当细致考察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作品，发现理论的丰富性和针对性，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平面滑行。
论文 篇四
从总体上看，各国统计局网站虽在部门细类目上有些出入，侧重不同，但一般都能涵盖几大产业的主要方面。各国国情不同，我们也不强求中国与国外类目的完全统一，但是比较过后，觉得有两点值得借鉴：
其一，国内的统计信息偏重于第一大类，即金融税收财政等，数据提供得比较详细且查询较方便，而其他几大类的信息量较少，且也侧重于它们的经济效益。而国外几乎每一大类的信息都比较详尽，没有明显的偏重。尤其是美国，每一大类都有一个专门的统计网站，经过这样的精心打造，所能提供的服务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就统计局网站与数据提供部门的关系而言，美国与众不同。中国等国都是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而美国是由每个部负责自己的统计网站。这当然与各国体制有关，无可厚非，但就网站的实际效果而言，单独管理的网站数据更为详尽，面对不同的浏览者或目标群体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更为周到的服务，从而更能发挥各部门的特色与优势。
2数据信息
数据信息也许是评价政府统计信息网上公开情况最为关键的指标了。表1中列出了五项能大体上体现数据质量的参数。
表1
附图
注：以上日期均为2002/12/14浏览时获得，空格处为没有具体日期公布。
我国统计局网站在网页的更新、阶段信息方面可以做到及时，但在最新数据的提供上还有一两个月的时滞，历史数据提供的还不是很多，回溯能力不够强，北京的网站还可以，而上海的网站几乎没有较大历史跨度的回溯数据。美国的数据回溯能力都比较强。在网上轻松点击鼠标就能找到以往需在故纸堆里翻腾半天还不一定能找到的几十年前的数据，这是互联网的优势所在。所以，统计局网站可以挖掘一下这方面的潜力，给浏览者提供便利。
另外，在数据的表达方式上，我国提供的种类不少，但在实际浏览中，却存在着不足：(1)文本。国外能提供诸如txt、pdf、html、csv等多种文本类型的浏览、下载方式；(2)表格。就表格的类目划分而言，国外比较详细，在利用表格查询信息的互动程度上，国外网站可使浏览者根据需要自行组织表格，放弃对其而言是冗余的信息；国内相对死板，没有发挥电脑人机交互的特长；(3)图。国外有很多交互式很强的动态地图，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范围、进行大小切换等，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比单纯的印刷版信息服务更便捷、更具个性化。而这正是我们所欠缺的，一来图的形式使用得较少，二来图的类型诸如直方图、曲线图、饼图等使用范围比较狭窄。
3检索信息
检索是人机交互的最直接的通道之一，统计局网站如何才能既保留印刷型检索的特点又充分发挥电子版、互联网检索的优势是我们必须关注的。检索不仅要设计得规范、科学，而且要人性化，要为检索经验不足的普通浏览者提供便利。
3.1检索策略
首先，国内外大多数统计局网站都采用了时间、关键字、分类等检索策略，而后两种也是网络搜索引擎经常采用的较为成熟的检索策略，优势互补。
其次，就关键字而言，各网站运用的灵活性不同。我们列举了三种，即简单输入、选择和布尔逻辑。从表2中可以发现：国外网站一般都具备两种以上检索策略，国内只有国家统计局和上海统计局可以做到。上海统计局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出色，方法多样，检索便利。另外，在“选择”法上，国外网站提供的关键字较为丰富、角度多样，而国内的网站大多停留在选择类目的简单层面上。
再次，在分类法上，按树型的等级类目层层检索的方法几乎每个网站都有，但我们惊异地发现美国交通局在此基础上领先了一步，采用了分面组配的方式，这类似于在分类法中运用布尔逻辑的思想，从按不同角度分成的类目进行选择后得出的交集中检索出结果。这是网络检索的优势，能对检索目标进行多维思考、定义。
最后，从表格可以明显看出国外网站全部采用了地图检索方式而国内无一采用。网络的超文本、超媒体链接完全有能力支持检索方式的图文并茂。
此外，国外大都有按字母顺序检索的策略，而国内没有，这固然与不同文字特征有关，但是国内是否能采用按拼音音序查询的策略呢，这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3.2检索源
国内外统计局网站大多具备的检索途径是由很多张表格组成的关系型数据库，而下面列举出的三种是国外经常利用而国内欠缺的途径，我们认为可以加以吸收。
出版物方面，国外的网站大多可以直接链接到相关出版物，有的可在网上直接浏览，有的给出刊物名称便于用户下线查阅，这是对统计出版物的充分利用与合理推销，当然收益最大的是检索者。而web服务器的互连更大大拓宽了检索范围，运用了搜索引擎的本质。国外网站通常采用的形式是提供网址供选择，再进行超链接。鉴于此，国内网站应提高检索途径的多样性。此外，美国交通局和美国国家海图中心的数字图书馆设计得非常出色，如身临图书馆一般，数据来源丰富、信息广博，分布有条理、便于查找。
3.3检索结果要求
对检索结果的要求是检索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得到位能大大提高检索结果的相关性、适用性与针对性，从而提高满意度与效率。从表格可以看出，各大网站对此的重视程度大不相同。
我们列举了数量要求、类型要求、顺序要求三个具有通性、可以借鉴的方面作为比较的依据。浏览下来，国内的网站除了上海，其他无一涉及，国外的网站一般都有对检索结果的要求，某些网站还有对除此三项外的其他项目的要求。
在涉及到此部分的网站中，有些国外网站做得相当不错。例如：美国国家地理中心的检索表上对检索结果中关键字的位置提供详细的说明供选择，如inthebody,title,description,URL,sitename,link,image link,imagealttext,remoteanchortext等；在检索结果输出顺序上有按时间、字母、关键字出现的次数等，可顺序，也可倒序。
表2
附图
4出版物信息
从表3中可以看出，各国的统计出版物各有特色。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提供了推荐出版物，即对即将出版的刊物予以详细介绍。但新加坡的部分订购业务有些是免费的，有些受地区限制。美国各网站出版物方面的特色服务相对较多，如美国国家农业统计署有以日历形式公布的每月出版物，并列出出版物的名称、时间（图示标明早、中、晚）及格式；美国国家海图中心有出版物的拼音索引；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按类别提供了各种形式出版物的发行机构。在这些方面，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服务虽较全面如提供了图书的ISBN号、书名、价格、出版日期、作者及有相应的网上订购服务，但出版物类型不够多样，服务相对比较传统，缺乏特色服务；甚至北京网站中的E-survey根本没有记录或无法链接，出版物也全部被各种各样的公告、布告所取代。
表3
附图
5联系方式
国内外各统计网站的联系方式大同小异，电话、传真、E-mail是不可缺少且基本具备的。只有香港没有涉及联系方式这一项。在进行反馈调查实验中，以相似内容发至所选网站，美国各网站在短时间内都给出了较为满意的回复，美国交通局网站还能在收到询问邮件之后立刻予以确认；而国内各网站在反馈速度和质量上都较为欠缺，其中北京统计局网站未予回复。
特色服务包括：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中“联系”界面详细，并以填写survey表姓名、职位、组织、地址、问题等项的形式进行沟通；美国劳工统计局更加吸引人，极其详细地提供了每个部门及负责不同工作的专家或职员的姓名、电话及E-mail，这些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网站上是极为欠缺的。
6网站介绍及新闻
6.1新闻
所谓新闻，重在“新”字，当然要为用户提供最新统计动态，以便于跟踪时势作出及时反应与决策。过时的东西只能称其为消息，而不能视为新闻，因为它无法让用户感受到“新”在何处。这一点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及国内各网站做得不错，而相比之下美国部分网站稍有欠缺。但美国普查局提供的特色服务就是按日期、产品名称、地理位置等将新闻分类；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新闻中还配有图表和大量数据。
6.2网站介绍
美国各网站介绍的详尽程度不同，如美国交通局对其网站作了极为详细的介绍，包括职责权限、政策目标、质量、更新速度、用途等；美国普查局介绍了它的职责目标、职员活动、顾客信息并配有相关图片；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的介绍包括职责、政策、背景、目标、数据范围、成员、样本文章、成就等；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介绍有职责、承诺、目标、政策、成员等。另外，美国交通局、美国国家海图中心、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及国家设计局网站给出了职能结构图，这给用户更加清晰地了解网站，获取政府统计信息，更便利地联系与利用网站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性。
7其他特色服务
(1)美国国家农业统计署、美国普查局、美国劳工统计局有专门为孩子设计的页面，从孩子的眼光和认知能力入手，以多种形式引领孩子了解统计信息，关心统计网站，如各种游戏、小测验、简明易懂的介绍、难词表等，并分为初中、高中等不同层次；同时有可爱的卡通人物领路，成长地图方式，让孩子寓知识于娱乐中，其图片之精美、吸引人，色彩之和谐、明快让人赞不绝口。此外，他们也有专门为老师设计的网页。
(2)美国普查局提供了日历查询，并标明重大节日及庆祝活动的具体日期，还提供了统计领域著名人物简介，可以以mp3、RealPlay形式听国歌、演讲，看Powerpoint的演示等，使该统计局网站身兼多职。
(3)美国国家地理中心提供了按主题分类的交互式地图，并附有多种工具，在地图上可任意放大、缩小范围，并给出渐变过程，十分清晰，有层次感。
(4)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给出链接排名，这是参考了其他娱乐型网站的做法。
(5)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需要，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特别也是特色之处，就是随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将统计管理、统计法规、统计制度、标准和数据直报系统作为单独类目制成网页，而且公告、布告多而详细，并就数据直报系统提供了详细的供求信息，培训动态，报表下载，数据报送及介绍直报流程等。
(6)上海由于自身突出的经济、文化地位的优势，网站以大篇幅介绍上海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却没有对其统计局网站的介绍，但这种对城市介绍的详尽程度在其他网站是少有的。另外它的联系方式比较特别，并没有传统的电话、传真、E-mail，而是让用户登录个人信息，以便网站为用户提供免费统计咨询及最新产品信息。另外，上海统计局网站提供了排名金榜，包括工业、商业、房地产、物资流通、建筑业的XX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些激励作用。
8问题与建议
8.1问题
问题一：我国相关部门对政府统计信息的网上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国内统计网站的种种不足体现了我国相关部门对政府统计信息的网上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一来，主管部门是否只是将统计网站看成是政府统计信息工作的附带品、印刷产品的电子版、统计事宜的公告牌，却很少想到充分利用网站在数据更新、资料查找与交流互动等方面的真正价值。二来，主管部门是否投入了足够的人力、物力与精力在政府统计网站的建设上。一个更新及时、剖析透彻、服务周到、为用户考虑周全的政府统计网站是多方面作用合力的结果。
问题二：网站为用户考虑较少。国外网站非常注重使用者的感受和使用便利程度，在网站各个栏目的设计上动足脑筋、大下功夫；而国内网站则相形见绌。在检索方面，澳大利亚统计局网站的查询是专门作为一个系统页面来处理的，提供了多达8种查询途径。相比之下，国内网站则把重点放在了统计数据本身，检索途径则相对简单。在交流方面，国内网站除公布传统的下线联系方式外，鲜有提供在线交流的，即使提供有的也无法链接、有的则无反馈，更不用提具备国外某些网站的各种生动直观便捷的互动方式了。总之，从用户角度出发、为用户着想应该是一个好的政府统计网站工作的立足点与出发点。
问题三：政府统计网站没有在企业行为信息化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被利用率不高，得不到信任。网站的实用性强和被利用率高将会促进政府统计网站为本国市场尽心尽力，各个行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统计数据或资料时，可能首先想到该国的统计网站，因此会迫使其快速及时更新数据，透彻剖析数据，全面、详尽地总结数据。而国内政府统计网站，只是一种网上的形式，很少起到真正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各行业、企业及相关部门也很少首选浏览统计局网站，造成网站被利用率不高，得不到信任，于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事实上，一旦政府统计网站建立，就已经进入了网络世界所特有的“注意力经济”，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能否展示自身的风采，吸引上网者的注意力，提高点击率，取得用户的信赖是一个网站【内容提要】文章调查分析了政府统计信息网上公开情况，以统计局网站为研究平台，全面、细致、系统地比较国内外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服务，包括各项统计数据、统计方法、更新速度、查询策略、统计出版物、互动方式等，从而找出中国统计局网站与国际标准或同类型优秀网站的差距，对我国统计局网站的设计与制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学术论文 篇五
要求论文题目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常见毛病是：过于笼统，题不扣文。关键问题在于题目要紧扣论文内容，或论文内容民论文题目要互相匹配、紧扣，即题要扣文，文也要扣题。这是撰写论文的基本准则。
2．简短精炼
力求题目的字数要少，用词需要精选。至于多少字算是合乎要求，并无统一的“硬性”规定，一般希望一篇论文题目不要超出20个字，不过，不能由于一味追求字数少而影响题目对内容的恰当反映，在遇到两者确有矛时，宁可多用几个字也要力求表达明确。若简短题名不足以显示论文内容或反映出属于系列研究的性质，则可利用正、副标题的方法解决，以加副标题来补充说明特定的实验材料，方法及内容等信息使标题成为既充实准确又不流于笼统和一般化。
3．外延和内涵要恰如其分
“外延”和“内涵”属于形式逻辑中的概念。所谓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每一个对象；而所谓内涵，则是指对每一个概念对象特有属性的反映。命题时，若不考虑逻辑上有关外延和内涵的恰当运用，则有可能出现谬误，至少是不当。
4．醒目
论文题目虽然居于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醒目位置，但仍然存在题目是否醒目的问题，因为题目所用字句及其所表现的内容是否醒目，其产生的效果是相距甚远的。有人对36种公开发行的医学科技期刊1987年发表的论文的部分标题，作过统计分析，从中筛选100条有错误的标题。在100条有错误的标题中，属于“省略不当”错误的占20%；属于“介词使用不当”错误的占12%）。在使用介词时产生的错误主要有：
①省略主语——第一人称代词不达意后，没有使用介词结构，使辅助成分误为主语；
②需要使用介词时又没有使用；
③不需要使
用介词结构时使用。属于“主事的错误”的占11%；属于“并列关系使用不当”错误的占9%；属于“用词不当”、“句子混乱”错误的各占9%，其它类型的错误，如标题冗长、文题不符、重复、歧意等亦时有发生。
（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anddepartment）
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
（三）摘要（Abstract）
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
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
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
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
论文摘要虽然要反映以上内容，但文字必须十分简炼，内容亦需充分概括，篇幅大小一般限制其字数不超过论文字数的5%。例如，对于6000字的一篇论文，其摘要一般不超出300字。
论文摘要不要列举例证，不讲研究过程，不用图表，不给化学结构式，也不要作自我评价。撰写论文摘要的常见毛病，一是照搬论文正文中的小标题（目录）或论文结论部分的文字；二是内容不浓缩、不概括，文字篇幅过长。
（四）关键词（Keywords）
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
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
关键词是标示文献关建主题内容，但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关键词。
关键词或主题词的一般选择方法是：
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纵观全文，先出能表示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或词汇，这些住处或词江，可以从论文标题中去找和选，也可以从论文内容中去找和选。例如上例，关键词选用了6个，其中前三个就是从论文标题中选出的，而后三个却是从论文内容中选取出来的。后三个关键词的选取，补充了论文标题所未能表示出的主要内容信息，也提高了所涉及的概念深度。需要选出，与从标题中选出的关键词一道，组成该论文的关键词组。
关键词与主题词的运用，主要是为了适应计算机检索的需要，以及适应国际计算机联机检索的需要。一个刊物增加“关键词”这一项，就为该刊物提高“引用率”、增加“知名度”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五）引言（Introduction）
引言又称前言，属于整篇论文的引论部分。其写作内容包括：研究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预期的结果及其在相关领域里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引言的文字不可冗长，内容选择不必过于分散、琐碎，措词要精炼，要吸引读者读下去。引言的篇幅大小，并无硬性的统一规定，需视整篇论文篇幅的大小及论文内容的需要来确定，长的可达700~800字或1000字左右，短的可不到100字。
（六）正文（Mainbody）
正文是一篇论文的本论，属于论文的主体，它占据论文的最大篇幅。论文所体现的创造性成果或新的研究结果，都将在这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要求这一部分内容充实，论据充分、可靠，论证有力，主题明确。为了满足这一系列要求，同时也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人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自然段。每一逻辑段落可冠以适当标题（分标题或小标题）。
段落和划分，应视论文性质与内容而定。
一般常见的划分方式有：
①实验原材料和材料/实验方法/实验结果和分析。
②理论分析/实验装置和方法/实验结果比较与分析。
根据论文内容的需要，还可以灵活地采用其它的段落划分方案，但就一般性情况而言，大体上应包含实验部分和理论分析部分的内容。“实验结果和分析”这一部分是论文的关键部分。有人曾说：“实验的结果是论文的必脏”，这并不为过，论文的新意主要在这里体现。
不少学科的论文，还可再简化一点，例如，医学论文，常将正文部分分成两个大段落，即：“材料和方法”（或“对象和方法”），“结果和讨论”（工“结果和分析”）。
要写好“材料和方法”这一节，应给出诸如实验所用原料或材料的技术要求、数量、来源以及制备方法等诸方面的信息，有时甚至要列出所用试剂的有关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要避免使用商业名称，通常应使用通用化学名称。实验方法应介绍主要的实验过程，但不要机械地按通常以年、月的次序进行描述，而应该将各有关的方法结合起来描述。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使有能力的科技工作者按论文这一部分提供的信息，可以生复文中的试验及其结果，并即达到“再现性”或“可重复性”、“确证性”的要求。缺少论文写作经验与素养的人，容易将这一部分写成实验报告。
论文论文 篇六
本文拟从20世纪我国“文学概论”教材关键词的视角，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我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资源何在？其二、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其三、是“失语”还是“得语”?这里，我们对“关键词”的概念稍作限定：所谓“文学概论”教材的关键词，是指能够反映该教材文学观念的重要术语，或是建构该教材框架体系的核心范畴，也指该教材所处的某个时期文学理论界普遍流行的基本话语。
一
“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经学课程，而无文学课程。清代只有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创办的学海堂(广州),讲授过《文选》、《杜诗》和《昌黎集》,其他的学堂书院在文科的教学方面，仍跳不出经学的樊篱。进入20世纪，“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康有为)①,引入国外现代教育体制以后，情形才有所改变。1902年，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虽设有“文学科”,但实际讲授的内容还是传统的“词章学”。1903年，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设置了“中国文学”学科。同年，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文学科大学分设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尤其是在中国文学门中，开设了“文学研究法”和“古人论文要言”两门课程。前者虽然内容庞杂，但也涉及到了文体、文法、风格，以及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和文学与道德之关系等，可以看作是“文学概论”课程的萌芽。后者涉及到《文心雕龙》等内容，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滥觞。新的文学观念正在孕育之中。到1913年，现代文学观念便呼之欲出了。这一年有两个重要的文件值得一提：一个是《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在文学门的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和言语学类等，均设置了“文学概论”课程；一个是《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指出：“国文部及英语部之豫科，每周宜减他科目二时，教授文学概论。”②但是，国文学类当时还是开设“文学研究法”,直到1917年才开设了“文学概论”。由于“文学概论”是从国外新引进的课程，所以师资奇缺，就连北京大学都找不到专任教师③。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概论”课程④;同年，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课程中讲授“文学概论”。我国高校正式开设“文学概论”课程大概就从此时开始。从这个时间算起，可将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和出版分为三个时期：
1920年至1946年为第一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40多种。从沈天葆《文学概论》(1926)、马仲殊《文学概论》(1930)、曹百川《文学概论》(1931)、赵景深《文学概论》(1932)、陈穆如《文学理论》(1934)、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1934)、陈君冶《新文学概论讲话》(1935)和张长弓《文学新论》(1946)等10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其关键词有定义、特质、起源、情感、思想、想象、形式、国民性、时代、人生、道德和个性等。这些关键词都渊源于西方文学理论。其中“思想”、“想象”、“感情”和“形式”来源于美国学者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年，傅东华译)。后来，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1922年，钱新、景昌极译)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这两部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梅光迪在东南大学开设文学概论课时，就是直接采用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作为教材的。此外，还有丹纳《艺术哲学》提出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也影响到我国早期文学理论教材体系的建构。
1947年至1979年为第二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18种。从林焕平《文学论教程》(1948)、刘衍文《文学概论》(1957)、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文艺学新论》(1959)、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79)等影响较大的几部教材来看，其关键词有三大系列：一是本质论系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反映、社会性、阶级性、党性、人民性、世界观、倾向性和社会生活等；二是创作论系列，以“创作方法”为核心，有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个性、流派、文学思潮、个性化和典型化等；三是本体论系列，以“形象”(人物形象或艺术形象)为核心，有性格、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真实性、艺术性、内容和形式等。这些关键词大多来源于苏联文论。这个时期先后译介苏联文论教科书10多种，其中影响大的有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1952)、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1953)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1958)等。
1980年至2000年为第三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40多种。其中80年代前半期所出版的几部教材，如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1981)、郑国铨主编《文学理论》(1981)、李衍柱主编《文学理论基础知识》(1981)和黄世瑜主编《文学理论新编》(1986)等，还基本上使用着前一个时期的文论话语。从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第三次西化浪潮的迭起，大量的新话语应运而生。据统计，平均每年产生800多个新词语，共约有7000多个新词出现⑤。这当然包括新的文论话语在内。从此间所出版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诸如钱中文等《文学原理》(三卷本，1989)、畅广元主编《文艺学导论》(199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1992)、姚文放著《文学理论》(1996)、吴中杰著《文艺学导论》(1998)、王先霈主编《文学理论》(1999)和顾祖钊著《文学原理新释》(2000)等来看，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关键词有文学活动、文学生产、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消费、文学接受、世界、作品、作者、读者、文本、话语、符号、主体、客体、再现、表现、意象、阐释、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对话、言语、细读、误读、语境和传播等。
至于这些关键词的来源却比较复杂。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也译介了几部外国文学理论教材，但影响似乎都不大。人们感兴趣的只是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1984)“内部研究”的理念和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1985)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尽管，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1985)在苏联文论界自成一派，但仍是“意识形态论”的调子，使已厌倦了苏式文论的学者们大减胃口。只有艾布拉姆斯《镜与灯》(1989)是个例外。当然，严格说它并不是一部文学理论教材。这部出版于1953年的文论名著，经过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1987)的咀嚼，成为我国正在寻找新路的文论家们的精神食粮。他的文学理论“四要素说”成为一些教材建构体系框架的参照。这个时期人们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之上。所以，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1988)便格外受到人们的青睐。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这个时期关键词的来源。此时，从启蒙时期和成熟时期的文论背景下诞生的新一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从西方文学理论教科书中去寻找话语资源的模仿行为，而是将目光移向更为广阔的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界。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教材中关键词的来源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要逐一考察起来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只有写出类似韦勒克《批评的概念》那样的专著，才能说个明白。因此，这里只能大概而言了。诸如来源于表现主义文论的有“表现”、“再现”,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有“陌生化”,来源于新批评文论的有“细读”、“构架”、“张力”,来源于符号学文论的有“符号”、“能指”、“所指”,来源于结构主义文论的有“言语”、“历时”、“共时”,来源于接受理论的有“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来源于精神分析学文论的有“无意识”、“情结”、“原始意象”,来源于原型批评文论的有“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原型”,来源于阐释学文论的有“话语”、“对话”、“视野融合”,来源于对立实用批评文论的有“误读”,来源于女权主义文论的有“反思”、“缺席”,来源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活动”、“生产”、“审美意识形态”等等。还有“主体”、“本体”、“本文”、“文本”⑥、“语境”、“意象”、“在场”和“不在场”等话语各家都在用，一时还难以考辨出它们的本源。
总之，近百年来，我国学者共编撰和出版文学理论教材近百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现代文论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教材中的关键词大多取自西方文论。由于这些教材也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的文学理论发展状况，所以我国现代文论关键词的来源路向也基本上与此相同。欧美文论、苏联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是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关键词的重要资源。
二
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这虽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外国文论话语都是我们主动拿来，而不是人家送来的。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文化侵略”和“殖民色彩”。为什么要去拿？道理很简单：“需要”。所以，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只有两个字：“需要”。
首先，是培养人材、改革教育的需要。明清以来，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要文体，流弊日深。诸生的知识视野愈来愈狭窄，不知经学之外还有其它学问，八股之外还有其它文章，更不知中国之外还有世界。有的考官，以为“贞观”是“西京年号”,“佛寺”是“西土经文”;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甚至有人入了翰林，还闹出“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的大笑话⑦;若有人问起“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⑧,可见其孤陋寡闻到何种地步！因此，近代有识之士无不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在教育。当年，康有为曾忧愤填膺地说，这样的教育是愚弄人民，甚至是杀人，“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⑨所以，此时改革教育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是，如何改革？虽议论纷纷，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向西方学习。因为，人们发现：“凡泰西之所以富强、横绝地球者，不在其炮械军兵，而在其学校也。”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不断引进“西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现代的教育体制。“文学概论”课程的引入和开设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所以，引入西方文论话语和关键词，完全是为了适应培养人材和改革教育的需要。
其次，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自明末清初开始以至现代，引进西学往往与富国强兵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徐光启是这样，华蘅芳是这样，现代的学者也是这样。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先行者容闳说，他赴美留学的志愿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1这代表了当时一代学者的共同心愿。因此，引进西学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对内而言，我们需要不需要；二是对外而言，西学有用还是无用。其实，归结起来便是一条原则，即“实用”的原则。这是选择译介对象和判断西学价值的基本原则。徐光启那一代学人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是为了实用；梁启超那一代学人引进西方文艺美学，也是为了实用。所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最终目的，并不在诗、文和小说，而在于改良，在于革命自身。至于现代学者对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还是为了实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实用”不是用于一己之私，而是用于民，用于国，用于实现富民强国的崇高理想。
具体说，第一个时期所引进的西方文论话语，主要是满足两方面的需求。一是满足文学知识启蒙的需求。诸如文学的“定义”、“特质”、“起源”、“分类”等。这方面的问题在传统文论中讲得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处，不成体系。当然，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个奇迹般的孤例。他受佛经影响，“释名以章义”(《序志》),从定义出发谈论文学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东西不多。我们传统的文论更习惯于在形而下的层面谈论问题，而不习惯在形而上的层面建构体系。所以，西方文论话语的引入，在当时不仅使国人耳目一新，而且在文学知识上具有启蒙的重大意义。至少在这些教材的编著者和受教者的心目中，建立了文学的基本观念，诸如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感情”,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是“想象”,文学的表达媒介是“形式”(文体和语言)等。另一个是满足民族救亡的需求。“五四”时期乃至后来的一段时间，“人生”、“个性”、“国民性”、“时代”、“道德”等是社会文化的热点话语，故在文学理论教材中也反映了出来。当时，国难当头，文学理论工作者不可能超然尘外，只从事文学知识的启蒙，而不去从事民族的救亡工作。
诸如“国民性”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社会学话语，也是一个文艺学话语。前者，如海尔巴脱的《国民性及其他问题》,日本学者芳贺的《国民性十论》等。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中，剖析了日本国民性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说：“对于国民性竭力加以大改造，则正是生活于新时代的人们的任务。……没有将国民性这东西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能成功的么？”这差不多也是当时我国学者的共识。鲁迅先生认为，厨川白村不仅揭到了日本国民性的要害处，也揭到了中国国民性的要害处。所以，他翻译了厨川白村的作品，其目的是借“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12,治中国的国民性弊病。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一个热门话语。后者，日本学者本间久雄将“国民性”作为一个文艺学话语，引入其所著的《文学概论》之中。本间氏的著作于1920年引入我国后，影响很大。曹百川、赵景深、方光焘、夏炎德、薛祥绥、张长弓等人，都将“国民性”一词建构在各自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因此，引入“国民性”一词，不仅是社会革命的需要，也是文学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第二个时期“一边倒”地从苏联文论中引入话语和关键词，也是由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或者说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早在20年代，鲁迅、冯雪峰、夏衍、成仿吾、蒋光慈和李初梨等人，就对苏联文论进行了翻译和介绍，并具有相当的影响。由于当时国内国际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以“个性”为中心的关键词还占居主导地位，所以苏联文论话语还未进入教材建构。到了第二个时期，中国革命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作为刚刚走上国家领导地位的第一代领导人，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战时文化的色彩并未淡化。于是，这些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苏联文论话语，便成为中国学者唯一的选择。于是便出现了由第一时期的文论话语向第二时期文论话语转换。具体说来，就是文学的本质话语由“思想”转换为“意识形态”,本体话语由“感情”转换为“形象”,思维方式话语由“想象”转换为“形象思维”,表现对象话语由“人生”转换为“社会生活”,甚至还有从“国民性”转换为“人民性”等等。至于体系框架的转换则更为明显。如巴人说，他的《文学初步》(1950)“全书的纲要，大致取之于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13。类似的情形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这其中实用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
苏联的文学理论是以“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为主流的文学理论，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它产生在苏联特殊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上。与欧美文论和日本文论相比，苏联文论具有鲜明的特色，形成了新的文论体系。由于我国政治制度与苏联有某种相似性，因而苏联文论成为我国这个时期文学理论关键词的主要来源。与上个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关键词显得更加丰富多样，尤其是在本质论(意识形态)、本体论(形象和典型)和创作论(形象思维和创作方法)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我国文论家也由此显得更加成熟了。如果说上个时期是文学理论学科的启蒙期，那么这个时期则是文学理论学科的成熟期了。但是，“”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阶级斗争话语浸染了文学理论教材，造成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荒漠状态。这当然不能说是文学理论自身的错误，而是政治运动干涉文学理论后所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
再次，是为了满足我国现代文论建设自身的需要。前两个时期的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虽有适应时代需要的实用目的，但也不能忽视它在文论建设方面的意义。特别是第三个时期的到来，由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文论界真正获得了宽松和自由，开创了理论建设“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我们在对外来文论话语的态度上，虽然淡化了政治意识和实用意识，却并没有淡化“需要”意识。这时期引入的众多文论话语和关键词，虽不再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但却是为了满足新时期文论建设自身的需要。它基本上是通过三条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是恢复和重提过去不占主流的或被扼杀的文论话语，诸如“文学是人学”、“写真实”、“共同人性”、“形象思维”等；二是营造新的话语，诸如方法论的洗礼，性格组合论的提出，主体论的讨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强调和文艺心理研究的掘进等；三是对西方现代文论和后现代文论话语的接纳，诸如“符号”、“本文”、“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解构”、“颠覆”和“权力”等。
总之，我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西化”,是在适应我国现代社会需要和文论建设自身需要的前提下，由我国学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这里不存在被动接受，也不存在“文化侵略”。正如尼采所说：“求古源尽者，将求新源。”14当传统文论的话语资源不能够满足文学理论发展的需要时，从国外引进新的文论话语是势所必然的历史选择。所以，应该看到，“西化”在我国文论话语现代化过程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目前，人们对此多持贬否之词，是不正确的。试想想，如果没有“西化”,很可能我们还在传统文论的十字路口上徘徊着，中国现代文论的出现将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三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结合本文论题，对“失语症”一说谈点看法。
文学理论教材中的关键词是文学观念的载体，理论的含载量颇高，具有较强的理论建构力。这些关键词既是我们观照文学风景的窗口，又是反映一个时代文学观念演化的晴雨表。所以，文学界的风云变幻最先都会从关键词中反映出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15也就是说，我国现代文论中的新话语和关键词，大都是伴随着文学新潮而引入的。这种情形在过去的百年中，主要有三次：一次是20世纪初，一次是50年代，一次是80至90年代。那么，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从外国文论中引进的新话语和关键词有多少呢？我依据最新出版的《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附录I.《外来术语英汉对照表》16作一统计，共引进文学术语2018个，其中文论术语有533个，常用文论关键词有126个。此表中文论关键词的内容和数量与本文所论及的关键词大致相符，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百年来引进外国文论话语的实际情形。
这些文论关键词的引进，是通过“翻译”实现的，也就是将外文关键词译成中文关键词。“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对话，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沟通、交换和对等的双边对话活动。我国学者历来对此态度是很严谨的。1903年，《奏定译学馆章程》中规定：“专科学术名词，非精其学者不能翻译。”17再说，一个文论关键词的最后译定，往往不是凭藉一人之力，而是经过学界同仁长期商榷、磨合乃至约定俗成的。
比如英文术语“inspiration”在上个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时，开始音译为“烟士披里纯”。当时一些赶时髦的文人，一谈文艺创作，就要大讲特讲“烟士披里纯”。后来，人们才感觉到此种译法非但不雅，而且令人费解。于是，才译定为“灵感”。朱荻先生说：“单从术语翻译的角度来看，把‘烟士披里纯’从音译翻成‘灵感’,是译得极好的。灵感的灵，繁体字灵，从巫。《说文》:‘巫以玉事神’曰灵。照许慎的解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所以，灵感这个词的翻译，可谓与柏拉图时代的含义相近，一是有通神的意思，二是与巫有关。”18
又如英文术语“romanticism”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我国时，最初有两种译法。一种是梁启超和王国维从日语中转译为“理想”,与“写实”相对应。又有人译作“理想主义”。这基本上是采用了意译法。另一种是鲁迅于1908年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采用梵文之意，音译为“摩罗派”或“罗曼派”。又有人译作“罗曼主义”。这基本上是采用了音译法。当时，两种译法难分高下，故并行于文坛之上。直到1930年，才译定为“浪漫主义”。
由此可见，作为对话的翻译，就不仅只有外语在场，而且汉语也在场，是外语与汉语之间对等地沟通和交换。两种语言的对话是否成功和有效，关键要看“翻译”的水平。一般来说，翻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还要精通两种语言的文学和文化；不仅要“专其学”,而且要“精其学”。所以，翻译者要完成一次对话，便要使出浑身的解数，调动母语方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广博知识积累。翻译者代表母语方参与对话，并用汉语的表达方式将对话的成果固定下来。诸如上文所说的“灵感”、“浪漫主义”等就是如此。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种对话的有效性，我们组织了下面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是用图表形式进行的。对话的一方是陈慧、黄宏煦主编的《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外来术语》,另一方是彭会资主编的《中国文论大辞典》(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和《辞源》(合订本)。
序号《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外来术语(英)》《中国文论大辞典》《辞源》
lLiterature(文学)文学文学
2Imagery(意象)意象意象
3Imagination(想象)想象想象
4Style(风格)风格风格
5Structure(结构)结构结构
6Form(体裁)(体裁)体裁
7Empathy(移情)移情移情
8Taste(趣味)趣味趣味
9Satire(讽刺)(讽刺)讽刺
10Plot(情节)(情节)情节
11Feigning(虚构)(虚构)虚构
12Tone(格调)(格调)格调
13Euphemism(委婉)(委婉)委婉
14Grotesque(怪诞)(怪诞)怪诞
15Humours(幽默)(幽默)幽默
上表纵列II括号中的文字是译名；纵列Ⅲ括号中的文字是该辞典虽未收入，但在中国文论里又存在的话语。
其实，在中文与西文(主要是英文)的对话中，存在着三种情形。一是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有现成的词语来作为译名，如上表所列出的15个译名。其中大多数译名语义与西文相近，也有不尽相同的，如“幽默”,它的本义是“静寂无声”。这部分译名最容易给读者造成错觉，以为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存在着与西文完全一样的术语。有人甚至将译名与西文等同起来，并认为译名就是西文，西文就是译名。这样就忽视和遮蔽了西文的存在。正确的说法是：译名与西文在语义层面上是大致相近的，但在语言层面上又绝不相同，即西文是西文，译名是译名。如在英文中只有“imagery”而无“意象”,“意象”只是它的中文译名。二是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没有现成的词语来作为译名，只有另造新词来译它。如“灵感”、“语境”、“解构”、“通感”、“召唤结构”、“期待视野”等。三是模拟西文的音译，如“沙龙”、“罗曼”、“烟士披里纯”、“洛可可式”等。
总之，在以上三种情形中，除了音译是有特殊的需要之外，应该说译者们调动了浑身解数，站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立场上，使用汉语的方式来参与对话。这场对话，汉语不仅始终在场，而且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所以，尽管我们在西方文论中引进了大量的话语，但这些话语大都“中国化”了，变成了中国文论的血肉。这是“得语”而不是“失语”,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
那么，什么是“失语症”呢？时下议论较多。按我们的理解，所谓“失语”’就是丧失了说话的权力。它是指我们没有能够创造出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或曰特色)的新话语，去参与世界文论的对话。在这层意思上说“失语”,说“缺席”,都是对的。但是，这与我们引进西方文论话语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说，“得语”之因，并不一定会结出“失语”之果。因此，我们认为，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者和使用者，都不需要为“失语症”负责。我国从东汉以来曾大量译介佛经，佛学话语已浸透到中国文化话语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失语”,倒是带来了汉语的极大繁荣。所以，“失语症”不应该记在引进西方文论话语的帐上。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①⑧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37、38页。
②17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729、638页。
③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8页。
④傅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理论的发轫及检讨》,《文艺报》2001年4月3日第3版。
⑤引自张宏梁《科技词语：飞入当代文坛的彩蝶》,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
⑥对于“本文”和“文本”,国内学者一般不加区分，常常混用。在西方文论界也有这种情况。但是，索绪尔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文”就是所指(事实、存在),而“文本”只是能指(语言、符号)。如果按这样理解，文学作品就只能是“文本”,而不是“本文了。
⑦⑩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956页、951-952页。
11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12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260页。
13毛其庆、谭志图汇辑《文艺理论教材史料汇编》(内部刊印，1981),第23页。
14引自鲁迅：《摩罗诗力说》。
15《鲁迅论文学与艺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
论文论文 篇七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论现状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状态下的当代文论建设所面临的困境，着力探讨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可能途径，并对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思考。
中国当代文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构成：从时问之维审视，它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地域区分而言，它同时包含西方理论和本土话语；而从理论结构来看，立场各异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这种杂语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代不少文论读本中，包括由童庆炳先生主编、影响广泛的《文学理论教程》。细加考量，会发现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文论书写传统，因为可供当代文论书写者选用的理论传统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既有中国古代文论①传统，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论传统(以苏俄文论为主要理论资源)，加之西方文论传统，共有三种理论渊源。以三种理论资源为不同的坐标参照系，可以衍生出大量互相交织、形态纷呈的文论作品。虽然当代文论资源丰富，理论著作亦浩如烟海，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仍处在进行时中，尚未形成严整有序的理论形态。对当代文论的全面梳理并非本文可以胜任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仅在于，为何在中国文论的当代话语系统中随处都不难发现对西方文论资源的借用，而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丰富内涵却未得到足够体现？因此，本文力图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在他者的强大影响下获得本土特质，从而实现价值重建与风范再铸。
1当代文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由此带来的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深刻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有学者在论及当代文艺的切身处境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文学走向杂语和杂体的过程中，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失去了权威性，民族语言失去了神圣性，审美话语不再雄踞于其他语言之上，艺术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则，等级制语言关系在走向解体，生活与艺术既有的联结和界限在断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边缘。”处身于此种文化背景中的当代文艺理论，亦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转向：研究主体开始由意识形态变为形式结构进而到观念解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文学性、审美性演进到(大)文化性、社会性。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互融互渗，使得当前的文论写作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说品格一那种非独断的、非个体中心化的特征极为鲜明。
以上情势，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身处的全球化语境息息相关。新时期以来，大量西方文艺作品、文艺论著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从作家创作到文论建设，可以说都处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响之下。当代作家余华曾坦言，“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推及至文论领域，荫蔽之风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称，中国没有文艺理论，通行的概念和范畴，没有几个不是洋化了的，2O世纪的文艺理论不过是西方文论罢了。
诚然，20世纪西方学者在文论领域成就卓越，委实不可小觑，学界也曾公认上个世纪为西方文论的世纪。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即从上世纪8O年代开始，西方文论主潮便轮番进人中国当代文论的书写中。在作家、作品、读者与社会四个维度上，法国传记批评、精神分析与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女权主义、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在文论界占据一席之地，学界不仅有多种译著出版，同时也产生了相当规模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先哲有言“过犹不及”，因理论缺失而导致的异域理论直线乃至长线输入，造成了一个颇令学人尴尬的局面：长久以来，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处于学术前沿的往往不是本土原创性理论，而是西方新近盛行起何种主张，便译介何种理论，举凡弗洛伊德、荣格、拉康、什克洛夫斯基、韦勒克、沃伦、罗兰·巴特、巴赫金、德里达、胡塞尔、伽达默尔、姚斯、马尔库塞、福柯、杰姆逊、哈贝马斯、赛义德等等西方学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充塞于各种译著与专论之中，几乎湮灭了传统文论原本就极微细的声音。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频频引进西方文论资源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文论界革新与超越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当代文论书写者自身的文化弱势心态与言说焦虑。上世纪8O年代初，国门大开，随着经济改革的风生水起，文化专制的坚冰开始裂破——学界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外国作品译介热(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当时，不少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反思同时，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落后，“文学理论落后于文学创造，这在各国的文学史上，都不少见，但像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落后状态，实属罕见。”。因此，在又一次的西学东渐之进程中，学者们面对大量西方文论典范，欣喜若狂，继而不假思索的统统“拿来”，丝毫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可以说，是自身的匮乏导致了资源引进时的盲目和之后的“消化不良”。因为2O世纪文学理论复杂多样，学派纷呈，分立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二条主线之列，并由此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学理论。更为关键的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一道永远也无法填满的鸿沟，再新颖再坚实的西方文论体系都不可能成为解读中国文学的万能钥匙。忽略了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话语模仿，在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里遮蔽了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疑是不明智的。
是故，我们认为，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发现差异价值，才能导向正途。因此，首先理应破除心理上的误区，耐下性子总结本土经验而不是一概“拿来”。种文化只有回归到民族本位，才不至于患上“失语症”。由此而论，当代文论建设者至少要有勇气面对双重压力：一方面维系起本土文化命脉，传承传统文化精粹；另一方面重新接受一整套西化知识体系，在迥异的思维方法、叙述习惯之间找到合乎当代品格的言说风范。正视当代文论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在吸纳他方文化先进成分的过程中发挥本土资源优势，使中国文论改变单纯受动方的位置，增强本土的、当前的问题意识，增添理论的原创度，在民族意识和全球视野中构建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关系，才不失为长远之计。虽然现有的庞大文论体系和纷繁的各派学说已经建构起一个漫无际涯的公共知识场，然而并没有哪种权威话语能够独占唯一的合法地位。既有理论框架无法阐释并穷尽纷杂的文学现象，文论写作主体也不再可能寻求到唯一的“真知”，而是力图创造从多种角度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各方碰撞和交往中不断吐故纳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实为当务之急。
2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当代文论建设到底如何进行？在我看来，我们还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身份诉求之后，当代文论的书写势必转向传统文论领域寻找再生资源。当然，我们首先要了然于心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否还依然熠熠生辉？那些蕴含着无数情思的妙悟是否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传统文论中那种开朗宽阔的包容心态、有无相生的辨证思维和流转如意的审美境界都是当代文论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品质。然而，对比当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传统文论的边缘化处境：一方面它是当代文论创生的资源之一，亟待开发；另一方面它在当代文论书写中只是被零星引用，尚未内化为有机的组成。作个不恰切的比喻，宛若一个纨绔子弟拥有祖上广漠田产，却不思经营终日求乞般讨生活。这样的情形着实令人哑然，发人深思。
因而，如何有效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成了学界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那种试图仅仅依靠传统文论的既有概念和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论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实际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秉持双向的开放心态，向中国传统和西方新知同时敞开，才不致失于偏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恰恰呈现互补的状态，那么为何不融会东方智者的禅心妙悟与西方哲士的新锐视角，在古老的概念范畴中注人现代新义，汲取异域有效理论内涵，扬弃艰涩的语言外壳，实现中西合璧、优势互补？在这一点上，曾有学者提出通过中西互补来把“评点妙悟”式的古典形态转换成“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也有学者提出诗学模式转换，即“由传统认识论诗学向语言论诗学转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只有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原意阐释、语义澄清之后，才能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校勘、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文论典籍的创造性诠释是传统文论转换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性工作。在现代诠释的文本新解中，至为重要的是用现代眼光筛选与现代知识的阐释。即在现代意识的统摄下重新估定古文论中有价值部分，加以现代化阐释，达到与当代文论的沟通互证。在传统的训诂、考证的实证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较的牵强比附，既不固守中国传统文论的本位，也不把西方新学说当作理论出发点。不惟古，不惟洋，在经由现代眼光打量之后，发掘二者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对话、交流中，显示双方各自理论品格的高低上下，继而确定各自在总体理论格局中所处的层次与地位。
勿需赘言，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成为新的知识积累，让其在获得现代阐释之后介入当代文论的书写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论成为有效的精神资源，浸染文论写作者的精神气质。钱中文先生就认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应该面向人的精神建设。中国传统文论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热情、智性表述和知性体验理应在当代文论书写中被激活和苏生。依照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每个民族的文化深层结构里，都蕴藏着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来自个人经验以外的，通过遗传、继承，以原型的方式成为第二精神系统的部分。可以断定的是，某些独特的文化记忆，只能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张少康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思想就是：建立在‘仁政’和‘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论所不能提供的，它们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瑰宝，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区别于他者的标识符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深厚基石。
另外，中国古文论话语系统属于文人修辞，清丽晓畅，不仅具有理论思维层面上的意义，本身也蕴含丰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在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上，几可等同于文论作品本身，鱼跃鸢飞，羚羊挂角，诗意禅心，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将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将之作为完整自足的体系呈现出来。在古代文论的整体构成中，除了少量文论专著有着相对完整谨严的逻辑性架构之外，绝大部分都散落在诗话、词话、序跋、信札、书论评点当中，如脱线的珠玉，散落各处。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在干余年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传统的、代表东方美学特色又与西方极不相同的潜在的理论体系，只可惜在“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里被中断了。当然，传统文论的体系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当代文论书写者展开积极思考和反复论证，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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