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6篇《社会学论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朋友、小朋友们。
社会学知识论文 篇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中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是马克思力求从中性的角度来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表征。总体上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会产生出与其地位相应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倒的意识”时，他们是从异化的劳动势必会导致异化的政治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的，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马克思逐渐将“意识形态”概念向中性发展，使其作为与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总体说来，正是通过深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知识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势必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识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权力内驱力
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对于舍勒来说，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与马克思强调劳动异化决定知识异化不同，舍勒主张，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人的本能—内驱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如果不存在追求权力的内驱力，那么，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而关于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则是关于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他的逻辑思路是，所有知识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而对于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结构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则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作为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所以，所有知识都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作为预设前提的，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应该到人的本能—内驱力理论中去寻求根据。在舍勒看来，知识本身就是透视社会及其特有结构的窗口。舍勒认为知识的结构与知识的从事者自己的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例如，在对形而上学知识进行分析时，他指出：“对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来说，形而上学家们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等级和阶级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此外，舍勒还强调了知识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形而上学体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民族虽然也通过各种精确科学的方法论表述它们的本性，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形而上学把它们的本性更明确、更直接地展示出来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建立一种能够把哲学理论史上的诸阶段与产生这些哲学理论的各种群体类型联系起来的理论，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舍勒针对与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科学知识关联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所做的分析是极其深入的。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力强调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竞争对于知识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道：“对于不断把比较小的、分散程度较高的群体合并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国家群集来说，对于不断加强———一般说来可以使知识的发展从其中获益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来说，存在于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权力的扩张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对于知识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舍勒的分析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对于知识的正面影响。在舍勒那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之外，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他说：“如果人的精神内部不存在能够使自身超越所有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这些意识形态之以透视法表现的利益的任何领域，那么，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对真理的认识都必然会成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认识就都将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三、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确地固定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知识形式的特性进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还论证了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在曼海姆看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从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中剥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但仍没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将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当然，也正是从曼海姆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不是强调存在着意识真空状态，而是强调人们的思想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会出现一种新的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意识”的内涵。客观地说，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虚假意识”思想的影响，他刻意将这种因有限的认知视角而产生的扭曲知识，称为“意识形态”，在词义上相当于强调“阶级的意识”。当然，也正是在阐释“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曼海姆看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鉴于他们自诩的独立自主性和各种各样的来历，不仅被要求在一个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政治实践中扮演公正的集体批判角色，而且还应是建立在非相对性的、客观真理之上的科学政治的推动者”。曼海姆认为：“能够使这两种角色的扮演切实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定的优越地位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揭露。”由此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不仅帮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与政治本质，而且也催生了区别于舍勒的新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首先，通过强调“政治—历史知识总是局部性的，是仅从某种视角观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确指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势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有些人倾向于否认达到真理和领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来，倘若人们已根据上述的第一种情形来检验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那就产生了另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它在于试图把发现和分析存在于每个历史—政治观点中的‘社会平衡’的任务分配给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解释道：“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清具体存在的一点‘知识’和估价性的、利益约束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作为错误的根源加以剔除，以达到‘客观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价性的’、‘超社会的’、‘超历史的’领域的目的。”最后，曼海姆还指出，这里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本来的政治起始点上，评价性因素不容易被分离出来，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会学思维中和其他种类的纯形式化的知识中以同样程度地可能被分离出来”。曼海姆之所以强调这种选择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正是在这种选择中，知识社会学包容意识形态成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将乌托邦也解释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乌托邦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与意识形态概念所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识相反，乌托邦体现了受压迫群体在理智上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愿望。更确切地说，乌托邦是关于摧毁与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意识的总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问样也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还提出了“知识的政治”概念。很显然，“知识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它通过进一步阐明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凸显了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这里，曼海姆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政治的发展是受制于知识的，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例如，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把所有政治问题掩盖在行政这个帷幕之下的企图，可以用官员的活动领域只存在于已经被阐明的法律界限内来解释”。
四、福柯：权力与知识
弄清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贡献所在。将知识权力化其意义就在于，使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朗化，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为直观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贝斯特曾经高度评价说：“福柯不会呼唤‘社会学的终结’，却会呼唤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社会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与现论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整体化的假定断然决裂。”福柯并未像马克思与曼海姆那样只是通过细分知识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分知识与政治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道路。福柯不仅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建立了权力系谱学。通过将政治具体化为权力，在明确知识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上，福柯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一目了然。福柯曾经明确说：“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正因为权力常常会被作为政治的代名词来加以理解，因此，从福柯的话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一方面，福柯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知识”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福柯的“知识”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所谓“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包含有人们想成为（关于自身的）知识的主体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无疑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衍生出来的，但二者的具体含义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因此，总体上说，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走上知识权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识权力化的深层次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福柯那里，“话语”与“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这样看来，不仅“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权力也不是镇压、压制等的代名词，而是同“话语”一样，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因素。由此，正是通过深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消极性的，而是在此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福柯不仅严格区别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批判理论家或系谱学家，后者的任务不是为了知识自身而制造知识，而是为了对政治抵抗活动有所贡献。福柯认为，系谱学家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他抛弃了任何自命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群体的虚夸态度，承担着一种更谦逊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顾问的角色。同时，与那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识分子并不企图强加一些封闭的整体化方案和行动计划，用来把局部的斗争统一成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正因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识去颠覆当代的统治形式，最终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头批判者。安东尼奥曾深刻指出：“虽然福柯对统治和反抗的辩证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批判的微观政治学，但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渗透的更广泛的论点却提出，统治实际上是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小生境中涌流出来的。控制的系统是如此地铁板一块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难想象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部发生。”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在一个像我们的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来中立和独立的制度的运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它们———也就是要撕掉总是通过它们而被含混地运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们可以与它们做斗争。”
五、结语
综上可见，知识社会学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尽管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细挖掘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也为人们从中寻求知识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属于政治知识的只有意识形态；但是在曼海姆那里，不仅意识形态是政治知识形式，而且乌托邦也是政治知识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日益认清知识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之后，知识的泛政治化现象更加明显。在福柯那里，权力现象无处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会在与权力相关联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成为政治化的知识。从福柯的分析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知识政治化已是社会的常态。
第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强调“知识影响政治”到主张“政治影响知识”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曼海姆曾经提出“知识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强调的是政治受制于知识，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经过福柯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是政治影响知识，特别是权力影响知识。尽管福柯一直强调权力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但是，他对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关系的极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里不仅知识是深受政治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是伴随知识发展始末的。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
社会学论文 篇二
【摘要】
音乐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音乐人类学又称民族音乐学，其主旨是将音乐融入到文化中来看待。
梅里亚姆的著作《音乐人类学》是该领域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音乐和他赖以生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音乐教育学的研究包含了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此后又将目光投向了音乐人类学。
从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出发，研究音乐、人、文化的三重特征。
本文拟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当今音乐教育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观点和方法。
【关键词】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人”;文化
21世纪的音乐教育学，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理应成为一门涵盖多种门类的学科。
随着音乐学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人和文化，音乐教育学作为音乐学的分支，也逐步意识到文化、社会在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照本宣科的机械化教学。
音乐教育的核心应该是或很有可能是音乐，是人类文化中的音乐、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体。
音乐人类学不仅包含了对音乐本身的研究，还包括音乐与之相联系的文化之间的研究，人类学的视野可以为我们挖掘更多的音乐内涵，从而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灌输到整个音乐教育活动中。
一、“田野工作”中的音乐教育学
“田野工作”(fieldwork)，是指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在特定区域或社区中进行的调查工作。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田野工作也是民族音乐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是一种以达到人和人之间交流为目的的现场工作，研究者是构成这一交流的媒介，在考察的同时也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从而在互动中认识和阐释音乐文化现象。
当然，这里的“田野”并非指的是“乡村山野”，而是指一种音乐实践方法，即对音乐对象文化背景相关的研究。
巴西人类学家佩雷诺对“田野”的解释为：“只要存在差异，存在于自己的不同，那里就是人类学的田野。
”音乐教育中的“田野”，一方面是课堂，即教师的田野。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该主动地参与到学生的课堂行为中去，进入学生的世界，和学生形成一定的互动，以期寻找到更好的现场教学效果，而不是高高在上、照本宣科式的教学。
其次，“田野”的另一方面则是课外。
通过走出教室，走进社区，探究周围的音乐世界，实践性地接触民间音乐文化，教师才能更好地进行音乐教学活动。
“田野工作”的意义还在于，在音乐教育中贯彻中国音乐本土化的思想，融入民族的概念，体现了音乐教育的民族性。
柯达伊说过：“民族文化是表明民族本性、民族尊严、民族意志的标志，民族音乐具有民间意义，而且更具有民族意义的一项财富，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
”民族音乐作为音乐教育的第二课堂，同时也是我国音乐文化的宝贵财富。
通过对民族音乐体验式的教学，不仅对音乐教学有着直接的帮助，还能使学生深切地感受到我国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情感。
把一些优秀的民族音乐带进课堂，不仅能让学生了解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还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民族自豪感。
“要面对现存的传统音乐中的社会以及生存问题，就不能仅仅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态度，而必须走进‘田野’。
”“田野工作”不仅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音乐教育学的基本方法。
他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也提出了一种对音乐事项本质探究的要求。
二、人性化角度中的音乐教育学
人类学、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人，因此要把研究“人”的音乐、“人”的文化放在首位。
音乐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生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不包括人类。
在基础教育的艺术课程改革中，《艺术课程标准》在第三部分内容“艺术与文化”中也提到了艺术与多元文化的内容。
“艺术是各种不同文化的符号载体，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
通过艺术与文化的连接，可以增进对多元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了解，加强文化认同感和多元文化意识。
郭乃安先生也说：“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
把目光投向人，不仅意味着在音乐学的研究中关注人的音乐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方式等，还意味着在各种音乐事实中去发现人的内涵，或者说人的投影。
因为，人的音乐行为，不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活动，也可以表现为潜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活动。
”由此可见，对人的研究是音乐教育学研究的根本。
最早由德国哲学家亨德提出的“人类学”观点，是指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
音乐教育的研究也是应立足于“以人为本”的研究，而不仅仅依靠对书本、对课堂的教学。
其目的是通过音乐来培养性格品质，陶冶情操，使人的身心得到益处。
众所周知，经常参加合唱、合奏排练的人不容易得孤僻症。
正如周杰伦在《放牛班的春天》中所说：喜欢音乐的孩子是不会变坏的。
在音乐教育中，广大的教育者应秉承着“人文关怀”的宗旨，将“人”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现在我们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无非是人的教育，在教育中应注重人的心理和情感。
一个教师的教学价值追求必将最后落实在学生身上。
在这个的舞台上，音乐教育是非常公平的，没有行业的偏见，没有性别的偏见，没有年龄的偏见，也没有种族肤色的偏见。
只要你愿意，人人都可以来表演，人人都会得到一份尊重。
人类学主张注重个体，平等地对待一切文化。
音乐是人类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离开了人的创造，音乐也将不复存在。
三、对话视域下的音乐教育学
xxx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在精心培育人才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平等待人更要善于发现和开发蕴藏在学生身上的创造性品质。
教师和学生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帮助。
对话视域下的音乐教育学，讲究的是平等和包容。
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往往是以教师为本位，虽一直提倡以学生为主，但总改不了教师居高临下的局面。
在大多数的音乐课堂中，教师完全是依据教材照本宣科式地教学，很少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和计划。
从而使原本活泼生动的音乐课堂，变成了学生枯燥无聊的硬性任务。
音乐教学，本是一种美育的过程，引导学生发现美、欣赏美。
同时他也融合了乐理知识、民族文化背景等内容，是一门工具性与文化性相结合的学科。
音乐课堂除了让学生学习掌握音乐基础知识外，还应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启发学生，形成一种互动、平等的课堂情境效果。
对话视域下的音乐教育学，小的方面体现在教师和学生的课堂中，往大了说也能体现在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话语权上。
“欧洲文化中心论”一直传播至今，被冠以世界通用的文化标准。
近年来，随着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欧洲文化中心论”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和反驳。
音乐人类学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及其独特的审美标准。
受音乐人类学影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性已经被当代音乐家们所关注，许多音乐学家开始走向世界各地，发掘、搜集了大量的世界民族音乐，将其制成录音、电影、录像，并写出了大量的论文、专著，在不少国家“世界民族音乐”已被纳入音乐教育体系中。
在音乐教育学理论中，多元化的音乐教育已普遍成为人们的共识。
在中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中，大量地学习和模仿西方音乐理论，造成了我国传统音乐的日益衰微。
正如管建华教授在前几日的古琴研讨会中提出：中国音乐及文艺诗学注重语义、语境、意义的表达。
而西方音乐分析则注重语态、语法形式的分析，这是中西方音乐最大的不同。
在人类学讲究“话语权”的当代，音乐教育学也应倡导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平等对话，而不是文化殖民。
四、结语
音乐教育学是研究音乐教育过程中教育现象的一门学科，他兼具音乐学和教育学的性质。
音乐人类学，则是把音乐置于文化和社会的语境中来研究。
教育的目的本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更好地为音乐教育打开了人的视角。
面对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唯有守护好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和西方文化平等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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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 篇三
五年磨一剑，经过辽大经济学院五年紧张而又充实的博士学习过程，终于完成了我得博士论文工作，回顾我的五年博士生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与喜悦，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难忘的一段经历，经过五年的博士阶段的学习过程，加深我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兴趣，就像卢卡斯所说的那样，一旦接触到经济增长理论，就不会对其他问题感兴趣。
前三年的博士生活让我熟练掌握更多计量方法和统计工具，并且熟读大量的国内外经济学论着，为我后两年的博士论文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这五年的论文写作过程充满了艰辛和痛苦，但是也无形之中磨练了我的意志提高了我的经济学素养及研究能力，为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俱往矣，回首今朝，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恩师-黄险峰教授，没有黄老师呕心沥血、苦苦婆心的悉心指导、淳淳教诲，我是无法顺利完成我的博士论文的。最让我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是黄老师的严谨治学、务实求真的科研作风、渊博的知识以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为人处世原则，这是我今后安身立命的宝贵财富，会让我终生受益，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终生不忘，对黄老师的厚爱与关怀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殷切的祝福！
在此，还要特别地感谢李平教授，在我的论文开题、预答辩的过程中他们给予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让我的论文予以完善和得到提高，诸位老教授博大精深的理论和治学严谨的作风让我倍受感动，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与真挚谢意！
还要感谢经济学院及辽宁大学全体教师，在校期间传授给我宝贵知识的辽宁大学所有老师，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渊博的理论知识，让我受益匪浅，从此走向了经济学研究的阳光大道，让我在学业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同时，感谢经济学院各位曾经帮助过我的博士同学，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的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为我的博士生活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另外，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无私关心、鼓励、支持和帮助消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增强了我完成博士论文的信心和动力。
最后，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对本论文进行审阅和评议的各位专家与教授。
社会学知识论文 篇四
论文摘要：研究文论形态及现象的形成，方法显然是重要的。文学主体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不久就赫然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的理论现象。从特定角度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相较于“内在理路”和社会 历史 研究法，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这一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考察，能够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新思路。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之下，可以较为明显地见出主体性文论现象与1980年代 哲学 领域里的主体性问题讨论一道在当代
文学主体性理论在20世纪80(www.1126888.com）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不久，即在与当时社会、文化构成的深刻互动关系中逐步 发展 成一种理论现象。在此，问题的关键是首先需要确认文学主体论由一种单纯的知识形态生长为一种理论现象的事实；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即主体性文论现象的形成并不突兀，除了其倡导者以及承继者的主观理论努力之外，也有赖于80年代
考察刘再复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问题，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对前文已经提及的曼海姆所说的“在由存在决定的思想中，其思想过程部分决定于思考主体的特征”这一思想的关注和认同。但是，笔者并不准备在此对刘再复在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进行充分的专题讨论，而是想径直指出，刘再复主体性原则思想的确立是与其一己的身份定位和由此决定的价值选择密切相关的。而且，笔者认为，从总体而言，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时的刘再复是一个平民型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平民型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刘再复在那个激情的年代亦即1980年代自主的根本性身份定位，由此也就决定着他最终的价值选择。
笔者以为，刘再复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具有自主性，他的思想选择首先也是自主的。刘再复在阅读到李泽厚的《康德 哲学 与建立主体性哲学论纲》一文之后，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并隐约地感到，他将要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进行一次具有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显然，要进行这场从根本上针对机械反映论的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自主的理论探索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他在80年代把学术重点放到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上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自主性理论探索过程。
然而，我们还要看到，无论是刘再复的身份定位、价值选择，还是其思想选择，尽管都存在较为明显的自主性特征，但显然又是受到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集体目的制约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关注刘再复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刘再复个人选择的受动性，认识到其个人选择与构成个人思想基础的集体目的之间的张力关系。个体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它必须自由地结合一个运动的真实情况，民族的盼望、共同理想的追求，才能得到回响。
社会学论文 篇五
姓名：XXX
性别：X
民族：汉族
政治面貌：团员
出生日期：1985年11月
户口：兰州
婚姻状况：未婚
学历：本科
毕业院校：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2008年07月
所学专业：社会学
外语水平：英语(CET-4)
电脑水平：熟练
联系方式：XXXXXXXXXX
求职意向
工作类型：全职
单位性质：不限
期望行业：批发、零售(商场、专卖店、百货、超市)、纺织品业(服饰鞋帽、家纺用品、皮具)、市场、广告、公关
期望职位：业务拓展专员/助理、客户服务专员/助理、市场专员/助理、市场调研与分析、业务跟单
工作地点：杭州市
期望月薪：2000-4000
教育经历
培训经历
2008/7--2008/8：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专业培训。
工作经验
2008/7---2008/11：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担任项目部专员职务，熟悉相关业务流程，能独立操作相关业务。
2004/10--2008/3：爱心活动|长期辅助孤寡老人；组织“心灵有约”献爱心活动；策划并参与了“师生共建哲社林”大型植树活动
2007/6--2007/9：毕业实习|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
2007/5--2007/6：市场调研|策划并组织了《兰州大学学生收入与消费状况调查》项目
2006/6--2006/8：暑期实践|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专业技能
熟悉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
能熟练操作等专业办公文件
熟练掌握了等专业办公软件
工作业绩
2006/6--2006/10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独立完成了该项目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2000元的资助奖励金，而后撰写的调查论文被收入学院的优秀学术论文集
2007/6--2007/9：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实习计划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独立撰写了实习报告，被评为本学院优秀实习报告
2007/11--2008/5自己独立设计并独立完成的兰州大学毕业生论文被评为全校优秀毕业论文
自我评价
1、品行端正，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沟通协作能力，能及时完成组织规定的目标任务；
2、做事认真，乐观自信，抗压能力好，专业基础扎实，具备从事管理、销售方面的基本知识，喜欢市场策划及拓展业务
3、为人正直，自学能力强，具备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有较强的亲和力，善于协调团体内部人际关系。
社会学知识论文 篇六
论文摘要：白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知识便以其普遍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为标榜。正是在这种“标准”的视角之下，科学知识被看作是对自然的精确表象，是一种去情境化和去局域化的理论体系。然而，随着科学知识自身发展的日益复杂化，科学知识现便逐渐从传统的“标准”形象进而转向为一种涉及历史的、社会的广泛情景。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社会建构论为纲领对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进行了深刻地解构，相对性、境域性、多元性成为审视科学知识的一个有益的新视角。
科学观问题是科学哲学领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是科学哲学的发展主脉，它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创立的科学哲学基于“科学逻辑”的定位提出了表象主义的科学观。然而，随着科学知识自身发展所日益显露出来的完整特征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日趋社会化，这似乎都在向我们表明科学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理性知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中，科学知识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擅变。
一、“标准”的表象主义
从科学哲学的发展来看，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搞清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知识的起点、发展动力及其进程是什么？科学知识的构成及其辩护方式是怎样的？以及判断科学知识真伪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20世纪50 - 60年代两个重要的哲学方法，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证伪主义)相继出现。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存在差别，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都是在主张一种与数理逻辑相结合的，静态地分析、研究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并由此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科学概念：“科学是一种规范的行为”，“科学的特征就是理论和数据间的形式关系”，进而表达了与此相对应的表象主义的(representa-tionalist )科学观，即“科学知识是已证明了的知识。科学理论是严格地从用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个人的意见或爱好和思辨的想象在科学中没有地位。科学是客观的。
这就是说，在这种“标准”的视角之下，科学知识被看作是对自然的精确表象，是一种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和去局域化(delocalized)的理论体系。换言之，这种“标准”的科学知识观“无非就是一种把科学及科学活动理解为非社会的、非人类活动的‘既有观念’—一副实证主义的、甚至是机械论的图景：科学自己决定自己的逻辑与发展，决定自己的价值与目标。
二、危机：“自然之镜”表述的终结
尽管这种抽象地、非历史地，能与社会相分离的科学知识观把科学知识表述为“自然之镜”，即科学知识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但是，随着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过渡，科学知识自身的发展日益显露出其完整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社会化、政治化。这似乎都向我们表明科学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理性知识。
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史上出现了十分吊诡的现象，这就是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最终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这也意味着一个科学反思时代的来临。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率先将现代科学和技术理性推上了“社会批判”的祭坛。随后，对科学的深刻怀疑情绪不断蔓延且愈演愈烈。这种怀疑首先针对的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然后就是科学知识本身。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在继承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工具理性、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批判。然而，这仅仅只是对科技质疑的开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遍及西方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反叛运动中，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激进主义者更进一步地对各种理论提出了普遍质疑。在他们看来，整个西方传统文化和各种传统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总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是令人怀疑的，因而都值得给予彻底的批判。其中，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批判尤为用心，因为理性与科学毕竟是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些趋势的后果之一“就是使知识真理的标准丧失了客观性”，“普遍主义的形而上学受到解构，知识变成了非知识，真理变成了非真理”。
除了来自社会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倾向，科学自身的逻辑限度也受到了来自科学实践的挑战。一方面，科学自身发展的事实表明，科学总有某些错误的东西。换言之，科学知识并不能够被证明为真，尽管我们希望科学家建构的知识能够确定为真理。另一方面，尽管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它本身仍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因此，就其研究方法来说，若是按照传统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成问题的。因为科学活动说到底是并且无可抗拒地是一项人的(社会的)公共性的事业，它始终无法脱离社会文化情境，因而仅仅从静态的、理性的角度来研究科学也是远远不够的。
毋庸置疑，这不仅对传统“自然之镜”的科学表述形成了巨大挑战，而且更使人们感到了20世纪科学表述上的某种“世纪末”情结。人们不断地开始质询：那种普适的惟一的科学存在吗？科学知识的性质是什么？社会因素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伴随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质疑和探寻，对传统科学知识观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重新审视科学的地位和形象就成为了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可以说，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知识出现了认识论上的社会学转向，即科学知识观从传统的“标准”形象，进而逐渐转向一种生动活泼的多面形象。这里涉及了科学更为广泛的情景，也就引起了诸如历史的、社会的等多重视角的研究。
三、它山之石：认识论的社会学转向
提到科学认识的转换，不能不地提及库恩( T. Kuhn )的功劳。因为自从库恩的经典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发表以来，尽管对库恩的不同解读造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向，但库恩开启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仿佛是没有争议的。可以说，库恩是一个分水岭，他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科学逻辑”的定位，使科学哲学进人到T“解释学”( hermeneutics)阶段。其革命性思想告诉我们，“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产品的逻辑结构”，并由此展开了对传统认识论和科学观的集中清算，坚持对那种将逻辑和证据看作是科学有效性的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进行强烈质疑，进而把相对主义公开引人了科学哲学。这样，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也就顺理成章地在这种考察中扮演核心和基础性的角色。同时，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 )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在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1953)中，维氏试图摆脱传统哲学思想定势的左右，甚至还试图对他前期思想中所反映的一直统治西方思想领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作出彻底清算。我们看到，他完全放弃了前期那种视逻辑分析为哲学主要任务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抛弃了用逻辑分析手段建构世界和命题的理想，转而考察了日常语言的用法，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他告诉我们，传统科学哲学其实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即把生活中丰富的语言用法都纳人到狭窄的意义框架中去了，事实上语言并非像逻辑实证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是静态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一种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
总之，库恩、维特根斯坦等人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改造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思维方式，已经为科学的社会学转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不过，至此真正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还尚未最终形成，这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传统的(“标准的”)科学知识观所产生的思想禁锢。
我们看到，20世纪30—50年代，尽管曼海姆和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主张把社会学看作是分析科学的手段，但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一个明显的根本缺陷，即把科学知识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可以说，这既是传统知识社会学长期悬置的难点，又是主流科学社会学的一个盲点。事实上，不论是知识社会学还是科学社会学它们实际上都委身于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它们在认识论和社会学之间划了一条径渭分明的界限。因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它们都不足以取代实证哲学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而引导科学认识的社会学转向。
不过，当传统科学社会学的悬置点和盲点被揭露之后，如何消解认识论与社会学之间的传统界限就成为社会学者70年代的主要工作。后续者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在社会学领域内酝酿着一场认识论的社会学转向。其中，包括英国在内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就是沿着库恩等人所开创的反本质主义的进路而兴起的。实际上，随着SSK的兴起，美国传统或默顿纲领在经历了巧年左右的繁荣发展之后，其主导地位即被这种新纲领所取代，科学的社会研究进而也就从“科学体制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人称“社会研究的转向”。这一“转向”的实质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库恩的“解释学转向”，彻底实现科学的情景化和地方化策略。 四、解构：“强纲领”的批判
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出现及其壮大其实是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哲学转向所作出的敏锐反应。因此我们看到，尽管SSK融合了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这两股社会学的历史潮流，但从一开始SSK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实践就不同于它们。它不仅始于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质疑，甚至还直接指向了传统社会学的双重“黑箱”，即保护和豁免科学知识不受社会学的检讨。于是，作为一贴激进的处方“强纲领”出现了。事实上，对传统“标准”科学观的彻底解构也正是从这一纲领开始的。
“强纲领”反对传统科学社会学将科学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的做法，转而要求用社会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动因。因而SSK的理论和方法通常也被称为“社会建构论”( social constructivism ) ，“这一思想在现代科学论中的应用，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科学家生产和再生产科学文化的当下互动。”我们看到，SSK的理论纲领其实包括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试图通过对科学哲学传统难题(如归纳问题、科学划界问题等)的社会学求解，把科学社会学的情境化考察与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即是把社会历史的方法应用到被黑箱化了的科学知识的“认识内容”中，从而对这些内容给出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细致考察；另一方面拒斥传统理性主义哲学赋予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真理性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概念，进而解构传统的“标准”知识观，坚持主张即便存在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样的东西，它们最终也要通过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中的具有局限性的文化规范来解释。
由此不难发现，SSK的这种“社会研究的转向”实际上就抛弃了知识内容与研究活动方式之间的二元关系的分离，并为科学社会学家向盛行的“标准”科学观宣战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断言科学知识的内容完全可以被社会学所研究，而且科学知识实际上也应该像其他知识一样接受“社会化”和“文化适应”，这不仅给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注人了新鲜血液，而且也消解了认识论与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SSK实际上走完了默顿科学社会学没有走完的路，彻底实现了科学的“社会研究”。
五、结语：新的“不对称”
当SSK以“强纲领”展开了与传统科学社会学的战斗，并取得了或多或少的胜利之时，人们开始反思SSK那些对科学内容作出解释的社会因素。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强纲领”消除了旧的不对称关系，但“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其实依然包含着一种实质上的不对称，因为社会建构论者在得出一个社会建构的普遍结论时，实际上就己经为自己预设了一个“社会”的前提。
事实上，自“强纲领”提出以来，它始终面临着一种尴尬，即它无法向人们证明，用“社会”的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充分。退一步说，即便能证明这一点，“强纲领”也无法克服一种相对主义的倾向，即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并非是对既有知识所作的合理的和逻辑的推论，而是各种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过程的随机条件下的产物。于是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相对主义的最大麻烦就出在“强纲领”的“反身性”问题上，即他们是否是用一种社会的实在论取代了自然的实在论，用一种独断取代了另一种独断呢？我们知道，说科学知识完全不受社会、人为因素的影响，与说科学知识完全是社会地建构而成的，这两者同样都是极端的。这就是说“强纲领”其实在批判“自然”实在论的同时，一不小心使自己滑到了“社会”实在论的另一极端上去了。可见，“强纲领”实际上并未“对称”地对待社会和自然，它是用表面上的“对称”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对称”，或者说它实际上又导致了新的不对称。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强纲领”受到了强烈批评，拉图尔就曾表明：“这就是死胡同，这就是我们为自己设下的陷阱，我们应该从中摆脱出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80年代以后的发展来看，“强纲领”不仅招致了哲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甚至是科学界的强烈批判，而且就连SSK内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对社会学的研究进路越来越感到不安。
针对“强纲领”内在的理论矛盾—是否应该把“反身性”研究用于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本身这个问题，SSK后续者S.沃尔伽(Steve Woolgar)和M.阿什莫(Malcolm Ashmore)给出了“反思性方案” ( reflexive project，又译“反身性方案”)，他们认为如果不将科学的社会研究本身的工具应用于其自身，那么科学的社会研究就不会有任何进展。这实质上就是要求社会研究者必须对他们研究科学的权利和有效性进行反思，至少要求他们应该公正地看待自然科学家们的立场，不能在着手批判时把从技术专家那里夺取的特权免费地赠送给自己，并使自身拥有免于批判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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