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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战争思想 篇一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这一核心思想在 《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一百年来无数次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那么，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最后打败强国呢？ 为什么看来似乎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能够在抗日战争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确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的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结合、军队和人民团结奋战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在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拥护和竭尽全力支持，实行了毛泽东和党中央所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
中指出：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1]511 -512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只要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这个军队就会被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始终主张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他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坚持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基本方针，坚持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中创立的人民战争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积极防御战略是同人民战争紧密联系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人民战争，我们现在还要坚持人民战争。
当然，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江泽民指出，人民战争思想什么时候都不能丢，要健全和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大力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建设强大的后备力量。习近平从战略层面提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是在新形势下人民战争思想的创造性运用，是兴国兴邦之举，强军强国防之策。他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 总的是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军地双方要树立一盘棋思想，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 （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2] 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 [Z]。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14.
[3] 2015 中国国防白皮书： 中国的军事战略 [EB/OL]。
[4] 毛泽东文集 （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论持久战学术论文 篇二
《论持久战》中的科学决策思想
[摘要]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中处处充满着科学决策的思想。本文论述了《论持久战》一文中所包含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等二十项科学决策思想。研究该文中所包含的科学决策思想，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
在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论持久战》以其科学的分析、严密的逻辑、准确的预测闻名于世。这篇只有51000字的传奇之作，处处充满了调查研究的成果。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结果，从问题的根据到问题的解决，从对中日双方的国情到对世界局势的研究，全部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可以说，对抗战进行了全面准确的了解和判断。中国共产党主要以此为根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提出了抗日战争的正确战略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从政治上领导了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今天，正值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所包含的科学决策思想，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
一、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首要阶段。在这一阶段，要采取各种方法，对各种信息进行全面了解和掌握，弄清问题本身的性质、范围、发展程度和影响，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客观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毛泽东指出，对抗日战争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制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一方面要善于分析和把握问题的差异和变化，另一方面要善于对问题进行追根究底的纵向分析和客观公正的横向分析，同时还要善于运用反向论证方法，认清错误认识的根源。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提出问题
决策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没有问题就无须决策。因此，问题意识是衡量领导决策水平高低的首要标志之一。高明的领导在别人还没发现问题时，他已经发现了，别人认为很平常的问题，他能看到潜在的严重后果。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论持久战》充满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文章的第一个标题就是“问题的提出，这是这个逻辑分析的起点”。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因为战争刚刚开始，客观过程尚未完全暴露，限制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首先提出：“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在经过科学的分析论证后，答案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三、确立目标
确立目标是科学决策过程的关键一步，因为目标确立之后，整个决策过程就有了方向。目标是努力的方向和所希望达到的未来结果。它一般具备三个要素：可以计量其成果，可以规定其时间，可以确定其条件。《论持久战》确立的目标显然是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将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但“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要取得持久战争的完全胜利，“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目标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决策指明了方向。
四、运用信息
科学决策是建立在全面翔实的信息的基础上的。信息是决策的“原料”，没有资料、情况、情报、数据等作依据，靠“想当然”和“拍脑袋”是不能作出正确决策的。科学决策要求收集、整理、加工、运用一切有关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在通常情况下，决策的科学与准确，是和信息的全面、及时、准确成正比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毛泽东就是正确运用和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乃至国际上的所有相关信息。比如：“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而且，“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可见，合理运用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五、合理预测
预测是对活动结果或客观事物发展趋势，事先依据掌握的资料，采用一定的方法所作的科学分析。为了使决策更加科学，方案设计之前必须进行科学预测，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也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论持久战》就进行了科学合理的预测：“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历史的发展轨迹证明，毛泽东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六、设计方案
决策方案是实现决策目标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安排，方案的设计要进行大量的可行性分析，要全面考虑可能遇到的客观条件和环境以及需要采取的各种措施，要分析到各种条件所产生的结果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以及控制办法等。《论持久战》通篇都作到了这些。例如，“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从整个战局的发展态势来看，毛泽东的方案基本是符合实际的。
七、准确执行
执行是与决策密切联系的管理活动。决策形成以后，怎样付诸实施又成为关键问题，而执行正是围绕着决策的目标而展开的实践活动。决策是执行的前提和方向，执行是决策的后续环节。没有好的执行，科学的、正确的执行都只能是空想。决策侧重于目标和方案的分析与研究，执行注重方案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协作与共同行动。《论持久战》特别强调执行中的不折不扣，即全面准确的执行。例如在谈到“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一节时，毛泽东指出，“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拚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针对一些士兵和指战员要打大仗、想打大仗的心理，毛泽东指出，“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八、全局至上
《论持久战》的一大特点，就是把重心放在研究战争全局的指挥规律，把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毛泽东指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挥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毛泽东还说过，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要以全局、整体利益为重。《论持久战》指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毛泽东的宏观战略观，连对手也为之折服。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心悦诚服地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九、因时而变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运动和发展变化的，世界上不存在孤立静止的事物。因此，决策方案要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切忌一成不变。《论持久战》在谈到这点时也非常注意，其集中表现在三个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上。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历史的发展证明，这种因时而变是多么的高明和正确。
十、因地而变
决策要因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启示。中国地域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决策方案。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若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既不能照搬西方战争的规律，也不能照搬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更不能照搬中国北伐战争长驱直入的方法，只能遵循抗日战争的特殊规律”。“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
十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论持久战》通篇以实事求是的思想为轴心，它精辟地论述道：“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正是通过《论持久战》这一思想的实验室，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的科学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十二、摒弃经验
经验是科学决策的敌人，但一般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去做决策，这样往往付出很沉重的代价。《论持久战》尖锐地批评了经验决策：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台儿庄胜利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
十三、层层分析
科学决策理论告诉我们，决策要重视各种不同的意见，认真分析各种不同的意见，做到全面分析、深入分析。《论持久战》在驳斥“亡国论”时，就采用了层层分析的方法，作到了说理透彻、有理有据、以理服人。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随后，毛泽东依据大量的资料和事例进行了层层的分析，把道理说清说透。
十四、知己知彼
古语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毛泽东深知这个道理，他一再告诫要知己知彼。他在《论持久战》中将中日双方的所有相关因素都了解得非常清楚，甚至了解了日军官兵的教养。他说：“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许多人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传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正是毛泽东对“知己知彼”一策运用到了极致，才引出了令人信服的种种结论。
十五、采用系统的方法
科学决策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毛泽东非常重视方法问题。他认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不采用系统的方法，也是一句空话。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固然取决于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战争性质等多种条件，然而，要达到胜利的最终目的，必须有系统的、科学的能战胜敌人的方法。因此，《论持久战》着力于指导抗日战争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的做法。这不仅是提出三个阶段，而且对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对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对消耗战、歼灭战等关系的把握，对如何发动抗日的政治动员，如何做到兵民是胜利之本等问题都有切实可行的论述。
十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减少决策失误的有效手段之一，也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论持久战》指出：“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毛泽东提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例如，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另外，《论持久战》中谈到的主动性、灵活性也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十七、做好沟通工作
再好的决策，如果没有做好沟通工作，那么执行的效果也等于零。抗日战争的决策作的再好，如果广大人民是一头雾水，根本不能理解，也就谈不上战争的胜利。毛泽东特别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能将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深奥理论浅显化。例如，在论述包围与反包围时，他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随后，他又举了更加通俗易懂的例子：“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这样，既做好了沟通工作，又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十八、汲取经验教训
没有一种决策能作到永远正确，科学决策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能不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毛泽东当然清楚这些道理，《论持久战》也注意汲取经验教训：“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十九、重视主观能动性
科学决策的实施还要发挥人在执行中的主观能动性，否则，被动的执行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变得失败。因此，必须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论持久战》专章论述了这点：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二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
真理永远存在于人民群众中，人民群众是决策科学的保障，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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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余源培，掌握客观规律提高驾驭能力[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6.
国防外交思想 篇三
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中指出： 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地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 “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1]465 -466这即指明了外交工作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艰巨性，形成了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一毛泽东的国防外交思想的基本点。在 1938 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中国无论如何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1939 年初，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英译本的序言中又强调了这个思想，指出： “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4]146.毛泽东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的外交思想，还制定了一系列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355 -356; 主张立刻和苏联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订立军事政治同盟； 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争取他们的援助； 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以弥补政府外交的不足。外交是国防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军事斗争所不可或缺的。毛泽东的抗日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受到了广大抗日力量的肯定和拥护。最终，在国共两党和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下获得了预期的积极成果，中国的抗日战争先后得到了苏联、美国以及其它许多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和道义上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形成了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加速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毛泽东抗日外交思想的基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重视争取外援。这一在战争时期确立的基本原则，从未改变，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当前，中国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既有生存安全问题、也有发展安全问题，既有传统安全威胁、也有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特别是维护海洋权益工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形势。中国面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解决这些问题，仍需以毛泽东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外交方针为指导，主要是在把国内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同时，还必须通过积极的外交手段营造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争得国际社会对我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坚决维护国家权益决心的理解、尊重和支持。通过国家层面、军队层面和民间层面的多层次外交工作来管控危机、遏制冲突，扞卫主权，达到维稳和维权的统一。多年来，我国外交工作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有了许多创新和发展，展现了大国外交的时代特点； 为稳定和发展同大国的关系，走出一条确保战略全局安全的路子，提出了构建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为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团结合作与互利共赢，提出了 “亲、诚、惠、容”合作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 为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积极倡导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 为继续深化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出了 “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 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推动 “南南合作”和 “南北对话”，不断巩固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实行 “远交近攻”外交战略，收到了积极效果。 “远交”战略即间接的“一带一路”和 “亚投行”战略，有人称之为习近平的 “双支柱战略”的外交大战略布局。 “近攻”战略即直接与有争端的当事国之间，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努力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同时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提高维护国家权益的能力。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特别是 “一带一路”和 “亚投行”战略布局的背后，深含着 “大国防”战略思想，对化解某些西方大国挤压、孤立、围堵中国崛起的企图和调整世界发展战略格局将起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除了国家层面的外交努力之外，中国军队也全方位地开展军事外交，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关系，推动建立公平有效集体安全机制和军事互信机制，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民间外交，以民间外交推动国家外交，加强国家间的交往和友好相处，以利于国防和军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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