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师在备好课的同时，一名历史教师也要有驾驭课堂的能力，因为学生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都会直接影响课堂教学，在历史教学工作中注意了学生能力的培养。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历史与社会教学工作计划”，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下内容是众鼎号为您带来的7篇《历史与社会论文》，希望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 篇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内部逐渐出现了一股“历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类学日渐注重历史研究的视角，开始关注“他者”的历史，由此产生了新的理论洞见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历史的，并在历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创新性理论架构，冲击了传统的“客观历史”说，根本性地突破了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文化”与“历史”、“结构”与“历史”、“结构”与“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对立。另一方面，传统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田野调查中解脱出来，走进了历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献史料、田野调查于一体，人类学文化撰写方式日渐呈现综合性、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发展与更新还相应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深刻变革，凸显了“他者”与世界共享着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对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进行了解构。总之，人类学的“历史化”，正如弗宾(James D.Fauhion)所言，“已经成为一种多变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并不仅仅代表一种纯知识体系上的更新变革，也标志着伦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转型”。除了上述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有利的学术环境是促动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因素。本文将对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对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
德国兰克史学作为西方传统史学(政治史阶段)的代表，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遭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美国社会科学史学的批判。这些后起学派主张跨学科，提倡总体史，注重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关注经济社会史，由此引发了战后以经济社会史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新史学(社会史阶段)的到来。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源泉，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即西方史学又出现了由经济社会史向文化史过渡的新趋势。在实现这两次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极大关注，或者说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社会史阶段)，西方史学开始对人类学传统主题和方法产生兴趣。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创造奇迹的国王》(1923年)，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医疗状况等为传统史学家所忽视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另一位开创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以拉伯雷的书为史料去探讨拉伯雷的思想，而是着力考察拉伯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剖析该时代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心态结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强调了长时段中的结构，认为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吸收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些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蒙塔尤这个14世纪法国小村庄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认为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文化史阶段)，人类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鉴到史学领域中来，对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被视为“宏观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将文化比喻为寻找解释意义的文本(text)，倡导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写作方法。这些见解和方法受到了许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睐。戴维斯(Natalie Z.Davis)的《马丁・盖赫返乡记》(1984年)，以16世纪法国农村中的一个冒充农妇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绝为题材，指出通过深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两性关系的史料，史学家可以重构该农妇的思想历程，即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个朝着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维斯看来，事实与虚构之间并元明显的界线，但首先要承认来源于解释学的、存在一个诸如农民文化之类的更大的整体性联系，这样的重构才能成为可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1999年)，从解释18世纪的一群印刷工人集体屠猫这样一个事件出发，用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揭示了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深入探讨了18世纪法国人的思考方式。
自结构功能学派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在整体上多是拒斥历史的，这使得人类学“主动疏远”了历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泾渭分明。而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两次转型，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借重，使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复交”(reapprochement)，从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历史化”倾向营造了良好的学科外部环境。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类学中的兴起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时代，孕育了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治经济学等新的人类学理论流派。这些新流派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加以应用、修正和新的诠释，从不同角度体现人类学对“历史”的“关怀”，为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潮流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科内部氛围。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发端于法国，英、美等国的人类学界也受到影响。二战后，法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相信支 配历史进程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通过理论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历史是由寓于生产方式运动之中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矛盾又是人们经过精心的研究之后才发现的。因此，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他的“结构”概念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内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以葛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为代表、试图对马克思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进行修正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应运而生。1966年，葛德利尔出版了代表作《经济上的理性与非理性》。该书强调文化中非经济性制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发挥的经济，并以功能性的阶序观来取代生产模式观。葛德利尔主张把生产模式看成一个系统，而内部各个结构分别为小的系统，小系统在整体中发挥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间的约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围时，则发生社会组成和历史的变迁。这与马克思主义把系统内部的矛盾尤其是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葛德利尔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使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架下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历史其实是在“静态”的结构理论的架构上建立起的社会进化史，尽管其材料来自人类学家的实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早期进化论者的臆测。“历史在葛德利尔那里，既不是年代学的重拟，也不是人类学合作主体借以建构他们的世界的过程，正确地说，历史是把社会现象的起源看作从社会制度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派生物。”因此，虽然葛德利尔声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差别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历史研究却被他忽略了。尽管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了历史分析，为发展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解释理论做出了贡献。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怀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进化论和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线进化论。与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进化论相比，怀特的进化论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系统化的技术决定论，强调进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斯图尔德则更注重进化路线的复合性和多样性。他们都企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图尔德和怀特的理论统合起来，提出了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观点，寻求环境需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寻求支配历史发展的新法则。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击哈里斯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决定生产过程的新观点――因为文化既决定人们要生产什么，又决定人们怎样去生产。此外，萨林斯还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认识性质的观点做了新的诠释。在萨林斯看来，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人类只能根据自身的意识来创造历史，因为认识总要受制于文化。斯图尔德的学生沃尔夫(Eric R.Wolf)和敏兹(Sidney W.Mintz)则着重应用世界体系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农民社会的有关理论，研究了农民社区内外的阶级关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规模农民社区与其所处的广阔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将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畴和视野之中。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国人类学界，功能论、平衡论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往往忽略了强调阶级冲突和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对研究中的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几乎视而不见。英国曼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Glackman)强调社会冲突，但从整体上讲他从没有采纳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的弟子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题为《号角即将吹响》(1957年)的一项研究中，强调被研究的那些部族正在受到广大地域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剥削和利用，才日渐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1973年，由阿萨德(Talal Asad)编辑的论文集《人类学与殖民遭遇》已经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对以往英国人类学静态的、和谐的、无历史的功能论展开严厉批判，揭示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深层次关联：功能论者用“原始人”来代替“被殖民化的人”，缺乏一个对殖民情境的整体性概念，没有把殖民形式整合到他们的分析中去；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应用人类学更是与“间接统”、“殖民地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将作为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殖民制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掩盖起来，他们既是非历史的(a－history，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为代表)，也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y，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自此，以功能论、平衡论为特色的英国人类学逐渐改观，开始注意“他者”的历史，关注隐藏在研究者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三、西方人类学的反思
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反思(reflexivity)或解构(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开展的各种社会反省运动的基础之上。这种反思，来自对“殖民情境”的检讨，源自对西方政治权威、学术霸权的解构。当知识创新的批评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以往的“无历史”的田园诗般的“现实主义”民族志描述方式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历史人文主义成为新的实验民族志的主要追寻目标之一。
由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类学家，试图使人类学带有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力求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们在对传统的文化撰写方式进行反思、对写作的文本本身进行解构的同时，开始尝试和实验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对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质化观念下表述文化差异所存在困难的感受；二是涉及对历史和政治经济现实的再认识。在后一种实验策略中，又有两个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试图克服以往人类学将自己局限于地方社会、相对缺少历史观点的局面，将大规模政治经济体系与地方文化状况联系起来。这种走向还对民族志美学化、诗学化提出了批评，认为要把民族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去理解，结合社会、政治和物质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释学的影响，探讨民族志叙述中历史时间与场合的恰当的表述方式，对传统民族志或者将叙述置于历时背景之下或者将历史一并放弃的种种做法提出批评。这种新的实验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历史感，在民族志叙述框架中展示时间和历史的视野。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人类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后过程主义(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观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呈现只是源自个人社会文化视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创造”。他指出，考古学等研究进化的科学忽视了社会行动的意义建构以及人类文化的历史特殊性，科学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类学家试图客观地描 述现在，但实际上与写小说无异。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批判，对被科学扭曲的人性的关注和推崇，使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逐渐从“科学”人类学的影子中走出来，“人文历史主义”成为新一代人类学家深切关注和反思的时代主题。有学者认为，这会从整体上对人类学造成危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学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的开始。
人类学自身的反思，既是时代整体反思的产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在自身反思与实验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人文历史主义的推崇、对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诉求，加速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换、更新，促进了人类学“历史化”思潮的酝酿与形成。
四、美国民族历史学的特殊贡献
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民族历史学就是依靠结合民族史和考古学的数据来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纪实档案(documentary)的同义语。当然，这种档案并不是由当地土著来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个弟子罗维(R.H.Lowie)对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实性做出了负面评价，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响。当时的民族史方法论，无论对人类学家还是对史学家而言，都是一样的，即主要利用档案资源来讨论“他者”的过去。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民族历史学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规模族群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对此都不太关注，因为小规模族群社会并不是当时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而人类学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与历史有严重隔阂的现在时民族志上。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族历史学作品数量不多、影响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补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空白领域。
20世纪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学生克鲁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谓心理结构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几乎背离了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主义传统。随着心理结构学派的兴起，美国民族历史学在二战前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微弱。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历史主义重新在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抬头，1954年创刊的Ethnohistory则突出体现了这种情绪。这一时期，美国民族历史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档案材料探讨印第安各部落的传统边疆问题，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所谓的“经济人类学”，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用现代的经济概念去研究原始社会。其方法论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档案等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资源。自此，美国民族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学术舞台，并日渐繁盛。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划分是明确的，但从70年代以来，这两个学科明显汇合了。人类学家使用历史材料和历史学方法，史学家也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由此，原初作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问起联系和沟通作用的民族历史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的界定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有学者犹豫地仍称之为民族历史学；有学者简单地将之视为历史学；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是重建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有学者则将之界定为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还有学者则戏称民族历史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杂种儿子”。
在凯奇(Shepard Krech Ⅲ)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对民族历史学本身的界定持有怀疑态度，很难对“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进行明确区分。有些学者拒绝使用“ethnohistory”这个名称，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术语。民族历史学已经逐渐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来那样带有某些歧视色彩地用来专指部落少数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变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为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史学理论方法互换、混合的产物，成为人类学“历史化”的产物。“Ethnohistory”这个名称，也逐渐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无论哪种取代，都合乎逻辑，都不会辱其名，因为人类学学者应该关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历史学者应该关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样。凯奇认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为合适，“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时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内涵，能大致消除用语上的混乱局面。
席费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韦特(Deborah Gewertz)的讨论主要在于揭示民族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在他们看来，“在过去，民族历史学指的是利用文献或考古材料建构民族史。对历史学家(及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传统上民族历史学指的是替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重建历史，……对我们来说，这种民族史的观念即使不能说不对，也是不适当的……民族历史学……最根本的是要考虑到当地人自己对事件是怎么构成的看法，以及他们从文化角度建构过去的方式”。这种见解，与之后以萨林斯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与社会论文 篇二
1．1政治文明的含义政治文明属于人类的历史范畴，政治文明在人类一步步发展的历程中不断提高和不断完善，他随着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发展不断的向前推进。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政治文明是人类不同利益集体不断斗争和改革妥协中形成的果实，是人类政治智慧所形成的良好的结合体。人类文明三位一体，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约和促进该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对政治文明产生影响，那么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关系到政治文明能否更好的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促进作用。
1．2古代的政治文明夏朝的建立，中国从“公天下”走向了“家天下”，“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国家开始逐步完善法律，设立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封建王朝历经商周之后，在周朝末年，战乱四起，国家动荡不安，封建社会土崩瓦解，战国末年秦国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始皇建立秦朝，中国进入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时期。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制政治，中央围绕着两条主线，其一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其二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的政治制度改革，当然其中夹杂着笼络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威慑边疆少数民族地方的民族政治政策。古希腊雅典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精华，经历专制王朝的中断后。雅典形成了超前性的民主政治文明。他的超前性体现在人类文明还没有达到该有的内涵，他已经开始形成了足以让两千年后，都为之羡慕和震惊的民主形式，他极端的强调个人主义，尊重每个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对城邦有重大事物的表决权。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并不能给予他前进的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高度的政治文明被时代淘汰。不过优秀文明总是如深地草根，一旦社会真正形成该文化的基础，这种政治文明将是另一种姿态重新出现。
1．3现代政治文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源起于1215年的《大》。”“其后在西方几百年权力斗争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胜利。现代政治文明的内涵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要素开始融人到这个社会。1956年结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开端。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良性的政治文明开始逐步形成，并且在后来历次的会议中，为政治制度的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政治文明开始稳定向前。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2．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困境
马克思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形态，在它所能容忍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十月革命，已经预示着社会主义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中脱胎而出，苏联经历了自身的内战和对外战争，社会主义苏联在混乱中开始稳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面积的形成，应得益于二战中苏联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遍地开花，这正是应对了马克思在《宣言》中的那句结论性的话语。但是在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之初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后来慢慢的举步维艰，制度僵化，政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所有的矛盾在1989—1990年爆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也应对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评》中的“两个绝不会”，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没有到达那种程度。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文明的建立，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2．2之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让人心有余悸
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2年中，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年，让所有取得的成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良好的政治制度被破坏的体无完肤，政治文明建设几乎倒退。担心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成为了有政治意识的广大群体最大的心结，当然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应该也成为了我党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符合历史发展
3．1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以彰显资本主义从产生开始就伴随着血和泪的扩张。他们用尽一切手段进行资本积累圈地运动、早期的海盗运动、对工人进行无情的剥削。这些种种行径为了成为财富贵族，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时为了扩大市场，进行殖民扩张，发动对外战争，把落后25l的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商品销售地，给这些落后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灾难。现今社会下资本主义打着“人权”的政治旗帜，实质是扰乱世界安宁，推行自己政治模式的暴行之举的倾向。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优越性得以彰显，社会主义不仅提倡效率，同时也提倡公平。
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进入了良性循环
在十三中全会公告中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政治就进入了—个良性发展圈。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的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最初的推行改革开放到日益重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从司法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司法制度，另一方面不断的将更多的权力直接赋予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他们能在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从经济来看，中国经济硕果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绩都证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时期，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结语：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并存，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放弃敌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能更好的在发展下去，完全得益于他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措施，中国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举措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内涵又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历史与社会论文 篇三
关键词 文科专款图书 引文分析 读者调查 实证研究 历史学
1 引言
自1982年教育部“高校文科图书引进项目”（以下简称“文专项目”）和2004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运行以来，我国高校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深入了解读者利用文专项目藏书情况和读者需求的发展趋势，本文以武汉大学历史学科为例，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读者利用外文图书与文专项目藏书保障的关系。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于1913年，现有覆盖12个二级学科的国家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国古代史、世界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具备雄厚的学科优势和科研实力。因此，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文专项目藏书中，历史学是重点收藏学科，选择历史学院作为调研对象，研究文专项目藏书对科研的保障情况，能真实反映文专项目藏书的建设质量和保障水平。
本文从统计历史学院师生十年来（2000—2010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人手，析出其中有外文参考文献的论文，着重分析外文图书的引文情况；同时进行读者问卷调查，分析读者利用外文图书的特点。
2.1发文量统计分析
在国内外各类引文数据库（英文数据库SSCI、AHCI、CPCI-SSH、SCI、CPCI-S，中文数据库CSS—CI）及中文全文库（CNKI）中，查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十年来（2000—2010年）发表的论文，选取有外文参考文献的论文为调查样本，即对227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
2.2论文参考文献中的外文图书引文分析
抽取以上论文的外文引文部分（包括参考文献、脚注尾注），进行整理合并，外文引文中的图书专著部分有1754条，合1689种，将外文图书比对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和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得出历史学科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保障率。
2.3历史学院利用外文图书读者问卷调查分析
对人文社科文献资源的需求和利用情况开展问卷调查，共设计14个问题（13个选择题和1个开放题），包括调查者对外文文献的需求情况、本校图书馆外文文献对调查者教学研究的保障情况以及CASHL外文文献对调查者教学研究的保障情况三部分，内容涉及文献类型、文献年代、文献语种，获取文献的途径，对CASHL的熟悉程度和评价以及对图书馆和CASHL在外文文献资源收藏和服务方面的建议等。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教学科研人员对外文文献的需求程度，本校图书馆、CASHL对其需求的满足情况，得出历史学科的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保障率。调查问卷发放及调查者身份见表1。
3 数据与事实分析
3.1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师生10年来（2000—2010年）发文情况
历史学教师、学生等科研人员10年来发表的论文（只统计含外文引文的）总计227篇，作者131人，按论文篇次合计作者272人次。
3.1.1发文量按年代分布情况及与馆藏量比较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武汉大学的历史类外文图书自2005年后年进书量增长超过了发文量的增长速率。2009年因补缺，进书量突增。总的来看，在数量上，本馆收藏的历史类外文图书年进书量对科研是起到支撑和保障作用的。
3.1.2作者分布情况
在131位作者中，发表1篇论文的有80人，占所有作者人次数量的61%，符合洛特卡定律，即写一篇论文的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单个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为14篇，根据普赖斯定律确定：n=0.749×14，n≈3，即3篇以上的为核心作者，共30人，发表的论文占总论文数量的55%，符合普赖斯定律“完成该专业论文总和一半的高产作者的人数在数值上等于该专业作者总数的平方根”的假设（见表2），他们不仅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科研的中坚力量，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外文图书的重点读者，其研究方向是历史学科外文图书建设和服务的重点。
3.1.3发文量按学科研究方向分布情况
中，学科研究方向高度集中，发文量排名前三的学科方向占到总发文量的60%，说明利用外文图书的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英国、德国、美国、二战的研究，这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重点研究方向相一致（见图2），也是馆藏历史学外文图书收藏的重点。
3.2历史学外文图书引文分析
我们把被调查引文中的外文图书按照馆藏情况、年代、语种、引用次数最多文献等进行分析。其中年代分析分为1900年以前、1900—1949年、1950—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9年、1980—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年以来8个时期（没有注明且查不到年代的记作无年代），语种分析包括英语、德语、日语、法语、俄语、韩语和其他等。
3.2.1外文引文中引用图书高于引用期刊及其他类型文献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科研人员被调查论文的外文引文情况见表3。总体来看，引用外文图书的数量远高于外文期刊和其他类型文献。外文图书具有累积性强、学术价值高等特点，最具理论性、权威性，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外文图书的馆藏保障水平影响着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
3.2.2 CASHL馆藏大幅提升了历史学外文图书的保障水平
从表4中可以看出，CASHL馆藏占外文引文总量百分比达38.20%，远高于本馆馆藏的19。44%，所以建立以CASHL为主导的联合保障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3.2.3引文年代分布表明历史学外文图书保障率随文专项目的发展而逐步增长
按年代分类的被引外文图书数量以及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和本馆图书馆馆藏目录的馆藏情况见表5。
历史学学科科研人员引用的外文图书数量和CASHL馆藏、本馆馆藏数量的年代分布步调一致，相对数量最多的是1990—1999年和1980—1989年，最少的是1900年以前和1900—1949年。
随着文专项目的实施，CASHL历史类外文图书年代满足率最高的是1980—1989年（48%），本馆历史类外文图书年代满足率最高的是1990—1999年（30%多），而CASHL项目能满足读者对1900年以前出版的外文图书的需求17%左右，远高于本馆的6%左右，是对本馆藏书的重要补充。
3.2.4引文语种分布表明历史学外文图书中“小语种”图书保障率较低
被调查论文引用的外文图书涉及的语种包括英语、德语、日语、法语和俄语等。各语种图书被引用数量以及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和本馆图书馆馆藏目录的馆藏情况见表6。
在被调查论文引用的外文图书中，英语图书的被引用量以及在CASHI，外文书目数据库和本馆图书馆馆藏目录查到的馆藏数量在所有语种图书中比例最高（引用比例80%多，CASHL和本馆馆藏率超过90%）。英语图书的CASHL馆藏语种满足率和本馆馆藏语种满足率最高（CASHL：40%左右，本馆：20%左右），日语图书的馆藏语种满足率也较高（CASHL：约30%，本馆：约10%），其他语种相应数据则均处在较低水平。
3.2.5历史学外文图书保障水平还须进一步提升
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历史学外文图书的保障水平还有待加强，而表7引用频次较高的图书收藏现状，更是直观地佐证了这一结论。在历史学科研人员被调查论文引用的外文图书中，被引用次数不低于3次的有9种（40条）。有4种（20条）未能在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查到馆藏，有7种（31条）未能在本校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查到，保障率仅为44%，和图书馆文献正常保障水平的80%还有较大差距。历史学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外文图书情况见表7。
3.3历史学读者问卷调查情况
3.3.1历史学研究者对外文图书有较强需求和依赖
被抽样调查的读者中，33%表示对外文纸本图书严重依赖，28.9%表示对外文图书非常需要，31.8%表示对外文图书一般需要，5.8%表示不太需要外文图书。
通过对本馆与CASHL馆藏满足情况比较发现，CASHI。满足程度高的读者达36%，远高于本馆的19.12%。满足程度一般的读者则都超过60%。（见图3）
3.3.2需求比和满足比在文专项目实施后有较大提升
按年代调查外文图书需求与满足发现，1980年以后，外文图书的满足率已经超过对外文图书需求的比例。1980年以前的外文文献，CASHL满足比例高于本馆，1980年以后差别不大，CASHL满足了读者对早期外文图书的需求。（见图4）
3.3.3各语种文献需求比和满足比与CASHL文献收藏成正比
对不同语种外文图书需求与满足调查发现（见图5），只有英语图书的满足比例大于需求比例。CASHL小语种图书的满足率均高于本馆，说明CASHL是本馆小语种外文图书的重要补充途径。
3.3.4CASHL服务深入人心，服务水平还须进一步提升
在调查利用CASHL获取外文文献的必要性和便利性时，读者一致认为很有必要，但只有50%的人认为很方便。读者认为利用CASHL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查不到所需资料（29%）、获取文献时间长（23%）、费用过高（21%）、查询系统不方便（12%）、手续繁琐（15%）等。
从引文分析和问卷调查的结果看，历史学科读者对外文图书有较强的需求，需求文献的年代分布比较广泛。文专项目已经在读者阅读与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文专项目图书已经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比较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4 小结
4.1文专项目图书的投入产出率高
根据调查，CASHL的历史类外文图书保障率为38.20%，与国外高校图书馆70%的图书保障率还有很大差距，但考虑到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每年采购的外文新书近4万种，只占欧美地区年度文科学术图书出版量的30%。说明文专项目图书的投入产出率高，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预计今后十年，随着文科项目专款经费的增加，高校外文图书的年收藏量将达到8万种，收藏总量将达到200万种，人文社科外文图书的保障率将会达到90%，重点学科将会更高，力争达到95%的国际一流文献保障率。
4.2文专项目图书的收藏质量较高。
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的布局与保障研究”课题组子项目“高校1950—2000年人文社科外文图书学科保障方案”的研究，国内高校人文社科图书收藏率与国外一流高校相比还是很低的，但与国内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利用率相比还是比较好的，说明CASHL收藏的外文图书达到了为重点学科服务的目标（见表8）。
4.3文专项目图书的小语种服务更有针对性
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的布局与保障研究”课题组研究，对比本次调查结果，在历史学外文图书小语种收藏与利用方面，德文和法文的收藏率虽然低，但利用率相对较高（见表9）。
读者问卷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读者对纸本外文图书非常依赖，文专项目对小语种图书、1980年以前的外文图书的收藏是对本馆收藏非常重要的补充。
4.5读者认可CASHL服务平台
读者问卷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一致认为CASHL服务很有必要，并对CASHL服务充满期待，提出了很好建议。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 篇四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日常生活史 ；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17-06
收稿日期：2013-09-10
作者简介： 常建华（1957-），男，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社会史研究。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hould be from Alltagsgeschichte
CHANG Jian-hua
Abstract： Anthropology studies historical changes of folk customs to show social culture embodied by human behaviors during exact historical periods . The social culture roots in daily life，so Alltagsgeschichte is the important point from which Anthropology develops，because it is not an unique researching object but a kind of researching view and method. Many European major schools stressed the researching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n the basic of daily life to some extend. Anthropology researching of china，especiall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was on the base of region and field practice，had involved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daily life and anthropology. As there is scarcely no study specialized in anthropology from the approach of daily life，it is necessary to stress that the research should be started from the daily life.
Key word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Alltagsgeschichte；Social Culture
历史人类学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广为传播，不乏论述者。然而专门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论述似乎罕见，笔者试为之，以就教于时贤。
一、历史人类学主张以日常生活史为基础
社会—文化人类学将社群及其生活置于主要研究对象，如果要区分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话，一般而言，文化人类学径直以研究日常生活为主，而宣称研究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会人类学，是将社会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举例来说，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经典《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其主题是政治制度，作者明确指出：“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将研究目标设定为：“描述努尔人的生活并揭示他们的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1]难能可贵的是，1961年埃文斯-普里查德：“要求人类学家以历史学家为师，原因是历史学家在分析研究历史文献方面较有经验，能把握时间和变化。”[2]如此将人类学田野调查同分析历史文献相结合，把握所探讨问题的时间和变化，就把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
何谓历史人类学？1978年法国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一文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为了让过去称作‘道德习俗史’的这一领域重新焕发青春，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人类学的特性在于研究那些能用来确定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现象；用一句眼下时兴的术语来说，这些现象无关宏旨，而是被社会所说明，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来理解和心领神会的。”“人类学在这里也从文化生活的底层征服了史学，这些底层也就是最无关紧要的、最松散的表达：如群众信仰、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或联结于宗教生活的仪式、少数人的或私下的文化等，简言之即民俗”[3]。他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
1979年问世的瑞典学者奥维·洛夫格伦、乔森那·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作者在《绪论》中揭示出当时欧洲对于日常生活史的重视，也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特色：“不管它们叫心态史、文明进程研究、文化社会学，还是历史人类学，这些研究方法都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用历史的方法挑战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4]即历史人类学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在其《新史学》中倡导历史人类学研究。1993年他来到中国，倡议建立历史人类学。他说人类学“研究方向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切人的历史，而不单纯是理解社会上层的历史。然而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学派内部发展起来的。可是，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不重视时间，也不考虑历史。所以，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5]勒高夫把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作为历史人类学的重要追求。1993年创刊的专业杂志《历史人类学：文化-社会-日常生活》，反映的就是这种对于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
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也指出历史人类学在于揭示生活的意义：“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人生体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称：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对‘生活的意义’这样伟大哲学命题，要想找到它的终极答案是徒劳的。但我们不妨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6]
较新的表述是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7]
行文至此，也有必要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日常生活史”的理解。德国学者阿尔斯·吕特克撰写的《日常生活史》词条，指出：“‘日常生活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常见的说法是“小人物的历史”与“下层历史”，而他则认为：对于日常生活史性的强调应被理解为对于批评的批评，日常生活史是一种以行为为导向的视角，日常生活史已经成为大量研究项目与描述作品的一种维度，发现‘横亘’在社会与统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8]
尽管最新的历史人类学作为人学涉及多学科，研究范围很广，瑞士学者雅各布·坦纳还是归纳其基本问题则是三个：一是涉及人类图像的演变，涉及以人为中心的自我描述的讨论和传媒条件的演变；二是关乎人们用以组织和调节自己社会共生的社会实践和符号形式；三是问及人类本性的历史性。雅各布·坦纳并且指出：“不论从何种视角出发进行阐释或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人物，都把日常史、习惯史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再生史和变化史当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9]日常生活史在历史人类学当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注意到，阿尔斯·吕特克的日常生活史与前述安德烈·比尔吉埃尔的历史人类学，均强调二者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
二、西方具有日常生活史特色的
历史人类学研究
法国具有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还指出：勒格朗·多西著有《法国私人生活史》（1782年），并准备研究一种法国人道德习俗的社会史。因此“实际上，我们自年鉴派形成以来所看到的并不是历史人类学的问世而是他的复兴”[10]。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1949年发表《历史学与人类学》一文，揭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作者认为：“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主题、目的或方法的不同。它们具有同一个主题，即社会生活；同一个目的，即更好地了解人，以及，事实上，同一种方法，其中不同的仅仅是各种研究技术所占的比重而已。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对两种互为补充的观察方法的选择不同：历史学是从社会生活的有意识的表达方面来组织其资料的，而人类学则通过考察它们的无意识的基础来进行研究。……虽然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无意识成份，但如果以为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学家毫无疑问首先是希望从那些使社会现象具体化的事件以及个人对这些现象进行思考和经历它们的方式上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在掌握和解释那些在人们看来似乎是他们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或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的东西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很明白，并且越来越明白，他们必须求助于无意识的详尽说明的全副手段。我们不再满足于以再度合理性说明和再解释为线索编排历代王朝与战争的政治史了。”[11]明确指出，历史学家研究社会生活需要借助于人类学。由于历史学与人类学均以社会生活为研究主题，以对人类的深刻了解为共同目标，可以交叉渗透构成历史人类学。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物质生活和资本主义》研究的主题是前工业社会中世界的居住条件、服饰、饮食等，“写了一本历史人类学的著作。布罗代尔并不满足于只列举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物，而是主要指出经济平衡机制和交换的流通怎样塑造和改变着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指出人们的行为怎样集中于口味，重复性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某种食品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或从一个社会阶级传到另一个社会阶级，会改变人们的习惯等等”[12]。
雅克·勒高夫等第三代学者倡导打破学科界限的新史学，光大了历史人类学。1971年勒高夫出版《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声称要“对西方世界前工业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的构成作出贡献。”1980年法国史学评论家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13]。
在英国，E·P·汤普森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扬名。1976年他在印度历史大会演讲《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指出历史学需要借鉴人类学，但不是盲目和丧失历史学特点的。他说自己过去十年在研究18世纪英国社会史时，碰到过寻找和了解通俗文化及仪式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普遍被认为更接近社会人类学，而不是经济史。他指出70年代历史学家对于研究仪式的兴趣：“仪式不仅渗透到家庭生活，而且还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近几年，历史学家一直用新的方法考察长期以来一直比较相象的生活各个方面：乡村和城市仪式与节日表；社交生活中的娱乐场所；工业革命前后劳动与闲暇节奏的变化；社团中青少年地位的改变；很少被看作经济纽带而是被看作社会纽带的消息、聊天、谣言聚集中心的市场和集市；群众反抗形式的象征意义等。”[14]可见历史人类学需要处理大量仪式生活。
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显示出历史人类学的特点。其代表人物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关注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进入生活世界。
前引瑞典学者《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透过丰富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他们在努力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认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并应被推广给普通大众，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989年美国学者杰弗·埃利介绍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他认为过去10年西德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发展当属日常生活史的起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采用人类学认识方法，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交叉问题的国际性中心，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很大。阿尔夫·吕德克是日常生活史的创始人之一，他强调“日常生活史意味着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提出有关社会进程与结构的重大问题；日常生活史并非忽视政治问题，而是更彻底地提出公开的与私下的、人身的与政治的问题。”[15]
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影响到历史研究。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的“深描”的文化解释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提供了揭示日常生活表面现象所代表的深层文化象征的途径。萨林斯认为，人类学家称为结构的东西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客体[16]。20世纪70～80年代由格尔兹和“以一种更强烈的历史成分而由马歇尔·萨林斯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越来越成为新的日常生活史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样板”[17]。
总之，西方史学界到了20世纪70年代，转向微观史，与他们受到人类学家的影响有关。80年代初，美国学者伊格斯尔指出：“目前，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社会史，但现在其社会科学基础是放在诸如人类学和符号学这类探索集体意识、价值和意义，并将人视为历史局势中的积极因素的学科之上，而不是放在地理学、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这些对人类自由加上了外部限制的科学之上”[18]。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认为：“一般说来，微观史家志存高远，虽不敢称从一粒尘埃看整个世界，但也必声称从局部数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对金兹伯格而言，梅诺其奥这个磨坊主就是一个传统的、口传民间文化的代言人；而勒鲁瓦一拉杜里则通过他所谓的‘大海中的一滴水’，即有关蒙塔尤的专题研究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全貌。……有理由表明使用社会显微镜是可取的。单个样本可以微缩地代表一种状态，即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根据其他理由）业已知晓的某种流行状态，这一事实促使他们选取这些典型并加以研究。在有些案例中，微观史研究使用计量方法；历史人口学家时常对单个家庭进行个案研究，或利用电脑模拟某种家庭体制中某个人的生活。”[19]拉杜里的《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审问异端村民的记录，试图揭示“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即“社区的生活本身”[20]。
三、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中的日常生活史
中国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日常生活居于重要位置。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开创者之一的林耀华先生，持有社会结构的能动性和功能平衡的观点，也认为国学当中从文本到文本的古今持续性研究，为中国新生的社会学/人类学积累了珍贵的文献遗产。林耀华早期的研究，既有依据文献的拜祖讨论，更有进行田野调查的福建宗族探索。林先生回忆创作《金翼》时说到：“我在田野工作程序中运用了很多人类学理论，仔细剖析了芬洲和东林两家的日常活动，他们的人际关系程序，试图告诉读者地方人民生活的图景。”[21]他还总结研究实际生活的方法，先考察每人每日的常规，“这些材料才算是社会结构里的真正内容，详细记载了个人日常生活之后又应渐渐推张个人生活和家庭、家族、氏族或整个社会的关系，再而找出团体与团体的生活关系。”[22]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林耀华的汉人社会研究，是以日常生活出发的。
中国社会史的探讨，具有历史人类学特色的是华南研究。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闽粤区域史研究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历史学者研究社会经济史，结合田野调查，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目前这种研究风格在扩散，如徽州与江南、华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就显露出来。
郑振满与海外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的社会史。他认为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是从民俗研究历史。民俗说到底就是人情世故，就是做人的规矩。民俗存在于日程生活中、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民俗是有继承性的，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通过研究民俗有可能了解民众的历史。通过民俗研究更深层次的历史，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我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解读历代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这些典籍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回到日常生活才明白。看它们对当时的百姓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没有影响到百姓的经济活动、社会关系、政治生活和各种各样仪式行为。历史人类学就是要尽可能把历史学关注的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与民俗（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的规则）联系起来，透过这种联系去解读它的意义。①郑振满走向民间与田野，经常看仪式、访谈、采风，通过对分家、祭祖、婚姻与收养、民间信仰与社区组织的研究，从民间日常生活习俗入手，揭示了民俗背后社会机制与社会历史的变迁②。他又说：“由于学术旨趣的不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应该是‘从民俗研究历史’。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从民俗入手，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民众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然后把各种民俗现象和宏观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揭示民俗所具有的历史意义。”[23]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一书，深入宗族的日常生活史，祖先崇拜下的祭祀信仰、家庭的再生产成为宗族研究的基础，成功地揭示了宗族文化建构的历史过程与结构性特征。这种历史人类学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结构的研究手法，也反映在刘志伟身上，他强调人类学家注意到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成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历史学家就不得不重新反省对“过程”的结构作历史阐释的角度和方法[24]。
中国风俗史特别是明清社会风气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从风俗论走向社会史[25]。然而，还有一个有待加强的研究取向，即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看待风俗，将风俗史研究转化为日常生活史的探讨，可以为风俗史、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历史人类学研究离不开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26]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程美宝、蔡志祥也有类似的表达：“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著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界定和解读。……许多历史学家往往只重视甚至迷信文字资料，而无视资料产生的过程，更忽视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出来的资料。这些资料，如婚帖、讣告、帐簿、人缘簿、分单、乡村告示、符纸等，很多是暂时的，很快被销毁；或是束之高阁，只作为家庭、乡党、伙友缅怀过去或计算将来的参考。与此同时，地方社会的历史，不少是口耳相传，或在乡民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中产生或呈现的。因此，单靠帝皇将相或官宦士绅制造出来的史料，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地方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如何进入民间，乡民如何理解国家。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有用的、可长期参考的资料。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理论，足资让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参考。”[27]
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28]。
在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当中，赵世瑜承担的课题《10世纪以来华北村社、移民与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副标题为“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29]。这项历史人类学研究，从民众生活进入华北村社、移民与宗族的主旨鲜明。
长期利用民间文书研究徽州的学者王振忠，近来注意排日帐资料。他认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需要发掘新的文献史料，而排日账（工夫账）以其翔实的记录，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来源。排日账的记录者并非局限于下层民众，除了以往所知的农民之外，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私塾先生，同样也有撰写排日账的习惯。徽州当地日常生活中银钱的借贷往来，土地买卖中田地税赋之推收过割，以及婚丧礼俗等活动中的诸多社交应酬等，都促使彼此之间的银钱结算显得极为频繁，这应是现存排日账在徽州所见独多的原因所在。如何以文本为基本线索展开实地调查，借助田野考察所获的感性认识，加深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理解，进一步认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可能是今后需要着力开展的一项研究。[30]这实际上也是从日常生活史出发，利用民间文献探讨历史人类学问题。
四、结语
历史人类学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强调的是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应当扩展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理解，虽然历史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但绝不限制于此。如诸多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就体现出历史人类学的特色，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柯律格研究明代书画家文徵明，在送礼活动中寻找文徵明作品的根源，指出：“日常生活中早已存在着一套言语与姿态的陈规，以界定种种收受的时机与场合。”[31]他将文本作为物品，注意其在流传中的物质性残留，如题跋或藏印等。特别是借鉴人类学家莫斯等的早期礼物研究，也关注1990年代杨美惠、阎云翔、任柯安讨论中国礼物的研究成果，思考的问题是“文徵明、与他有关的人以及在他们之间流转的物品如何一同在一连串特定的社会脉络中运作其能动性。”[32]研究了各种场域下的社会关系，进入文徵明及其作品创作、流传的生活状态。重视艺术实践与日常生活中交往与应酬的关系，也体现在艺术史家白谦慎对傅山的研究当中。③物质文化的研究与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的探讨不可分割。
在西方学术界，无论是法国的年鉴学派，还是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从英国马克思学派的社会史，到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乃至美国人类学、文化史的历史人类学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或有人担心日常生活史容易使历史研究导向琐碎化，失去与国家以及大历史的紧密联系性。其实生活史是构筑总体史不可少的，或许某种意义上来说失去国家而获得了世界，这正是当下全球史所追求的。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指出：“对于‘总体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日常生活史——的追求。……把目光转向各种社会史主题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些主题的研究中，国家的概念用途不大。……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许更不容易衡量，但是它们也是全球史的重要内容，这要归功于年鉴学派的影响，同样也归功于诺伯特·埃利亚斯和米歇尔·福柯的影响。……早在大众消费市场——更不必说全球传播媒介了——形成前，那些惯常认为地方气息很浓的私人生活史，都有着重要的世界史维度。”[33]日常生活史对于总体史、全球史有如此的重要性，历史人类学以日常生活史为出发点，不会偏离历史学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日常生活史也是近来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重视的，“许多研究描绘了日常生活的构成和变迁，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到与动物的关系，从食物习俗到娱乐、节庆和宴饮方式”[34]。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由于近世历史资料丰富、历史遗存众多、便于田野调查，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表现出明清时期较热的特点。明清时期则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历史人类学，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然而有意识地进一步强调日常生活对于历史人类学的重要性，或者说历史人类学研究应以日常生活史为出发点，似乎仍有必要。
注释：
①郑振满：《从民俗研究历史——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原刊《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收入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附录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9-279页。
②请参考郑振满以下论文：《清至民国闽北六件“分关”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宋以后福建的祭祖习俗与宗族组织》，《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闽台道教与民间诸神崇拜》（与丁荷生合作），《民族学研究集刊》，第73期，1992年；《吴真人信仰的历史考察》，《吴真人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年；《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史林》1995年第1期；《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其中后面的四篇论文，收入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卷三“民间信仰与仪式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73-253页。
③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白谦慎：《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胡晓真、王鸿泰主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19～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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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论文 篇五
关键词：史料；划分；论文；结合
一
什么是史料？“所谓‘史料’，就是指过去人类存在或活动的所有踪迹，是人类物质活动或者精神活动的各种实物的、文字的和抽象的遗迹，可以提供关于过去历史的信息和知识的所有的资料。”简而言之，史料是囊括所有人类留下来的痕迹，包括实体的或者非实体的材料。
初步把握史料的含义之后，就牵扯出史料的划分问题，因为史学研究的前提是要恰当应用史料，而这个前提的前提又需要合理划分史料。总的说来，学术界大致有如下几种比较常见划分方式：1、史料的来源途径：“得史之途径，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2、史料的意图：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提出了“有意的”史料与“无意的”史料两大类；3、从史料的遗存方式来分析，又可以划分为遗留性史料和记述性史料。
史料的类型是客观存在的，而研究者根据需要和自我价值取向，才会产生不同的划分方式，笔者在本文阐述的是史料与论文写作的结合问题，相对倾向的是从论文写作角度去划分史料类型。
二
首先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又可以称作第一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直接史料最接近事件发生的年代，相对较客观与真实；而间接史料却相对于前者更加的充足。“直接史料的价值高于见间接史料的价值，但后者的量往往比间接史料丰富，研究任何历史课题，直接史料为其基础的根本，但仅靠直接史料必不充足，须广泛利用间接史料。”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要相互补充，相互考证真伪，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还原事实。
其次，旧史料与新史料。近年来考古技术的进步，许多带有考古价值的遗迹遗址先后被发掘出来，对固有的研究成果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如：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有说是孙武、有说是孙膑，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个的竹简体，证实了孙武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膑是《孙膑兵法》的作者。虽然这些新的发掘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为研究研究带来了新的血液，但并不是新史料就能够完全取代旧史料的存在，新史料也需要研究者去考证其真伪性、去衡量其价值，这个过程就需要结合旧史料；然而，旧史料真实性也需要新史料加以佐证、辨析。
再次，中外史料。其通过国内外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历史，阎步克指出：“事物的特点是在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其所涉样本至少在两个以上，超越个性的深层法则，便开始重要起来。”比如：1840年中英战争，我们把这场战争称作“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国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而英国称为“中英战争”，并称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侨民及贸易平等。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就会出现英国人眼中的中英战争、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中英战争、非中英两国人眼中的中英战争；所以，需要我们将中外史料结合起来、弥补彼此的不足。
最后，跨学科史料。“史学中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不仅能开辟历史研究新领域，而且有助于史学新分支学科的形成，能够解决单一学科方法所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助于解释事物的本质。”史学研究离不开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形成全面综合的知识体系与多元的史料搜集方法，从多个方面来佐证历史事实，建构理论支撑。
三
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史料主导论”与“观点主导论”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如：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兰克学派”十分倡导唯史料论，傅斯年在此基础上，提出过“史料学即历史学”的论断；而梁启超提出：“历史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他在史料与论文的关系上，相对强调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所以，如果过多的强调史料本身，难免会有当时史家本身的价值取舍问题或者当时的时代局限问题，可能会忽略史料对今人的启发意义和价值；相反，只强调论据的作用也会导致：“将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作为评判历史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历史研究就会变成为某些观念或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所以，客观严谨的论文需要我们正确厘清史料与论文的关系。
第一，从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中外史料、新旧史料、以及跨学科史料这四个方面做一个初步的划分。比如研究民国时期西方基督教在上海传播状况，我们能够搜集到的史料比较丰富，但笼统的搜集出来各类的期刊杂志、报纸、地方志、外国相关文献等等，则显得相当的冗杂，这就需要我们将史料做一个大致的划分，然后进一步与论文的所要阐述的具体观点相结合。
第二，挖掘充分的史料，夯实基础知识。史料的掌握是一个“开源节流”的过程。其中，“开源”是指不断挖掘史料，而史料的挖掘又可以归纳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在文献类挖掘；另一种是非文献类的挖掘。当然，现在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以文献类的史料为主，佐以非文献类的史料，这并不是就此忽略非文献类史料，主要是由于这类史料相对较少而且发现具有偶然性。“节流”则指对现有史料反复提炼掌握，“不断积累史料，下深功夫，一定能够获得可观成绩，而且能够站住脚，不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说较易成为定论。”
第三 ，史料与论文合理的契合并与当前社会具体问题挂钩。我们在平时研究中，以史料作为佐证的基础上，还需要了解不同类型的史料对文章的不同作用，做到有机的调和各种史料的关系；如果史料引用不恰当，则有断章取义之嫌。再次是将研究成果与实际生活密切结合，“当生活的发展需要他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的就会变成现实的。”我们借鉴过去的历史，最终也需要合理的衔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为我们的研究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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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齐继伟：《浅议“史料学”》，文教资料，2014年，第20期。
历史与社会论文 篇六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 中学生 历史教学 历史小论文
Simple analysis of exploratory learning used in history teaching
Liu Gang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writer has expatiated an exploratory learning way that can make students learn independently------writing the history paper and also made a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history paper teaching, hop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mproving the history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Exploratory learning Student History teaching History paper
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强调，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倡导学生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主动学习，在新课程背景下，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应历史教育的要求，如何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基本技能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作为历史教师，寻找符合研究式学习模式的、并能使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的教学方法是当务之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本人认为适当地让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通过历史小论文教学，对学生来讲既巩固了知识提高了认识，也锻炼了学习历史的基本技能和其他能力（如阅读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合作能力等）；对教师来说既可以检查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也可以用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善学、好学、乐学。下面就谈一谈历史小论文教学的有关方法、注意问题和意义。
1．历史小论文的教学方法。
1．1 精心设计问题。精心设计并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是保证学习质量的前提。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疑者，思之始，学之端也”。“疑”就是问题，最容易引起探究反射，使学生深入思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认识“庐山真面目”。从新课程的学习目标来看，问题的设计应体现新课程对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从课堂学习过程看，问题是使课堂学习过程由教师主导向以学生为主体转化的桥梁，把学生置身于探索者的位置，通过自主学习获得发展。因此，定题是关键性的第一步。在此环节设计问题主要应针对学生学习的重点、难点问题，一般指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或者与此相关的当前形势、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的热点问题。题目要源于教材，但要高于教材。举例如下：有人认为秦始皇是有名的一代暴君，他罪恶滔天所作所为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对他应该全盘否定。你的看法如何？请自拟标题试论自己的观点。
1．2 提供一些材料。考虑到高中学生知识范围的限制，除了要求学生阅读教材、查阅课外资料外，教师还需要提供一些可信的历史材料作为补充。在历史学习中引进历史资料，体现了历史学科的特色。历史资料对于历史学习就如同自然科学必须要进行实验一样重要，同时，历史资料的运用也是新课程提倡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的基础。为了拓宽视野，深化认识，教师应该补充相应的历史资料或引导学生自主查找相关资料。资料的内容是与问题有关的原始资料、史学界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文献。资料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文字、图表、图画、地图及音像资料等。补充资料的途径主要是鼓励学生从图书馆、互联网等渠道多方获取。为了面向全体学生，照顾中下水平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经过择取的客观性的历史资料。另外，适当提供一些教材中未体现的观点来开阔学生的眼界，如翦伯赞评价“焚书坑儒”：“……在当时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里，秦始皇用这种手段来打击复活封建贵族政治的思想，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
1．3 给予一定的指导。对于历史小论文这种形式，高中学生开始难于把握，所以给予一定的指导非常有必要。一要指导阅读，教会学生如何查阅资料；二要指导分析讨论，教会学生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三要指导撰写小论文，教会学生如何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严密。
1．4 给学生一点时间和空间。对于教材中材料丰富的、学生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论题，可要求学生课堂内完成。而对于涉及范围大的、需要较高程度的理解和分析的论题，就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到图书馆去读书查阅资料，思考分析，拓展思维空间。还可以把学生分成多个研究小组，设一名组长负责分配任务和协调工作，在小组内讨论、交流、研究论题和材料，开阔其眼界活跃其思维，同时加强同学之间的合作，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
1．5 给学生一个恰当的评价。有学习，就有对学习的评价。学习评价是对课堂学习行为及其效果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必不可少。新课程倡导发展性评价，强调在学习评价中要使学生成为评价的受益者和参与者，突出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历史小论文是学生研究学习的成果，教师要认真负责地批阅每一篇文章，做出恰当合理的评价。可以划出表达准确而生动的语句，在旁边批语表扬；也可在最后写上总批语，表扬肯定其突出之处，婉言指出其不足之处。
1．6 给学生一个及时的反馈。对于学生写作的情况，要做好统计工作，以及时反馈给学生。建议最好是开一堂总结课，采取分析加总结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在总结的过程中，要肯定表扬立意新颖的小论文；指出并质疑观点论据分析有误的文章，也可以再放给学生讨论辨析这些问题；对于观点出现对立的情况，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以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和开放。
以上是教学历史小论文的一般方法，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灵活把握教学方法，以最好的形式激发学生对撰写历史小论文的兴趣。
2．历史小论文教学中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
2．1 要注意历史小论文与专业论文的区别，不能把历史小论文等同于历史专业论文。历史专业论文的撰写者主要是历史研究者、史学专家、大学生等，他们具备广泛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基本功底，对论文的专业性要求很强。而历史小论文所面对的是中学生，他们知识面狭窄，对历史材料和论题的分析解决能力较差，所以我们不能用专业论文的标准来要求中学生。“只要能以历史事实为依托，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论述清楚即可”，我们不必求全责备，要求过高、过严，反而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空间。
2．2 设计问题情境应注意几个原则。①设计的情境应有一定的复杂性，问题的复杂更具有挑战性，才能促使学生调动各种资源和能力、综合各种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②问题应符合学生的实际，只有从学生的现有学习水平出发设计的问题，学生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解决，才会有兴趣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③问题的设计要有一定的现实性，注意联系现实生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如：通过伊拉克战争让学生谈谈对美国霸权思想的认识。这使学生不仅关注了历史也关注了现实，把他们的眼光从教科书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达到了“开眼看世界”的目的。④要留给学生创新思维的空间，如：人类历史中你最敬佩的历史人物是谁？结合历史谈谈你对他的认识，标题自拟。此题能让学生自由选择心中的偶像，发挥想象力，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认识，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情感和思想认识，其实这也是创新学习的过程。
2．3 注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撰写小论文的过程就是学生搜集、整理与表达历史资料的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就应该在撰写小论文的各个阶段，放手让学生自主设计相关活动，不能过分约束他们的行动。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既要适时组织学生的搜集、分析讨论、写作等学习活动，又要以参与者、引导者的身份参加活动，不断鼓励学生，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
2．4 对小论文的评价，教师不必面面俱到，应以肯定为主，及时鼓励学生的每一点进步，让学生体会成功的愉悦。不管采取什么评价方式，都应有助于学生实现更高学习层次的目标，激发学习热情，实现学习效果的增值。
2．5 注意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如分析指导时，教师不能完全替代学生的活动，更不能嫌麻烦减少学生的活动，否则就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应该主动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与学生平等地探讨问题，不失时机地鼓励学生，努力保持学生的学习热情，这也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策略。
3．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撰写历史小论文对于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3．1 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他们多采用“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来学习历史知识，结果是“背完就忘，考完就扔（书）”。用这种方法学习历史，不仅所学的知识质量不高，而且记忆的牢固程度也很低，消磨了学生的兴趣，限制了思维的发展。这与时代的要求、素质教育的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而撰写小论文属于研究性的学习方式：①它是主动学习的方式，论题的挑战性激发了学生不断地探索研究的欲望，促使学生自觉地安排学习活动。②它是体验的方式，撰写小论文也是体验历史的过程，在体验中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就会取得更多的收获。③它是综合学习的方式，小论文的撰写要求学生调动自己的各学科知识，而不局限于历史学科，这也体现了知识的联系性和综合性。④它是合作学习的方式，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论争答辩，有助于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能力和团队精神。可以说，撰写小论文是研究式学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它的优势在于让学生主动接受学习，在满足好奇心的探究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记忆知识、提高认识和锻炼能力。这是学习的革命，现代中学生理应掌握这种学习方式，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是学生终身学习的需要。
3．2 撰写小论文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提高思想认识和培养综合能力。当学习者对某个历史概念或历史事件不甚了解时，他会主动去查阅有关资料，那些他感兴趣的、经分析而理解的内容记忆相对要牢固。在体验历史的过程中，学习者不断地进行情感意志的体验，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情感认识水平和修正人生目标。学习者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究问题，体验知识发现的过程，有助于综合认识能力的提高与思想方法的形成。如在评价秦始皇的小论文中，学生既能看到秦始皇暴政的一面，又能肯定他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这使学生感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英雄气概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让学生学会了用历史的眼光一分为二地评价人物。撰写历史小论文还有利于提高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学生搞好学习的必要因素”。“学生一旦具备了自学能力，就增强了学习的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独立地获取新知识，扩大和加深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探索新知识创造了条件”。
3．3 小论文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历史课的灵魂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历史论文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史实泛泛而谈肯定行不通。对文章所使用的论据，必然要经过一番深入地分析加工，才能提取有效信息为己所用。这些活动是一种科学研究的行为，要求研究者必须实事求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切实感受到“史由证来”和“论从史出”。这些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4 小论文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小论文的写作既要求学生应用综合知识，又要求运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在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阅读能力、判断分析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都会得到充分地训练。长此以往，学生的自学能力与应用知识的能力就会得到明显的提高。学习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这种强调知识应用的教学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总之，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设计在于激发、鼓励、支持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判断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尤其有助于培养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4．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撰写历史小论文在教学实践中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时间和空间的矛盾问题。学生搜集资料、分析讨论及撰写论文等阶段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保证，而课堂时间是有限制的，往往满足不了需要，这是时间的矛盾。搜集资料仅仅在教室是完成不了的，学生必须走出教室接触更多的信息形式，才能获得较充足的信息资料，而现实的课程安排限制了学生的活动空间，学校的图书资料也不能很好地满足教学的需求，这是空间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教师必须精心地设计活动内容和巧妙地安排时间，尽量不和课程发生冲突。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同样，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设计也不尽完美，但在教学实践中，应该让它占有一席之地，也衷心希望各位同仁实践研究，不断发展完善这种教学方法，从而推动整个中学历史教学的发展和进步。总之，万事开头难，让我们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到实践新课程的浪潮之中，与新课程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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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 篇七
[关键词]新文化史；彼得・伯克；社会理论
1961年卡尔（E. H. Carr）宣布：“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1）现在看来，新文化史运动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开拓研究领域和更新研究方法、手段方面，为历史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社会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在文化史领域辛勤耕耘的同时，致力于沟通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对他的两本著作――《什么是文化史？》和《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及其论文的分析，加深对这位文化史学家的思想的认识。
一、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念
在彼得・伯克（Perter Burke）看来，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自动发生，亦非出自单独个体的观念，它的出现是一场集体运动的结果，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国际性的。（2）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有密切关联，此后美国成为其发展的中心，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间，逐渐传播到欧洲以及其他地区，不仅研究范围极其广泛，研究主体也不再限于历史学家，一些人类学家如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和文学批评家如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 Said）也都参加进来。
新文化史遵循的是一种新的“范式”。所谓新文化史学之“新”，是指其区别于之前的文化史模式，尤其是传统的古典文化史而言的；与新史学不同，“文化”一词的使用，使其区别于思想史和社会史。一方面是相对于它的近邻思想史而言，“更强调于心态、假设或感觉，而不是思想的观念或体系”，两者相比，思想史“更严肃和准确”，而新文化史则“更模糊且更具想象力”。另一方面是相对于社会史而言，在研究对象上两者有着明显的分野。（3）
由于文化涉及的内容过于繁杂，所以伯克定义文化史时把着眼点从其研究对象转向了研究方法。“文化史尽管没有本质，但它却有自己的历史”（4）因此，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对文化史的历史进行梳理，通过介绍文化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文化史的面貌清晰可辨。
伯克把新文化史与文化史的早期形态进行对比与比较：第一，传统模式的文化史试图描绘一个时代的肖像，但注重的是上层社会，认为文学与艺术的变化显示着观念与社会的变迁。第二，高雅文化（文学、艺术、音乐）的社会史诸如阿诺德・赫塞的《艺术社会史》（1951年）标志着对传统文化史的反叛，原因是布克哈特等人略去了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5）由此可见，新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社会史的“自下而上”原则，倾向于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一点恰恰是对传统的文化史的突破。然而，伯克强调，对于一场新运动，其参与者往往会夸大其新奇性，因此通过把新文化史与文化史的早期形态进行对比与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史却是对布克哈特描绘时代肖像之设想的回归。然而，隐含在新文化史背后的寓意与那些早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史是迥然有别的。”（6）
在伯克看来，目前新文化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文化史赖以支撑的主要理论是有关现实的文化建构理论。”（7）而这种建构会存在很多局限性，受到文化和社会的限制以及材料的限制。
其次，关于文化的定义，或过于狭隘或过于宽泛，很难找到合适的尺度。
另外，新文化史在拓宽研究领域的同时，必然产生了更多新的研究对象，在对新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时，必然要接触和挖掘新的史料，分析这些新史料必然要求相应的新的研究方法，这又是对新文化史的挑战。
最后，新文化史还要面临碎化的危险。一些理论有后现代主义的影子，例如场合论。在处理微小的事件和大的整体之间的关系上，也是个难题。
关于新文化史的未来，伯克认为将来会出现对“新文化史”的反动，并对几种可能性进行了探讨：第一，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第二，新文化史的领域将扩大，包括之前被忽视的政治、暴力与情感；第三，改变新文化史对社会史的偏离，社会史将重新受到重视。尽管如此，文化史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还应保留下来。
对于21世纪的文化史，伯克认为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史也会出现全球化的趋势。文化史与邻近学科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诸如书志学、地理学、新考古学甚至生物学、生态学等都将影响文化史。在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中，伯克主张“要小心谨慎，要使用‘或多或少’，而不是‘或是……或是……’这样的语句，描述文化时要说，基本上是同类的，总体上适应性强，和邻近文化有明显差异，等等，这样可以摆脱使文化‘泛本质化’的危险。”（8）
针对新文化史存在的问题，伯克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在谈到文化边界和文化交往时，他得出结论，“边界经常是文化交往的场所”（9）对文化碰撞的解释主要介绍了三种概念：文化传译、文化杂交、语言混合。另外，伯克重新考量了叙事在文化史中的位置，认为叙事史将会复兴。
二、彼得・伯克对社会理论的关注
关注理论是新文化史学家的主要特征之一。新文化史学家多偏离社会史，较少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而优先选择人类学和文学理论作为其盟友。伯克却认为，社会史将重新受到重视，他致力于促进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流。他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基本是对近些年社会理论的一些新概念和新方法的介绍，鼓励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交流和借鉴，以促进历史学领域的扩大和方法上的创新。伯克重视概念和理论的历史性，不主张对其是非对错做出定论，主张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他声称自己采取的是“中道立场”，认为新理论或方法并非是对传统的取代，而应该是一种“增补”。
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伯克贯彻其重视历史性的原则，简要分析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分野到汇聚的历程。他重点分析了四种基本研究方法（比较、模式、计量、社会显微镜）和多个社会科学的概念。伯克对每种方法或概念下定义，并指出它们的来源――一般是某个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某项研究。继而分析这样的方法或概念是何时以及如何进入历史学家的话语中的，在这种学科间的互相借鉴中又会衍生出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概念。伯克喜欢举一些方法或概念的应用实例，使应用效果一目了然。在对应用效果的评价中，伯克试图以一种折衷主义的方式来处理，认为不应因它们本身或在应用中产生的问题而否定它们在深化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针对它们不合理的方面，伯克也提出一些对其弥补的个人见解。甚至在对这些概念的顺序安排上，也是环环相扣，可见伯克经过周密的逻辑思考，在整体上强调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联系外，对社会理论内部的各个概念和方法之间也试图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
总体上，伯克喜欢用实例来说明理论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中所产生的效果，并时不时的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多数时候却不做明确回答，这似乎是他遵循的一个原则，即不随意做出决断，仅提供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鼓励读者自己去了解。
三、结语
新文化史运动作为西方史学的一次重大转型，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上，从以往偏重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方面，并从传统的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集体心态的层面。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新文化史主张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借助人类学、语言学等理论和方法，挖掘新的史料，对旧史料作出新解释，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的视野。
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伯克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今天，对“文化”下个定义似乎是太难了，所以伯克不去定义“文化”，而只是追溯“文化史”的历史，他似乎传达了这样的意思：文化史没有本质，只有历史。这是伯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谨慎，他深知绝对的精确是不可求的，若为求精确而简单武断的对“文化”下个定义，必定会犯过于狭隘或过于宽泛的失误。他坚持折衷的立场，不随意作出是非对错的评判，这使他避免处于争辩的风口浪尖上，然而，这也是他的思想受指责较多的地方，这样似乎限制了其思想个性的发展。总之，他对各种社会理论的历史性的强调，对存有争议的问题所持的“中道立场”，都使他的思想带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色彩。而这种特色与他作为文化史学家的身份是相符的，文化史学家在寻求公平看待一切的同时，不可避免的遭遇了相对主义的侵入。
历史研究本身也具有历史性。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类型，新文化史不是永恒的不可取代的，它会被不断修正和增补。 在伯克看来，“历史的撰写如同历史本身，是没有最终解决方案的，每一次的解决都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留待下一代人去克服。” 这也是伯克能够相对客观的分析新文化史的得失的原因之一。
伯克的文化史观念尽管偏于保守，却是较为谨慎和富有启发性的。通过分析伯克的文化史观念，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我们对新文化史的认识。
注释：
（1）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1页。
（2）彼得・伯克著，刘华译，李宏图校：《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3）转引自，周兵，“自上而下”：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4）[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杨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导论：第3页。
（5）彼得・伯克著，刘华译，李宏图校：《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6）同上。
（7）[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杨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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