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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论文的【最新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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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繁荣,文艺界整体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那么现代文学的论文我们要怎么写呢?众鼎号为您带来了3篇《现代文学论文的》,如果能帮助到亲,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现代文学论文参考 篇一

试论我国现当代文学的民俗学意识

现代文学论文范文一:现代文学复仇神话重写意义 篇二

摘要:复仇是重要的文学原型,但是受传统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复仇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并不发达。

近代以来,在外族入侵、民族救亡的文化语境中,复仇的文学情绪再次被激发起来。

作为民族文化形成的基础,神话复仇意味着文化复仇,更有助于激起民族成员的内在复仇情绪。

鲁迅以基督耶稣之死和黑衣人、眉间尺、王的同归于尽来表达对阴冷人性、黑暗社会的拯救。

夸父追逐太阳向权威者宣誓的果敢和参孙报复非利士人的复仇行为,都表达了被欺凌的弱者不甘示弱的反抗情绪。

在民族救亡的高涨情绪中,复仇神话的重写承担了作家自我、环境、时代和文学传统的共同责任。

关键词:现代文学;复仇;神话

在远古先民的世界里,有仇不报是难以容忍的耻辱和失职,愤怒和痛苦的折磨似乎只有通过酣畅淋漓而又血腥残忍的复仇才能得到解脱。

因此复仇作为人类早期记忆的一部分,是在远古先民争取生存过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大到部落的沦陷,小到家庭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都通过复仇的方式加以回击。

复仇作为原型也是文学的永恒母体之一,它是传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持久的亮点。

但是,中国本土文化追求圆融、悟性,排斥情绪愤激、敌对鲜明的复仇,因此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创作中,复仇不是传统中国文学的主要看点。

但是自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民族主义情绪的复苏、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追求、对个性自我和国民性的批判的启蒙要求,加之西方复仇文学的影响,尤其是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文学也掀起了复仇的一角。

众所周知,鲁迅的作品中就弥漫着一种复仇的情绪,有研究者发现东北作家群的抗战作品中也表现出复仇精神,其实复仇情绪在抗战文学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现代文学以神话题材表现民族复仇目的,使复仇具有了深层的文化意义,从而激起受压迫的人民的原始反抗激情,使复仇具有了合情合理的文化心理基础。

佛克马说:“所谓重写并不是什么新时尚。

它与一种技巧有关,这就是复述与变更。

它复述早期的某个传统典型或者主题(或故事),那都是以前的作家们处理过的题材,只不过其中也暗含着某些变化的因素———比如删削,添加,变更———这是使得新文本之为独立的创作,并区别于‘前文本’(pretext)或潜文本(hypotext)的保证。

”[1]由此,我们看到重写的前文本多是读者熟知的神话或历史故事,同时,他指出重写比前文本的复杂之处在于重写必须在主题上有所创造,因此重写应该是对主题的改变。

现代文学对复仇神话的重写就是承继文学传统前提下的时代反应。

一、先知式的文化复仇

1924年12月29日《语丝》周刊第七期同时刊发了鲁迅的《复仇》和《复仇》(其二),关于《复仇》一般都认同是对看客心里的批判和嘲讽。

一对裸身男女执剑立于广漠的旷野上,四面赶来的如密密麻麻的槐蚕般的看客们伸长脖子要鉴赏他们将“拥抱或杀戮”的风景,永久的站立而无行动的表演,终于使看客们无聊而走散,从而使复仇者“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复仇》(其二)是继《复仇》的“极致的大欢喜”后更具体的酣畅淋漓的复仇抒发。

这篇短文的复仇重点主要表现耶稣被钉杀的痛苦过程: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悯的人们呵,使他痛得柔和。

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们自己钉杀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诅咒的人们呵,这使他痛得舒服。

十字架竖起来了;他悬在虚空中。

疼痛从掌心、脚背开始蔓延,直到心髓,痛楚从肉到骨再到心,疼痛成为身体最真实的感觉,疼痛使他清醒,疼痛使他在场,当疼痛达到极点时,便是灵魂之痛了。

疼痛中,他看到竖起来的十字架“悬在虚空中”,在这则对宗教神话的重写中,鲁迅让读者深切地领悟到上帝对神之子耶稣的离弃,人类因钉杀“神之子”———一个先知而陷入精神的虚空。

但我们知道耶稣之死是自我毁灭与对麻木无痛感的同胞的拯救。

鲁迅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顽疾,人性的麻木和人性之恶都通过耶稣被钉杀的情节暴露。

在《两地书》中他也说过自己怀着几分恶意站在对手面前,“为敌人活着”,他要在对手的不痛快、不舒服、不圆满中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

但是在经历了鲜血淋漓的疼痛后,他不得不独自直面残酷、直面虚空,他要独自与一个烂熟的古老文化传统对抗,这是一个现代文化精英与古老历史的对抗。

复仇的蛊惑,催促他更直接地创作了神话复仇小说《铸剑》。

早在《杂忆》中他就写到“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

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

”[2]比之自我损伤,这是更积极的复仇。

于是,在《铸剑》中出现了悲壮的与仇敌同归于尽的复仇场面。

黑衣人是一个比眉间尺更具有复仇理性的复仇者,他以一副“严冷”的形象出现:一团漆黑的黑衣,“声音好像鸱鸮”,两粒磷火似的眼睛。

眉间尺在感激他的同情时,黑衣人冷静地回答:“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

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

”“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待到眉间尺的头颅落地,冷冷地尖利地笑着,对着那热的嘴唇吻了两次,扬长而去。

仿佛他就是为复仇而生,他就是复仇的化身。

复仇情节的高潮是眉间尺的头与王的头在水中酣战,二十个回合后,眉间尺只有招架之功,黑衣人也伸颈头落,三头在沸鼎中撕咬搏斗,直到王的头已彻底断气,于是眉间尺和黑衣人四目相视,微微一笑合上眼睛了。

《铸剑》主要以《列异传》和《搜神记》为前文本,在《列异传》中,干将用三年时间铸成天下闻名的雌雄两剑,将雌剑献给楚王,雄剑自己收藏,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

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

”果然楚王杀了干将。

有一天“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

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

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

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

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

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三王冢。

”[3]简单的一段传说,经过鲁迅的铺排渲染,“客”的形象异常突出,他不再有对这个世界的情感依赖,“仗义,同情,……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

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正因为摆脱了个人情感的束缚,黑衣人的复仇不再是简单的替眉间尺复仇,而是指向了幽深的人性和社会的黑暗,人性的麻木、迟钝和社会的黑暗造就了更严酷的冷漠和阴暗,因此黑衣人的复仇是向阴冷的人性和整个社会的复仇,他表达的是自我解剖式文化的复仇。

二、孤胆英雄的血泪复仇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内政治局面的动荡,国民党统治的严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也日益高涨,于是借助神话传说表达反抗和复仇情绪的政治倾向也更加鲜明。

汪玉岑的长篇叙事诗《夸父》表达了与强敌对抗到底的决心。

全诗共分九部分,自第一部分开始夸父不再是那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逐日英雄,而是一个受高高在上的太阳欺负的小人物,“自从老天爷把我送出了娘胎后,

现代文学论文参考 篇三

浅谈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摘 要: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是自由精神普遍深入到情感领域的产物。本文主要从理论和创作上论述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发生发展的轨迹,并对鲁迅、郭沫若等人在创作实践等方面所受的影响做了具体揭示。

关键词: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理论模式;原因

从美学范畴看,中国的浪漫主义是古已有之的,庄子、屈原、李白,一脉相承,创造了伟大的不朽的浪漫主义诗篇,“五四”浪漫主义文学,从精神实质说,无疑是这种深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在文学史上作为文学思潮看,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却来自西方,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是自由精神普遍深入到情感领域的产物,它在本质上崇尚文学上的自由主义,主张理想主义,希翼摆脱和否定现实;在创作上重视主观而轻视客观,高扬天才而贬抑理智;在艺术上大量使用夸张、比喻、想象和联想等变现手法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萌芽于20世纪初,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深受西方的影响,并且有一个与西方相似的文化背景,这就是本世纪初发端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变法维新失败后,开始在思想领域进行启蒙宣传,在世纪初出国的留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比改良派更为激进的倾向。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就在这一背景中萌芽,并在随后更为深刻和波澜壮阔的“五四”启蒙运动中迅猛崛起,发展成蔚为壮观的大潮。

“五四”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人”的大解放的时期,也是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思潮,以狂飙突进之势与现实主义文学并驾齐驱,风靡全国的时代。我们知道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红火的开始是在1921年创造社成立之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等人是旗手,他们高扬浪漫主义旗帜,强调主观抒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追求文学的美和全,宣告新文学浪漫主义的诞生,从此现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文学正式登台。不仅是创造社为首举起了鲜明的浪漫主义文学大旗,并且浪漫主义色彩成为了当时文学的普遍特征。正如郑伯奇所说:“在五四运动以后浪漫主义风潮的确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狂风暴雨差不多成了一般青年的日常口号,当时簇生的文学社团多少都带有这种倾向”[1]。鲁迅那冷峻的小说与散文中同样也洋溢着高昂的理想与瑰奇的情思。鲁迅的文学活动中也显示了强烈的个性主义精神。“《摩罗诗力说》不仅介绍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还展露了鲁迅的浪漫主义理想”[2]。他的散文集《野草》在写作方法上就体现出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可以说,从表象上看,鲁迅是现实主义的,但其骨子里也渗透着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的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也曾由探讨人生而进入“爱”与“美”的浪漫主义探索。其他如浅草、沉钟、湖畔等社团也和着创造社的旋律进行着风格各异的浪漫主义创作。崇尚主观张扬个性,热烈地呼唤个性解放打破封建专制和礼教对人的一切束缚和禁锢是五四浪漫大潮的最强音。

在此,不得不提的是郭沫若的在这个时期诗歌创作。《女神》在1921年8月出版,是新诗史上的一座丰碑,是开一代浪漫诗风的代表诗作。总得来说,这部诗集最强烈的表现了反抗一切,否定一切,破坏一切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同时也歌颂了五四创造、创新、开拓的时代精神。那极度的自我扩张以“天狗”为象征的形象,其境界之雄伟,精神之强悍可谓千古之绝唱。这部诗集中如《天狗》、《凤凰涅槃》、、《炉中煤》等脍炙人口的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叛逆和破坏的精神,对理想、光明的热烈追求,塑造的开辟鸿荒的自我形象,神奇的想象,嫉妒的夸张和宏大的意境,语言的直白和形式的自由,无不体现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特色。当然在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国家,个性解放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是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呼唤结合在一起的。烈火中新生的不仅是个人的自我,也是国家和民族。20年代初《沉沦》、《女神》的相继出版,“创造”系列刊物的出版标志着这场有理论、有创作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达到了高潮。

然而,只要是研究浪漫主义作品,就必须对浪漫主义理论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是丰富而多义的,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他的《西方美学史》中曾对浪漫主义作了极权威的概括,他认为,作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具有下列三种特征:“第一,主观性;第二,回到中世纪;第三,回到自然。”[3]无疑,朱光潜先生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归纳和分析是准确独到的,也是具有指导意义和权威性的。但是,也应看到他关于浪漫主义原则的界说主要是针对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思潮而言的,他阐释的浪漫主义美学观其背景是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但是如果完全以这套理论作为审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尺码就不一定妥当。

在承认中国文学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前提下,也需要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作家写作的情态来进行价

值判断,客观分析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综观20实际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表征,结合中国作家笔下的浪漫主义作品,把浪漫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来看,它还是有规则可言的,主要可以从一下角度去把握:首先,主观性抒情:浪漫主义者主张表现自己的主观体验,抒发内心情怀,这一特征在五四作家中表现突出,如创造社作家郁达夫、郭沫若,新月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可以说,现代文学30年事浪漫主义文学的真正自觉的时代。其次,个性化色彩:浪漫主义的原初意义是以人为本,张扬人的价值和意义,即个性主义。受此影响,五四时期创造社、新月社、湖畔诗社的作家和诗人在为人和为文上都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第三,回归自然的原则:回顾现代作假的创作,这一特征十分突出,郭沫若《女神》中的《欲海》、《光海》、《太阳礼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迟桂花》,废名的小说《桃园》、《竹林故事》等。这三个方面即是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模式。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到“五四”达到高潮。但是,由于社会革命的兴起,不久这场运动就走入了低谷由呼号、呐喊变为低沉的歌吟。之后,也没有这种浪漫主义大潮的再度兴起。自此“五四”浪漫主义思潮发生分化,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低谷中探索,它大致沿着两条途径发展,一是由“五四”浪漫主义蜕化出30年代的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如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再到40年代浪漫主义,一度回归文坛中心,新时期则再次复兴,不久它就整体性地消失在80年代中期涌起的现代主义潮流中了;二是与政治结缘,由“革命浪漫主义”蜕变为““””时期的伪浪漫主义。

综观整个中国的现代史和文学史,不难看出,造成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特殊命运的原因在于:个性主义思潮并非受到人为的抑制,而是本身在中国基础薄弱;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经常成为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中国文化中重理性、重实用传统的制约以及浪漫主义文学自身发展中的弱点等。

真正的浪漫主义杰作是作家的主体精神高扬的产物。他们独立不羁的人格,源自生命内在的情感爆发天马行空式的想象驰骋创造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屈原、李白、吴承恩就是这样的精神伟人。五四一代浪漫主义作家强调自我重视创作主体的个人化重视自我的生命体验。后来社会革命运动高涨,要求作家投身革命运动,深入大众生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以文学服务于革命这本来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强调树立阶级意识、群众意识的时候却忽视了作家自己的主体意识;强调作家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时候,忽视了作家仍然是群众的启蒙者、教育者,应该吸收人民的营养,把自己的主体精神变得更强大,而不是变成大众的随声附和的附庸。主体精神萎缩,当然也难以有强烈震撼人心的浪漫主义之作的出现。今天我国又经历着一个新的深刻变革思想的解放也给作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敞开了广阔的天地时代期盼着新一代浪漫主义伟大作家的出现。

参考文献:

[1]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上),《创造周刊》第33号

[2] 赵瑞蕻:《鲁迅<罗摩诗力说>注释。今释。解说》前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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