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从深入人心的真理变成了束缚人的教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下内容是众鼎号为您带来的4篇《马克思毕业论文》，希望能够对困扰您的问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马克思主义论文1800字 篇一
马克思社会主义文化研究
摘 要：自由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经历了发生、发展、衰弱的复杂历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亦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多种影响。但其最终还只是历史的过客，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即对自由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较量做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自由主义文化；马克思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6-0053-02
1 自由主义文化
1.1 自由主义的定义
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
1.2 自由主义的分类
政治自由主义主张个人为社会和法律的基础，社会和制度的存在便是为了推进个人的目标，而不会偏袒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者。
文化自由主义注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包括如性自由、信仰自由、认知自由等议题，并保护个人免受政府侵犯其私人生活。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应该由个人自由的选择，也就是市场的力量。
社会自由主义也被称为改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依据约翰？杜威和莫迪默？阿德勒对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的解释，由于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因此所有个人都应该拥有实现目标所需的基本要件，例如教育、经济机会、遇到无法解决的灾害时的保护。对社会自由主义而言，这些要件也被认为是权利的一部分。
在所有以上述及的自由主义形式中通常有一个共识，也就是在政府和个人责任间应该有着一个平衡点，而政府应该限制在从事这些无法由私营部分做好的事物。所有形式的自由主义都主张以法律保护个人的尊严和自治权，也都主张个人的自由行动能够达成最完美的社会。
2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文化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与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思潮相比，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又是一种先进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它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的世界观为指导，体现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2.1 社会主义文化反映先进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社会制约性决定了文化的先进性，先进文化本质上是先进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证了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写的一段话：文明的发展，即“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把这个“更高的阶段”注明为“高级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他们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精辟见解，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和“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的经济基础之上，以体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这种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私有制为基础、延续了几千年的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维护了劳动人民享有自己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权利。
2.2 社会主义文化诞生得益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与革新，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文化是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借鉴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出来的。
社会主义首先要从本国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中获取精神食粮。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马克思主义学术论文 篇二
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
首先给哲学观下一个定义，从字面来说，哲学观就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它不是哲学理论中的“一个观念”，而是构成这种理论的“核心观念”、“根本观念”、“灵魂观念”，它决定该种理论的生命力，构成该种哲学理论与其他的理论的原则区别。与其说它是托马斯·库恩的较为复杂意义上的“研究范式”，毋宁说它是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较为单纯意义上的“理论硬核” 。[1]这个硬核包括哲学的定义、性质、研究对象、特征和功能等。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是不一样的，必须予以区分。为了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追本溯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对象，从四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哲学，改造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它不仅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且对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最后在一定的程度上还进行自我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从深入人心的真理变成了束缚人的教条。哲学的目的是要解放人的思想，这种行为与哲学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有人断言，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不是科学的。我想，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实质上则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严。这样做将会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开放的理论系统，必须在批判中萌发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中，引用原子的偏斜运动，阐述了倾斜运动对直线运动的脱离，表达了一种自由意识。追求一种定在中的自由。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哲学批判的功能可以得到全面的发挥。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严格的控制，哲学的批判功能就被遮蔽了、弱化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以自由民主为发展目标，学术批判是是受到保护的。聂锦芳教授指出，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而学术必须允许自由的争论和批判。这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
马克思具体地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现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因此，马克思给哲学提出的历史任务是，锻造一种世界观武器，使之成为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思维方式，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无情的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
批判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起作用，而且批判不只是破坏性的，也应该是建设性的、超越性的。就像你说我是错的，你必须说为什么我错了，我怎样做才是对的。这样才可以体现出一种理论自觉。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批判、超越。哲学来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这是哲学安身立命的理念。
马克思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辩证法。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在本质上，它是革命的、批判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发展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使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所谓现代精神，就是人类的自我批判精神，就是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主体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的主体意识，就是这种现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
志着人类自我意识从自我迷失进入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阶段。当然，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新世界，批判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更是一种目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活的灵魂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一定的哲学是关于一定时代的精神产物；其二，哲学是各种思想文化中最高的形式，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精粹。同时，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因为哲学具有人类性，具有超越时代的一面。因为哲学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科学，而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哲学必须把握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及时的吸收思想精神，为迫切问题提供一个解释，进而规范和引导社会的发展。
在科隆日报的社论上，马克思首次明确的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3]这个命题被广泛引用，并被确认是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最简洁、最精辟的论断。马克思所赞赏和肯定的哲学是源于时代、源于人民的哲学，是把时代的问题和人民的精髓升华为理论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必须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必须把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
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一个好问题能极大的推进社会的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为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性和超时代性的统一，既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同时又塑造和引领时代精神。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更引领时代向理想社会前进！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心人、解放人的哲学
马克思提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归宿点”则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归宿点显示了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人文情怀，显示了马克思主张以哲学解放全人类的意旨。马克思说，哲学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它所参与的运动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是绝大数人的、为绝大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种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和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是马克思哲学的普照光，是构成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根本的哲学理念。这个哲学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
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一开头就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通过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的出发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我们这里是“从人间上升到天国”。[5]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就像中国哲学里讲的道不远人，也是这个意思。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国拉回人间，正是哲学属人性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异化的分析，以及如何让消除异化，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哲学的人类性。
四、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一种完整严密的世界观
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对自然界、 社会、和人与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在内的根本看法。世界观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肖前、李秀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规定：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完整、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
从物质看世界，从精神看世界，从 实践看世界，这是哲学世界观的三种主要方式。[6]从物质看世界，世 界变成了客观世界，比如拉美特利的名言“人是机器”，这种客观性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抑制了。从精神看世界，正如陆九渊所说，心外无物。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心在动。这种哲学把哲学变成完全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空有一个形式。它突出了人的自由和想象，但是抽象地 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世界的图景就是在物质世界和精神领域中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实践。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分化和统一的基础。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从实践的方式观看世界，在两极到中找到了中介。
我们对待世界的方式还有科学和宗教，道德和 艺术。哲学的方式是独特的，也是最高的。对于哲学与宗教的区别，黑格尔说的好，哲学与宗教在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学问，只是他们的形式不一样，哲学诉诸理性原则，宗教诉诸于感性原则。黑格尔对哲学与科学也有论述，他说，哲学与科学在形式上是一样的，都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是内容不一样。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而科学是关于某一个具体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哲学是世界观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一种。
五、结语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用“现实的理性”批判“抽象的理性”。现实的理性指的就是实践的理性，改造世界的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哲学所追求的思维的全体自由性与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统一起来，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把哲学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统一起来。哲学无定论，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日久日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世的智慧，它强调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正视生活对哲学的挑战。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发展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学术论文 篇三
今日马克思主义
我们能够——在《共产党宣言》130年和《资本论》110年之后——为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勾勒一份类似于资产负债表的东西吗？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不仅就马克思主义有了 历史 的眼光，而且有了关于它的胜利、失败和悲剧的长期经验。也许，这也是因为我们从今往后就一直要生活在一个危机、它的危机中——生活在一种有助于驱除一切幻想，并迫使我们全神贯注去接受现实的无情考验的处境中。1
那么，今天，关于那个最根本的、却又可能一直不被理解的马克思，我们能记住些什么呢？
这里首先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马克思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这句话已被当成体现着要求读者“自己思考”3的自由精神的妙语，它实际上带有很重的份量。马克思不光是事先一直反对把他的著作解释为体系、解释为新的历史 哲学 ，或解释为终于发现了的 政治 经济 科学 ——由一个“作者”（马克思）生产出来的具有总体 理论 （马克思主义）统一性的作品。马克思不光是在宣称《资本论》不是“科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一直拒绝这种自以为是。而且，他在这样做的同时，甚至就改变着“批评”或“批判”这个说法的意义。针对这个——被理性主义传统责成要把真实的东西从虚假的东西中解救出来，或者要代表真实的东西来谴责虚假的东西的——概念，马克思强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建立在阶级斗争之上的使命：“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无产阶级”。4而通过这些言词，他还拒绝了那种在传统意义上把他假定为上述批判的知识分子“作者”的观念。
这些见解使我们回到另一个事实：正是在工人阶级运动中——通过分担它的实践、它的希望和它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成为“批判的和革命的”5。这不止是观念史上简单的一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它已经成为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政治争论的赌注。当考茨基在德国 社会 民主党的全盛期（1902年）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的唯一守护人生产了出来，并“从外面被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时，当列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甚至也拾起了考茨基的提法时，6他们正用一种最成 问题 的解释在暗示马克思的思想。提法不过是提法。但它能够使一种政治倾向具体化，同时使某些历史实践得到辩护和加强。在科学理论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产出来，并“从外面被灌输”到工人阶级运动中的这个观点背后，存在着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党与群众运动之间以及党的领袖与普通战士之间关系的一整套观念，这套观念通过以上种种分离再生产出资产阶级的知识与权力形式。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是学术上训练有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出身并不必然是命运。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角色定义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那个现实命运，是在他们的直接经验——马克思对于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经验，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被剥削状况和宪章运动的经验——中彻底表现出来的。在他们“早期著作”的矛盾中，我们可以跟踪他们逐渐投身进来的那些阶段；我们甚至还可以确定那“一刻”——在《1844年手稿》中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戏剧性遭遇之后，他们“意识”到需要彻底追问那些塑造了他们的原则，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变换场所”，以及为了这样做而“把[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7这“一刻”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惊人的、象谜一般的句子中开始体现出来的——它只是一个无尽的探索过程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在1848—49年的政治斗争之后，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雾月十八日》（1852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第一国际的创建（1864年）中，接着在《资本论》本身（1867年）和《法兰西内战》（1871年）中持续着。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考茨基的提法：马克思的思想是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在那个运动及其立场的基础上形成和 发展 的。正是由于来自在斗争和矛盾中惨淡经营起来的工人阶级运动内部，马克思的思想才能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圈子普及到大型的群众性政党中来。
我们在由考茨基系统地重申并且列宁也援用了的、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著名论点中发现了同样可疑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属于那些具有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我们所说的“三个来源”）教养的知识分子之列。然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这三股潮流的汇合就是向观念史的陈辞滥调屈服，从而无法说明促成这一相汇并把它改造为对于自身组成要素的“革命性批判”的政治-理论基础。黑格尔、斯密与李嘉图、蒲鲁东等等当然构成了马克思不能不顾及、不能不由以出发的历史视野，也是他注定要进行加工的原料，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却在于戳穿它的意识形态门面、打乱并重整它的原则、洞察它的另一面——它那藏匿着的现实。为了到达这另一面，恰恰就要“变换场所”，而且要采取另一种立场、一种“代表……无产阶级”的“批判”。把这场思想革命的历史归结为“三个来源”的简单汇合，说到底，就是把马克思看成一个所谓“作者”——他知道怎样对他头脑里凑在一起的要素进行结合，例如，通过把黑格尔运用于李嘉图，建立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就是认为马克思可以不触动其结构而使这三个要素中的每一个都“用脚站起来”——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使哲学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再使法国社会主义的幻想成为一种“唯物主义”历史哲学或——作为那种弥赛亚主义的实践版本——成为一种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具有这种完成形式的这些提法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的。不如说，它们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并且自第二国际以降，它们就表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官方定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然而我们的确在——因为不得不对尚未命名的事物进行思考而在矛盾中斗争的——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些因素，它们为这些提法的出现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找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使黑格尔辩证法“重新用脚站起来”8的（费尔巴哈的）主题。我们的确找到了——越来越受到批判，但还总是作为一种基调存在的——体现为确定生产方式“演进的几个 时代 ”相交替并通向共产主义透明性的某种历史意义、历史哲学的观念。9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继“必然王国”之后的“自由王国”这种唯心主义的表述 10 ——即个体的“自由发展”由以代替种种社会关系，使后者像国家和商品关系一样变成多余的这一共同体的神话。
这些主题的或隐或显的唯心主义不仅出没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名副其实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而且出没于1859年《序言》的进化论（诸生产方式的“演进”交替）和在葛兰西喜爱的名言中同义反复着的终极目的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11同样的唯心主义以远为狡猾的形式出没于《资本论》本身。我们已经学会从《资本论》——无论如何都会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表达方式”12中辨认出那个虚构的统一性；因为需要从对价值的抽象出发，就是说，需要从可通约性领域所预设的同质性出发，而不是事先把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确定为这个表达过程的条件，所以上述统一性从一开始就被强加了进来。
如果说“开头”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是件麻烦事（“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13），如果说他给自己强加了把对价值的最大限度的抽象作为强制性起点的观念，那么这也是某一特定的科学(Wissenschaft)观念——即关于每一思维过程(Denkprozess)为了求真就必须服从的形式条件（例如全部知识，因而还有对知识的表达，都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观念——作用的结果。显然，黑格尔就停留在关于真的必然表象(representation,Darstellung)或表达形式的这种幻想之中。
关于真思维形态的这种哲学观念，其 影响 可以确切地在《资本论》中一一指出：例如在把剩余价值作为生产出来的价值与生产过程中预付的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而用算术 方法 加以表述的地方。14从表达顺序出发、被扣除法以这样的形式强加进来的这种表述，便可以导致对剥削的经济主义解释。但剥削无论如何是不能归结为这种剩余价值的，它必须在其具体形式和条件中得到思考。这也就是说，它必须一方面在劳动过程无法缓解的紧张状态（扩大、强化、划分）和劳动组织的分工与规训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消费、住房、家庭、教育、健康、妇女问题等等）的范围内得到思考。毋庸置疑，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剥削只等同于价值的减法 计算 。他谈到了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恰如他谈到了在劳动过程和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种种剥削形式。但他是在那些总是显得很突兀的、“历史的”和“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章节中，在占统治地位的表达方式的边缘做到这一点的15——好象他不得不暂停或打断这种方式才能赋予它应有的意义似的！
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致使马克思陷入从对价值的抽象出发这个自设的圈套中去的那些困境和矛盾。这里仅举两例：生产资料在被劳动力运用过程中实现的价值的保存/转移这个棘手的问题；或者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马克思在那里被一条有缺陷的推理线索绊住了手脚——好像人们没有必要回过头去更进一步地理解问题似的。16
所以我们看到“变换场所”、采取一种“代表……无产阶级”的立场，这种显而易见的需要，无论怎样被有意识地提了出来，就其本身而言，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服务于“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的。马克思鼓吹的唯物主义同样适用于他本人：意识并不是实践；意识甚至不是有着其真正形式的思想。我们可以指出一个事实来作为这个不可避免的裂缝的标志：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简短的、像谜一般的宣言，马克思本人可能从来没有关于“他的”哲学说清楚自己的新立场。他给恩格斯许诺要用一打纸谈谈辩证法，但从未将它们写出来过。他还“压下了”1857年《导言》——这是关于他的立场的最详尽的陈述——并说：“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17一切都发生在他的著作和他的斗争中：这是一场为了确保新立场以防退回旧立场而进行的漫无止境的斗争——一场即便看似获胜也总是存亡未卜的战役；一场为了思考被某些万能词语所遮蔽的事物而去找出尚不存在的词语的斗争。（这也是超出词语而进行的斗争。）《资本论》中最意味深长的含糊其辞便是明证，在这些地方，“异化“继续出没在关于拜物教理论、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生产条件对工人的支配、以及共产主义图景的文本之间。异化：一个旧词，一个旧的、无所不适的、唯心主义的概念，显然是在思考着别的什么东西——某种不被思考的、并且一直就那样存在着的东西。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它可以说明历史怎样以十足的唯物主义方式出其不意地超越了马克思。马克思区别于所有唯心主义政治哲学，因为他从不对“观念的统治[omnipotence]”——包括他自己的观念——抱有任何幻想。（是列宁在受到激烈攻击的时候才不明智的写道“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omnipotent]，就是因为它正确。”）18自《宣言》以降，马克思的立场就是明确的并且从未改变：正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普遍运动，才能为作为一场“现实的运动”的共产主义开辟道路。观念的影响只是阶级力量对比的次要表现形式。
不寻常处在于马克思根据他自己观念的立场来考虑上述唯物主义论点。这在《宣言》和1859年《序言》中是同样明确的，后者的表达还采用了地形学的形式。这样，马克思两次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说明了他自己的观念。他先是把它们作为综合 分析 的原则加以提出（在《宣言》中针对的是全球形势，在1859年《序言》中针对的是社会形态的结构）。他的这些观念从而随处可见——并且见之于它们的理论形式——因为它们是解释全球性现实的工具。但是当他把它们放在一个由这种全球性现实所决定和限定的立场上时——用1859年《序言》的那个提法，把它们放在“人们借以意识到[阶级]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识形态的形式”19 中时——马克思的观念就换上了第二副面孔。于是，通过把他的这些观念放在一个由社会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上层建筑的）立场上，马克思不再把它们看作对既定整体的解释原则，而是只从它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所可能产生的效果这方面来看待它们。与此同时这些观念也改变了它们的形式：它们从“理论形式”转化成“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份量更多地在于——对这些观念可以在其中获得能动性的那些条件、形式和限度而言——他具有敏锐的、实践的意识，而更少地在于他的理论的唯物主义 内容 。因而，就有了这些观念在地形学中的双重铭文。因而，就有了那个根本性的论点——观念，无论怎样真实、怎样在形式上得到了证明，它们也只有在具备了群众意识形态的形式并被阶级斗争所采用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历史的能动性。
然而，由于不可思议的历史的反讽，马克思的立场并不能设想这样的可能性，即他自己的思想本身就可以转而了结“观念的统治”并被当作为此服务的政治学来使用。这里的问题不是要把马克思拿来拷问并根据他本人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我们必须反思这个历史——来审判他。但我们还是可以指出这样一条证据：在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所有著作中，论及他所谓“上层建筑”——意指 法律 、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地方微乎其微。在（其贡献仍属有限的）葛兰西之前，马克思主义传统并未对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东西有所丰富。此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观点看仍停留在马克思的阶段，或不如说停留在他的某些缺点中，也是一个令人诧异的悖论。他的思想引发了评论和说明（时而是卓越的，大多是乏味的），也引发了若干 应用 ，并且在革命政治行动的进程里也 自然 地陷入由解释而产生的尖锐冲突之中。然而就绝大部分情况而言，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被重复，并且被扭曲或僵化。假如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以乌托邦方式而是以科学方式出现的，假如说世上的所有科学无不靠进步——要求批判地对其最初的表现形式、对其“开头”加以怀疑的进步——而生存，那么上述现象就叫人吃惊了。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没有发生过那种进步：只有罗莎？卢森堡有勇气试着去批判《资本论》第二卷里的再生产图式，然而却是错误的。近年来，一个批判性 研究 的运动终于象是在成形了，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未能有新的起步或发展。如今，这个悖论不仅仅让我们看到阶级斗争那无可争辩的作用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它们使马克思主义一直在理论上处于守势；它还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那里的空白，而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以一种理论自身所具有的观念的名义，即不要以那种应当是“完整的”、没有裂缝或矛盾的东西的名义对这些空白做出评判。
关于观念在地形学中所具有的双重立场以及关于观念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这种唯物主义，实际上并不足以对观念在阶级斗争中的有效性进行思考。还必须使观念能够为群众“意识形态的形式”所采用，这不可能单纯通过宣传来实现，而是有赖于阶级斗争的种种组织形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就意味着“组织！”现在看来，组织的迫切性好象并没有给马克思提出一个特殊的 理论 难题：整个难题都事先通过由自由平等的成员组成的那个自觉自愿的共同体所具有的透明性——通过对共产主义的自由共同体、一个超出 社会 关系的共同体的预见——而被解决了。每个组织为了保证其本身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都必须为自己配备一套机器；没有不带有这套机器的组织；而机器与战士之间的分离也会再生产出资产阶级的权力分配，导致严重的难题并且以悲剧而告终——工人阶级在其 历史 经验中将不得不正视的这种观念，对马克思来说还是无法想象的。但他的后继者们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理论难题来解答——甚至罗莎？卢森堡也没有，尽管她已察觉到某种危险。而且马克思除了有一种关于组织的透明性概念之外，从未放弃他过去把意识形态看作“意识”或“观念体系”的那种透明性观念，也从未成功地设想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就是说，设想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实现，而这些实践则受到依赖于国家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而起作用的那些机器的支配。马克思的大多数后继者所做的无非是对马克思本人加以重复（注释或解释），并且闭着眼睛跳进茫茫黑夜，即对于国家、对于意识形态、对于党、对于 政治 的无知的黑暗中——更有甚者，则把马克思的思想颠倒成与他根本不相容的东西。
我们早就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证明教条的诱惑在受到否认之际也会出来作祟。20列宁本人毫不犹豫地断言“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并说“马克思主义是被铸就的一块钢铁”。当然，我们不能忘了这些说法得以形成的语境，要明白列宁是在故意地“把棍子弯向另一边”；21 但历史改变着语境，这些话却保留了下来。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进化论的历史 哲学 （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资本论》变成了政治 经济 学论文。为了巩固这个事业的统一性，恩格斯的某些不幸的文本（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或《 自然 辩证法》）被用来构筑“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给它提供了绝对的保证，宣称这是“唯一完备而严密的哲学”。在这条 发展 线索的尽头，马克思主义变成一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 科学 社会主义是它的运用。以马克思的名义，斯大林用了很多年给这种穷人的黑格尔主义，给——任何地形学都已从中合情合理消失了的——这种没有外部的绝对知识确定了种种提法。既然“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给真下定义就是领袖的特权，观念的统治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在国家-党-国家意识形态的畸形统一性中凯旋了，而群众恰恰只有在他们获得解放的名义下屈服。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运动的 影响 还不足以解释造成上述巨大扭曲的原因；同样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意识形态的诸形式在工人运动内部再生产的过程。在这里，一种——不仅关于国家、关于它在某些机器中的物质存在，而且关于党本身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历来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政治倾向上产生的影响是敏感的。然而他们总是机械地把它设想为、并最终一成不变地把它认定为造成运动的一切困境和“偏向”的唯一原因。只有这种影响。投身于实践的、直接的阶级斗争难题并被它们遮住视线的这些领袖们，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斗争的组织形式都掩藏着一个特有的意识形态，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捍卫并确保组织本身的统一性。即便他们的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在政治上具有能动性就必须获得以群众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他们也并没有真正重视一个事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为了组织的生存、统一性与防卫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差异并潜伏着矛盾。由于缺少一种关于党、关于其机器的结构所产生的作用的理论，他们不可能想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会因为党本身所必需的意识形态而受到歪曲。后一种必要条件就反映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力量”和“一块钢铁”的提法里。对有待于在自身组织实践中被统一起来的党而言，考虑它在某一危机时期的特定目标与特定前途，和公开保证它的意识形态的真理、保证它的理论与它的实践的永久统一性一样，都是必要的。而由于党是机器，所以对党的领导来说就有了一种强大的诱惑，使它认为自己理应对某种绝对知识做出意识形态的保证，以至于再也看不到这种知识与其权力相混淆的意识形态功能了，进而也看不到它的风险了——甚而至于也不能理解：意识形态的这种未被认识的功能最终将会在党自身中、在它的领袖与它的战士的差别中再生产出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公认的影响，不单是一个“观念”或“倾向”的 问题 ，而且也反映在适宜于再生产出国家结构的各种组织结构的物质性中——然而想要看到这一点，原本就需要一种关于意识形态、关于国家、关于党和关于政治的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其各种组织的实践中，总是不断地与这些现实相遭遇：它总是不得不解决由它们提出的难题，但又是摸索着解决的，就像它是盲目的一样。这造成了列宁的工作和行动的崇高与悲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没有在建立新的党和新的国家的艰巨任务面前停止修正和改变他的思考，也没有停止使群众投身于一场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复兴。列宁在革命实践的长期、矛盾的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经验，对于把这种实践当作一个总体的、直接的突变看待的神话概念来说，的确是一贴矫正药，但并没有发展成一种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党的理论。这也造成了葛兰西的崇高与悲怆：他已经察觉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政治分量，但却无力摆脱那种仍然束缚于一套历史哲学的历史 研究 。这也是造成了毛的崇高的原因：他大胆地使辩证法服从于（他的“矛盾”论的）辩证法，从而实践地质疑了关于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观念，进而在被指望用来改变党与群众关系的文化革命的狂热计划中，触及了意识形态关系的性质，并指出政党机器脱离群众以及它的权力的问题。然而在这里，实践也没有发展成一种理论。
上述证明不应该是变相的判断。那样就意味着退回到某种微妙形式的“观念的统治”中去，意味着把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所应负的责任推给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党和政治的理论的缺席。那样就意味着设想“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可以主宰历史，并且在这种主宰历史的唯心主义之外，还假设了另一种唯心主义：它认为，在阶级斗争中“代表……无产阶级”的理论并不因为国家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而脱胎于这场斗争、从属于这场斗争的历史，并不依附于组织的结构以及关乎这些组织的建立与斗争的意识形态条件的结构。在它的发现中，一如在它的空白与矛盾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从属于这场斗争，就像它涉身于自己历史的种种歪曲和悲剧中那样。
马克思主义不该通过谴责或悔恨的方式来摆脱其历史的悲剧，那种做法只能流于道德主义和理论上、政治上的自暴自弃。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承认这些悲剧、对它们负起责任、把它们提上议事日程并锻造从根本上理解它们所必需的理论工具。这跟要澄清一段不可逆转的过去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好奇心毫无关系。在这样一个彻底的反思过程里，生死攸关的赌注是：最终要让它开始了解自己、了解那个事实上的和将要改变的自己。
因为理论的难题并不是知识分子头脑里的一场赌博，而他们既不能决定这些难题的突然出现，也不能决定它们的立场，更不能决定它们的解答。要成为今日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可以就马克思的思想——它的空白、矛盾和幻想——草成一份初步的、零零碎碎的帐单的话，那也是因为局势给我们强加了这个任务并使我们能够去履行它。世界上与我们各国工人阶级及群众斗争的巨大发展以空前的可能性回答了帝国主义的进攻；最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理论上——的普遍危机带着它的矛盾、混乱、僵局和悲剧而在光天化日下爆发了。毋须追溯多远，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危机曾经对我们而言是被封锁和密闭在斯大林主义国家教条主义的各种形式之中的，后者判决所有试图接近难题的人都是有罪的和政治上孤立的。今天——这是相当重要的新情况——这种封锁的各种形式正在瓦解，构成危机的因素开始——甚至通过它们的分化——对广大群众变得可见了。危机所提出的种种要求使我们看到了在马克思那里一直缺少的东西，因为今后我们迫切地需要搞明白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党和政治。我们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即便在它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总是处在一个critique[批判的/危机的]立场上（取该词的两个意思：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幻想做斗争，和不断地在其发现中受到威胁），因为它总是介入群众运动，并被它们搞得措手不及，它总是向群众斗争那无法预言的历史的要求开放着。现在比起任何时候来，即便是处在最糟的矛盾之中，群众也更多地在行动。
也许这是它历史上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到了深刻变革的边缘，变革的最初迹象已然可见。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也必须重新采用马克思的老格言——而不是丢掉它：我们必须“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首先是把马克思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而且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不光是哲学家、知识分子和领袖们的事——甚至不光是个别政党的事。因为“人人都是‘哲学家’”（葛兰西语 ）。归根到底，它是经受着斗争无情考验的广大群众的事。
注释：
1 Le Marxisme aujour'hui，是受意大利出版商伽桑蒂（Garzanti)之托，为《欧洲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Europea ，1978)第7卷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词条的一部分，以意大利文发表。随后以《》(Il Marxismo oggi)为题，重印于文集《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Quel che deve cambiare nel partito communista)，米兰，1978。1990年首先译成 英文 收入英文版文集《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及其它》。本文被视为阿尔都塞的著名讲演《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姐妹篇，后者于同期发表在由意大利《宣言》报主办的“后革命社会”讨论会上(1977年11月，威尼斯）。〖编者注〗
2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5日），见《全集》第39卷，第432页。〖编者注〗
3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5日），见《全集》第39卷，第432页。〖编者注〗
4《资本论》第1卷序言，见《选集》第2卷，第100页。〖编者注〗
5 《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见前引书，第108页。〖编者注〗
6《怎么办？》，见《全集》第6卷，第34—36页。考茨基的引文亦见第35页。〖编者注〗
看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马克思主义论文9000字 篇四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实践
【英文标题】Marx's Theory of Practice and Marxist Practice
【作者简介】(法)汤姆·洛克莫，美国杜肯大学哲学系教授。
130年前，马克思就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很多理论至今仍是我们的研习对象。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思考西方所谓的理论和实践(Praxis)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哲学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状态走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马克思的理论不会自动实现，它的实现将取决于人们对其感兴趣的程度。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某种阐释，这构成了试图通过恰当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马克思的立场的种种努力。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及德国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是十分复杂的。人们引述它的次数远比分析它的次数多。这种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却不知甚解的状况使得许多深受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鼓舞的人也搞不清楚个中要义。比如，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题目中，其所指的其实是“关于实践”的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并不是实践的一种形式。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因此，这种说法通常只是指出问题的所在，而不是去解决它。还有其他一些遗留问题比如怎样去理解实践、怎样将它作为一种标准去衡量真理、标准意味着什么，以及怎样去理解真理等等难题都有待进一步澄清。
马克思所关注的正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的问题。他的这一思考，以各种形式并不同程度地展现在他的相关著述中，其中涉及他与黑格尔哲学的复杂关系、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论，以及他对19世纪资本主义各个方面的批判（如他的异化理论）等等。
在其早期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著述中，马克思最初论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极其复杂，至今仍然很少有人能完全予以真正厘清。个中原因部分源自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评论者(Marxist commentators)之间的悬殊——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天分很高并受过系统训练的哲学家；而马克思主义评论者通常并没有哲学天赋，甚至都没有接受过哲学训练。
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区分出它的不同阶段，包括：马克思全面贯彻黑格尔观点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阶段，一系列批判黑格尔的早期著述时期，以及后来在构建马克思自己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时对黑格尔的某些观念（首当其冲就是理解社会现象的辩证法）的积极评价和运用阶段。
当马克思还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的时候，黑格尔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而谢林对自然哲学的关注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依然停留在以一种特别的黑格尔式的方法去接近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阶段，而并没有关注理论与实践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典型观点，是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并构想他自己最初立场的过程中出现的。无论是在其早期著述中对黑格尔的批判，还是在其后期著作中对黑格尔的概念挪用，对马克思来说，这都是为了聚焦于关注具体的人，而这是黑格尔所忽视的。
马克思早期对黑格尔的批判后来集中体现在他的现代国家理论中。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1821)中概述了相关论点。受费尔巴哈的启发，同时也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受黑格尔的启发，马克思对黑格尔展开了最初的批判。
费尔巴哈认为，哲学的批判并不是为了打破而是为了实现之前哲学的内在目标。这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主义。在其早期著述中，黑格尔就已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思索，但他却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应该根据精神而不是文字去理解批判哲学。黑格尔将康德的这一建议应用到批判哲学之中，区分了康德意义上的精神和文字之间的差异。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理论原则上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idealism)，在实践中无法予以落实。为了实现它的意图，批判哲学需要将康德的精神与文字相区别。对于黑格尔来说，完成了这一任务的正是费希特。因为是费希特接过康德的遗产，将批判哲学的精神继承了下来，这意味着一个持续的哲学传统的薪火相传，即后来的思想家总是在早期思想家的基础之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并藉此实现先前的理论精神。
马克思在1843年所写的三篇批判黑格尔的早期著述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沿用了黑格尔的这一方法。要想厘清马克思思想立场的演变，就有必要详细考察包括这三篇著述在内的所有早期著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阅读黑格尔来反对黑格尔，并形成了一种运用费尔巴哈式的语言来批判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方式。马克思描绘了黑格尔未实现或尚未完全实现的东西，即先前的立场可以通过另一种哲学理论得到改善甚至实现。
以一种快速的方式，借助于宗教和哲学评论，马克思强调了人的自我实现这一《法哲学》（黑格尔）的核心。在马克思的解释中最有趣的或许是他认为，在哲学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哲学将会被消灭。马克思在这里将哲学的功能描述为旨在实现人类之善，这会受到宗教的阻碍，但却可以通过揭露世俗的人的自我异化的形式来得以推进。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认为简单反映当时情况的哲学形式，与将被德意志国家所例证的黑格尔派理论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类自我认识的制高点，只有它才能提出人类自我实现的理想任务。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没能考量“现实的人”(real man)这一概念，而这一任务则只能通过实践活动来加以解决。
在《____的本质》(1841)中，费尔巴哈指出，宗教是人类活动的自我投射(projection)，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以人、而不是以上帝为核心价值观。马克思认为，人创造出的宗教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个关于人类自我实现的幻想。因此，他反对中立的哲学观，认为哲学的本质旨在实现人类之善。宗教的批判旨在揭露宗教的异化，而哲学的任务则在于揭示人的自我异化的世俗形式。
马克思随即提出要在（正统）哲学（即与社会毫不相关、甚或有害于社会的哲学）与那种基本上服务于人类的哲学之间进行区分，以黑格尔的（所谓“官方的”）国家理论为代表的正统哲学仅仅旨在保持现状。根据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似乎只消通过在想象中否定现代社会是人自我异化的产物这一假想的方式就可以达到缓解人的自我异化的目的。马克思则认为，异化是人自我强加的结果，他认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答案不在宗教中，而在我们自身之中。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的政党”或他的青年黑格尔派同行错误地认为“哲学的否定”在实现它自身之前是不会发生的。②为什么呢？因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用一个真正的社会世界观来取代那个虚假的哲学世界观。而所谓的理论上的党（也被称为右翼黑格尔派）则犯了相反的错误，即他们认为不用消灭哲学就能实现哲学。③
至此马克思在该著作中提出了两个主张：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消灭哲学才能实现哲学。如果我们还记得，德国的哲学是德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表达，这表明，一种哲学观由于它所面临的社会人物是有限的和可解决的，因此这些任务的完成（正如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意味着，它将不复存在。
马克思现在则将他的“不实现哲学就无法废除哲学”的观点应用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身上。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其实并不重视“现实的人”(real man)这一概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解决，因为理论的任务（如人的自我异化的问题）唯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解决④。解决的方法就在于要认识到，人必须首先改变阻碍其自身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环境条件。马克思指出，当代革命始于哲学家（也即他自己）的大脑。他断言，哲学（基于他自己的立场）将会打破德国目前的现状。换句话说，只有先解放人，政治上的解放才有可能性。他进而认为，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而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当且仅当这一解放是由一个能代表社会整体的阶级所领导的话。因此，至少在德国，解放是否可能，将取决于市民社会中的某个阶级的存在，“它通过解放全人类来解放自己”⑤。
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马克思只是假设需要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阶级，即它可以解放所有其他的阶级，而且这个阶级的出现将会废除社会的阶级结构。这等于是给真正的人的自我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打上了哲学的“折扣”。马克思于是开始思考人类解放的现实条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解放问题。其次，马克思并没有指明这个阶级已经存在，而是说这个阶级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才刚刚开始在德国出现。要之：工业社会的正常发展将会导致特定生活方式的终结。到底是哪种生活方式呢？这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或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其维护的是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制，因此无产阶级就不会接受这种生活方式。
马克思总结了其哲学分析中的革命信息，目的不仅在于描述他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现状，更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还断言，哲学将通过无产阶级来实现它本身。人类自由（此乃黑格尔的目标）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这继而又将会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终结。反过来，其自身存在源自于阶级结构的无产阶级在意识到哲学的目的之后也会走向终结。⑥
在这一文献中，马克思并不认为我们必须离开黑格尔，他也并不认为我们需要超越黑格尔。相反，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通过另一种理论来实现黑格尔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的那句著名的话告诉我们，只有消灭哲学才能实现哲学，只有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这似可理解为，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必须通过另外一种哲学理论才能在实践中得以实现。
论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在这里打破了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方法，这一做法在西方哲学中十分普遍，例如在康德的道德论中，所有的实践问题都有赖于理论的解决。⑦而马克思则拒绝这种纯粹诉诸理论的解决方案。他认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应是哲学的中心议题，因此哲学在没有被人们实现之前是不能被废除的，而人们实现哲学的途径却并不在理论上，而只能在实践中。马克思的这一观念延伸出诸多问题，如对黑格尔理论的解读、作为一种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进行哲学解释的马克思理论的地位问题、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实践问题，或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实践与理论关系的实际实现问题。
就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关系总问题所展开的相关讨论，最终总会回到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曾把劳作(poiesis)、技艺(techne)和实践(practice)分开，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用语早已随着时代和历史的更迭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马克思最为关切的则是如何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理论的目标。
德国唯心主义一直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先是康德提出了这个问题。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康德先后给出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哲学观，即在所谓学院化的哲学观（旨在关注纯粹逻辑上的完美）与哲学家的世界观之间加以区分，他反对前者而赞同后者。康德把哲学称为“所有认知人类理性本质关系的科学”⑧，这似乎意味着哲学家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任务，唯有道德可以实现人类的天职。康德的主要观点是：哲学家就像“理想的老师”⑨，致力于实现人的完美，其最高形式是道德。在康德看来，若无人具备此条件（即在道德上是至善的），那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胜任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老师的角色，因此也就没有人能成功地将学院化的哲学观予以世俗化。换句话说，康德的观点未能表明怎样在实践中实现哲学。
在上文中所论及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要论述中，他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实践问题都有一个独特的理论解决，这实际上就是将实践吸纳（或再吸纳）到理论中。康德不满意这样的观点，后来还试图进行修改。在《判断力批判》中，他进一步就此提出了看法，但无论是理论理性之于实践理性的从属关系（或大致类推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还是理论与实践借助于审美理性的彼此关联性等，都无法令人满意。
总之，康德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处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他认为道德也即实践理性是人类最大的成就，但他未能考虑到它的实践可能性。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他对实践理性进行了最重要的分析，他认为道德需要自由，但同时他也承认自己没办法予以证明。
黑格尔则把哲学看做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its own time comprehended in thoughts)⑩，即认为哲学是从历史时刻的视角去回顾性地把握所发生的一切。在那句著名的话中，黑格尔指出，哲学总是具有滞后性，“当哲学用灰色的颜料绘成灰色的图画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1)。哲学思想总是跟随在对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进行哲学考察之后才出现的，因此这对于改变业已发生的既定事实来说已经为时太晚。所以这些哲学思想只能在日后通过改变世界来实现自身。总之，哲学家所构思出来的各种观念，有待于在社会实践中来实现自身。
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
上述简评表明，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哲学理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分析。马克思所做的，就是那句著名的号召，即呼吁改变世界，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理解哲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在实践中实现他的理论。
康德和黑格尔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然而他们都还停留在对于这一关系问题的粗略理解的层面。针对同一问题，马克思的理解则更为深刻，因为他不仅试图把自己的理论与社会实践以某种费希特的方式联系起来，而且正如他所明确指出的，还力图超越单纯的解释世界的工作，转而诉诸对世界的改变。关键在于如何做到这点，如怎样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的理论乃至改变世界——这样的改变并不只意味着理论的苍白无力。
其可能性很多，如下三种观点似更可信：其一，认为哲学实现了它自身；其二，认为马克思或许已经找到了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其三，认为为了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的立场，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对其进行再解释、修改或补充。
第一种可能性意味着（似如黑格尔所表明的），哲学可以实现其自身，所以，如果马克思的立场是哲学的、或者基本是哲学的，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它现在正在、或将来一定会自我实现。
显然，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可以吸引（且继续吸引）诸多人群的理由是各不相同的。虽然对他的理论感兴趣的人时多时少，但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其信众似乎越来越多了。然而仅仅是对马克思的立场感兴趣尚不足以证明它正在或已经被正确地实现，因为我们不知道哲学的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是怎么发生的。
第二种可能性经常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相关联，即马克思认为：因受周期性危机影响，不稳定的资本主义最终会走向灾难性危机。这意味着确信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最终会被自身压垮。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都表明，资本主义会由于生产过剩和日益严重的贫困（或所谓工人的“贫困化”）而遭受经济危机。
显然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消亡，而且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始于2008年）似乎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分析模型。因为这场危机不是由于生产过剩或日益严重的贫困导致的，而是贪婪的银行家和其他金融集团的既得利益者占据了为自己、而非他人谋取暴利的有利位置所致。(12)这表明，经济危机理论急需予以更新和扩充内容，即有待将马克思当初尚未预料的情况加以广泛考量。
第三种可能性涉及重新解释和通过马克思主义来发展马克思的立场（常带有在实践中予以现实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对马克思著述的解释所构成的，其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大量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研究性著述，也包括他们所撰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即其规范形式）的相关著作。最初为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形式做出规定的是恩格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既然走进马克思的主要途径一直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需要加以考量。恩格斯描绘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抛弃了哲学而创立了一种新的科学的鲜活场景。随着恩格斯的实证主义化倾向以及其间接声称正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立场中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变得更加重要。
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所要区分的不是科学和哲学，而是哲学的科学与伪科学形式。在哲学界这种说法很普遍。有人可能会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摒弃哲学，而只是在哲学方法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的水平。所以完全有理由把马克思的理论理解为一种哲学。然而，无论它是哲学的科学、科学的哲学，还是纯粹的科学，都很难看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其所谓的科学地位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实现自我。
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ism-Leninism)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来改变世界（当然通过马克思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形式，聚焦于共产党的核心作用。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将自动解体。而列宁则认为这是由于共产党中央组织所发挥的革命先锋队的作用所致。由列宁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马克思理论的现实化增加了政治维度，更确切地说，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看法是在政治框架中提出的。列宁以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先锋队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理论，从而拉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序幕。
列宁对共产党的核心作用的具体强调显然是对马克思立场的进一步发展。卢卡奇后来又提议，这是一种可行的、在马克思立场的基础上超越马克思的道路，正如有理由超越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思想做所的先驱性解释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13)（包括为了在实践中实现它）。
该是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本文指出了这一问题在理论上以及首先是在实践中所涉及的如下三点：第一，早期的马克思认为，主要有两种哲学即关注实践问题的哲学和不关注实践，因此与实践问题无关的哲学。对实践感兴趣的马克思，通过对实践问题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形象，即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解决实践问题并借助于实践来实现哲学。在这一点上，他的目的并非采用科学方法离开哲学，而是用哲学来解决实际问题；第二，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观构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因此它尚待自我实现；第三，至今为止，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许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试图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唯一一次严肃的实践努力。
实践观之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已是公认的事实。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必须被科学替换，可以被解读为：哲学理论应该被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所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可以被理解为：旨在打造实现马克思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方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实例，其一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其二是伟大的中国革命。
随着苏联的解体，苏俄试图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实践尝试宣告结束。而中国在困难的条件下至今仍在进行这一伟大的历史尝试。马克思的设想能否在实践中实现，能否在中国实现尚需拭目以待。
不断努力以巩固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任务。因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导致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变革，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今天的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战争时代向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会存在许多前无古人、亦无现成答案的问题，人们无法通过理论，只能通过实践来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的理论能否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实现，还有待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时代延续到我们的时代的伟大尝试，即试图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实现马克思的愿望。我们对此满怀期待。
[本文系作者受中国政法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CWM)之约而作，并经作者同意授权公开出版其简体中文版]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 B. Bottomore, with a new foreword by Erich From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 44, p. 50, p. 50, p. 52, p. 58, p. 59. 也参见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10、11、17、18页。
⑦"On the common saying: That may be correct in theory, but it is of no use in practice," in Immanuel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J. Greg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3～310.
⑧⑨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 867, pp. 694～695, p. 695.
⑩(11)G. W. 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H. B. Nisbet, edited by Allen Wo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 p. 23. 也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版，第12、14页。
(12)Richard A. Posner, 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Georg Lukács, Lenin: A Study of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translated by Nicholas Jacobs, London: Verso, 1970.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3年4期 作者：汤姆·洛克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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