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众鼎号为朋友们精心整理了5篇《医学伦理学论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朋友、小朋友们。
医学伦理学论文 篇一
1、艺术的告知病情
鉴于癌症的特殊性，在充分评估患者生理、心理、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实行有计划、有技巧地告知；医生要在“保密避谈”和“坦诚沟通”二者间取得平衡，依照不同患者病情轻重、对疾病的认识程度、心理承受力、身体状况及医护期望等差异，进行“个体化”的医患沟通。必要时请心理专科医生介入，帮助癌症患者平稳度过“肿瘤心理休克期”，让患者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尊重其自主权，完成未了的心愿。对于一些患者，与其让其长期猜测、逃避，不如主动告知实情，使其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但是对于性格内向、文化程度低的老年肺癌患者，一旦得知确诊肺癌，随即难以接受、产生恐惧感，对于这类不愿或者害怕知道诊断结果的患者，医护人员应采取保护性医疗措施，合理隐瞒，以防患者精神崩溃。知情同意权和保护性医疗并非完全对立，二者的根本宗旨都是为了维护患者利益，制定最优的治疗方案。因此，从医学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保护性医疗是在特殊状态下处于对患者利益的保护，是正确而且必要的。在提高医务人员认识、尊重患者的基础上，需要尽快完善立法，细化保护性医疗的适用原则，保障医患双方各自的权益，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调整告知方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知情同意权和保护性医疗之间的矛盾。
2、优化的治疗决策
医生对待晚期肺癌患者除了在告知病情时需要三思，亦可在诊疗的过程中从多角度体现。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可以在早期实行支持治疗，中期实行姑息治疗，终末期实行临终关怀，各阶段无绝对的分界线，可有平行、交叉。有学者提出，癌症治疗中应该遵循尊重、有利无伤、公正、公益、身心并治、整体综合与心灵关怀结合、医术精湛与医德高尚并行、临床疗效与经济利益同重八大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因此，笔者认为，晚期肺癌患者的治疗决策大致可以从个体化、人性化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综合考量。
2．1个体化治疗制定晚期肺癌患者的治疗方案时，除了患者目前的肺癌类型、疾病分期，还要同时考虑到患者的经济状况及其对治疗方案的耐受程度，从医生的角度体现对患者知情同意和自主选择权的保护。最终的治疗决策，需要医生和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商讨决定。面对肺癌患者，如果疾病分期和经济状况允许，手术治疗是首选。然而晚期肺癌患者往往已失去手术机会，余下的经典治疗方案主要包括放疗和(或)化疗、免疫治疗、结合中医治疗以及最佳营养支持治疗等综合治疗。最大限度地延长肺癌患者的生命，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对于晚期肺癌患者，在制定具体的治疗方案时，要将每种方案的利弊告知患者或其家属，尊重他们的选择。近年来，口服靶向药物给EGFＲ突变阳性的晚期肺癌患者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极大减少了传统化疗带来的毒副作用，从而提高了患者服药的依从性，改善了患者生活质量。在一组分析中，虽然一线使用化疗、二线使用靶向药物与一线使用靶向药物、二线使用化疗，从总生存期来看没有明显差异，但后者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体现了在晚期肺癌治疗方案中的人文关怀。
2．2人性化治疗晚期肺癌患者往往忍受着不同程度的躯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研究调查显示:晚期癌症患者最常出现的三种症状依次是:疼痛（92%）、乏力（89%）、胃口差（87%）；低龄组患者出现疼痛、精神症状的几率高于老龄组，而后者更常见的是乏力和健忘；男性患者食欲减退、失眠、精神抑郁等症状发生风险较高，而女性患者更易出现恶心、呕吐。因此在治疗的过程中，更应强调“以人为本”，将患者视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非单纯治疗疾病。在目前治疗手段无法达到肺癌根治目的或肯定抗癌治疗弊大于利时，临床医生就应审时度势，选择以改善患者生存质量为主要目标的姑息治疗（亦称为最佳支持治疗），通过控制症状从而实现支持和改善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对于终末期患者，最突出也是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疼痛，因此提高对无痛化治疗的重视程度、提供更有效的镇痛治疗都迫在眉睫。近年来提出的癌痛多因素概念指出，患者对疼痛的认识，对“死”的恐惧，情绪的忧伤，心理上的忧郁和绝望，都会影响痛的感觉。因此，在使用药物控制癌痛的同时，应注意辅以心理治疗，其中也包括音乐疗法，为患者播放适合的音乐，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从而减轻疼痛感。除此之外，关于在患者临终前是否应积极抢救，譬如插管、胸外按压等抢救措施，应尊重患者及其家属的意愿。因为很多患者或家属希望患者在离开人世时不需再经受不必要的痛苦，而是顺其自然，让患者平静的离开，体现生命的尊严。
3、全面的护理关怀
临终护理是现代化护理的需要和人性化护理的充分体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临终护理需由具备高度责任感与同情心的护士来实施，顾及晚期肺癌患者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需求，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同时使家属也得到安慰。
3．1组建专业的医疗护理团队和机构借鉴国外的做法，组建临终关怀机构:附属于医院，附属于基层保健，依托于家庭和社会护理，独立的临终关怀机构。设立临终关怀病房，由医德高尚、经验丰富的医生、护士、陪护人员组成专门的治疗关怀团队，给临终患者提供最佳的关怀照护。
3．2基础护理病房布置应宽敞明亮、干净整洁，并且阳光充足。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防止压疮发生；注意饮食安排的合理性、多样化；防止呛咳、误吸；口腔护理要积极，睡眠要保证；利用PICC技术建立专门的静脉通路，尽可能控制疼痛等，把患者的舒适度提升到最高。
3．3心理护理面对死亡，患者往往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求生、止痛、平静离世。护士要用真诚取得患者的信任，用爱心、细心、耐心与患者交流、沟通。一项调查晚期癌症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对病情毫不知情的患者比部分知情、完全知情的患者的抑郁程度高三倍。因此对待临终患者应专心倾听，诚实而和蔼地回答问题，评判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对患者病情循序渐进、合理的告知，鼓励患者及其家属参与疾病的治疗和护理计划决策的制定过程，从而消除患者紧张、恐惧、绝望的情绪，树立信心，提高治疗依从性，加强医患的相互信任，还可以让患者有尊严、安宁的接受死亡的到来。亲属的陪伴、遗嘱书写、了却心愿、追求美好（花和音乐）等，都应该尽量满足。还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死亡教育，帮助临终患者树立正确的死亡观，让其认识到死亡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与其痛苦挣扎，不如顺其自然，“安乐”地接受死亡。
3．4社会角度护理医疗机构应举办相关的知识讲座或成立患者俱乐部，帮助入院患者与病友及时沟通，并定期邀请专家与患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鼓励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定期探视患者，以此帮助晚期肺癌患者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及病友、亲人的安慰。只有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恐惧绝望心理，保持积极乐观情绪。Willis认为，晚期肺癌患者家庭或临终关怀机构还可以让患者接触互联网，以获得健康资讯、病友支持、控制疼痛、便捷咨询，沟通交流。
医学伦理学论文 篇二
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服务对象期望值的升高，社会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医疗卫生行业如何搭建与临床医务及科研人员职业要求相匹配的生命伦理学知识培训平台，已成为医院管理者、伦理委员会或政府管理部门面临的问题。为此，笔者从医务人员医学伦理学认知现状出发，对医院如何加强医学伦理教育进行实证研究。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对某三甲综合性医疗机构的临床医务及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涉及临床科室30个，医技科室7个，临床研究所4个，药学研究室1个，临床研究室13个。研究样本覆盖该医疗机构的所有部门，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2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医务人员医学伦理认知状况”问卷对临床医务及科研人员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所有数据以Excel2003录入计算机，并使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基本情况
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回收549份，有效回收率91.50%。其中男性占31.33%，女性占68.67%；≤30岁占45.00%，31～50岁占48.52%，≥51岁占6.48%；文化程度：硕士及以上占42.25%，本科占38.74%，大专及以下占19.01%；职称：初级职称占51.87%，中级职称占33.58%，副高及以上占14.55%。
2.2医务人员接受医学伦理学培训现状
参与调查的549人中，24.12%的人表示在学校及工作期间参加过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51.95%的人表示只在学校期间接受过相关培训，15.21%的人表示只在工作期间接受过相关培训，8.72%的人表示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
关于“在过去3年中，您参加的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次数”的调查结果显示，≥3次占12.64%，<3次占42.31%，45.05%的人没有参加过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他们认为限制其参加培训的主要原因是相关培训与临床医、教、研工作冲突，没时间参加。表明我国三甲综合性医疗机构的大多数医务及科研人员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
2.3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培训的态度与感受
2.3.1医学伦理学对医疗行为和医疗实践的作用
调查结果显示，61.50%的人认为医学伦理学对医疗行为和医疗实践具有指导作用，29.34%的人认为可能有指导作用，认为无指导作用和未思考过的人分别占1.50%和7.66%。说明绝大多数医务人员认识到了医学伦理学在维护患者权利、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指导医学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3.2对医学伦理学培训方式的效果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培训效果从高到低依次为：案例分析与讨论、外出培训研讨、专题讲座、科室组织学习、医患沟通座谈会、伦理查房、知识竞赛。表明医务人员最愿意接受能结合身边实例，多方位、多角度的培训方式。
2.4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的认知情况
2.4.1对现代医学伦理原则的掌握情况
在医学实践和研究中应遵循的医学伦理基本原则包括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和自主性原则。调查结果显示，71.61%的人知道全部内容，但理解不深刻；24.54%的人知道部分内容；还有3.85%的人表示不清楚。
2.4.2对伦理相关制度规范的认知情况
医务人员对《赫尔辛基宣言》《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等制度规范的认知情况见表1。
2.4.3对临床伦理和研究中伦理的认知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47.48%的人不理解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含义。面对“您认为与患者或家属交谈时，应选择的方法”，77.61%的人会选择避免一些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使患者了解并配合即将采取的医疗方案；10.26%的人认为医学术语是难以避免的，对医疗方案不宜做详细的分析解释，以免患者或家属产生疑虑；12.13%的人认为应根据患者或家属的文化程度，可对医疗知识接受程度高的患者或家属做详细解释。面对“哪些范围的项目应提交伦理审查申请报告”，一些人对哪些项目需提交伦理审查报告，哪些项目不需提交伦理审查报告认知不足。对“在医学实践和研究过程中，跟踪审查包括哪些方面”的回答显示，有些医务人员不清楚跟踪审查范围，有些医务人员认为伦理审查有利于患者而不利于医学科研的开展。
3.讨论与建议
3.1统一思想，提高医院整体意识
医学伦理学是研究优良医学道德规范制定和实现的科学，是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认识并处理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科学。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医学伦理学是必修课。调查结果显示，仅39.33%的人表示在继续教育中接受过医学伦理教育，仅4.76%的人表示很了解《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仅5.32%的人表示很了解《赫尔辛基宣言》。说明目前医务人员缺少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而相关培训缺乏是导致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认知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医务人员对伦理相关制度规范和权利义务认知不足，将直接影响其医疗行为和医疗实践，增加医患纠纷。医院管理层要充分认识到我国三甲综合性医疗机构目前虽已基本建成现代医学体系，医疗保障能力也已达到一定水平，但医患矛盾却有不断升温态势。忽略其他社会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医院医学伦理的进步远远滞后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医院管理层应在医学伦理方面形成整体意识，将医学伦理工作与医疗质量、医德医风管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医学伦理制度，开展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激励全体职工积极参与，相关职能部门相互配合，在提高医院整体意识上下功夫。
3.2建立健全医学伦理教育体系
我国医学伦理教育起步较晚，目前虽已在各医学院校开展，但多为阶段性学习，一般安排在大二或大三理论学习阶段，学习期间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知识掌握较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容易逐渐淡忘相关知识，并无法与实际工作相联系。而医院也没有把医学伦理教育作为继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显示，51.95%的人表示只在学校接受过医学伦理教育，8.72%的人表示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说明医学伦理教育存在盲点，一些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致使他们经常处于伦理困境中。建议：医学院校将医学伦理课程设为必修科目和临床实习期间的教学重点，实施连贯性教育，使学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接受医学伦理教育，并内化为自身道德标准。医院是学校教育的延续，要充分利用岗前培训、继续教育、职业准入、职称晋升等平台开展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并将培训参加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使医学伦理学习贯穿医务人员职业生涯全程，为其形成较高伦理素养打下基础。
3.3灵活多样、因材施教开展医学伦理教育
医学伦理教育包括医学伦理思想、医学伦理基本原则和医学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如何运用有效教学方法，促进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是提高医学伦理学培训实效的关键。如现代医学伦理学的4项原则是医学伦理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医务人员的医疗实践有重要影响。调查发现，医务人员对4项原则的掌握情况并不理想。事实上，4项原则的表述过于抽象、操作性不强，提示在相关培训时应配合相应案例展开讨论，使医务人员理解4项原则在临床实践中的指导意义，提高运用能力。“对医学伦理学培训方式的效果评价”的调查结果显示，65.98%的医务人员对案例分析与讨论给予好评，认为其反映了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培训方式的诉求。在今后的医学伦理学培训中，应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加强案例分析，培养医务人员伦理思维能力、伦理判断能力。调查发现，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医学伦理学培训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医务人员伦理思维。针对临床医务人员认为的繁重的医、教、研任务压缩和限制了培训时间的情况，医院伦理委员会可考虑在不额外增加其负担的情况下，将医学伦理学培训内容分层次地纳入新入职员工岗前培训、继续教育和中层干部培训中；可通过制作、发放宣教小册子，将临床与科研中的典型伦理案例、研讨内容及课件上传至医院伦理委员会网页等方式，解决因客观因素而影响培训的难题。
因材施教是帮助临床医务人员快速提高认识、处理临床伦理难题的有效方法。调查发现，一些医务人员对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中伦理问题的认知不足，不了解哪些项目需提交伦理审查报告，有些医务人员直到研究结束、发表论文、杂志社需要伦理审查批件时，才联系伦理委员会；一些医务人员不清楚跟踪审查范围，混淆了初始审查、研究进展审查、研究完成审查，有些医务人员通过初始审查拿到伦理批件后就不再与伦理委员会联系了，研究过程中发生方案修改、不依从/违背方案、严重不良事件等情况时，不主动递交伦理审查报告，也不主动向伦理委员会递交年度/定期跟踪审查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学研究质量和对研究风险的实时监控。因此，医院伦理委员会在发挥伦理审查职能的同时，还应履行对医务人员进行生命伦理教育的职能，通过开设专题讲座，宣传伦理相关制度规范和国际伦理准则中的具体内容与知识，组织伦理委员会成员、秘书参加相关继续教育培训和全国专项学术交流活动，组织医学伦理查房等，增强医务人员伦理意识。此外，不能仅靠医院伦理委员会开展医学伦理教育，应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式教育网络。医院科研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应对临床科研课题研究人员与临床试验项目研究人员开展GCP、受试者保护、知情同意和研究利益冲突等方面培训；教学处应结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落实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医务处、护理部应对临床医务人员开展患者知情同意权、医患沟通技巧、医疗保密制度等方面培训。各部门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才能使医务人员提高医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水平，将医学伦理学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伦理规范操作，进而从容分析、处理可能面临的各种伦理冲突，彰显医学伦理学价值。
医学伦理学论文 篇三
1时代进步要求医务人员有更高的医学伦理素质
随着社会的进步，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国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公民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市场经济引入医疗卫生行业，传统的义务论、美德论受到严峻的挑战，带来了如何协调医患关系中服务与公益、医际关系中协作与竞争、医社关系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提高医生的技术素质，而且更加强调医务人员的伦理素质。
同时，在医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医学技术的应用和实际选择正遭遇越来越多的道德难题，其医疗决策也必然受到认识主体道德决断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制约。由于当代医学的特点，行医远比以往要复杂得多。不仅牵涉到病人的生命安危，关系国家卫生资源如何用，同时也关系医生的信誉，方方面面都需要做出伦理决策。医学伦理学己渗入到医疗行为的每一个环节中。这无形中要求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必须具备符合社会需求的素质，尤其在伦理方面的素质要达到更高的水准。
然而，现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一次采访中也承认，目前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存在着医学伦理学知识和人文社科知识缺乏的现象，这对我国的医德医风的建设、医院管理、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更显得突出。
2目前医务人员医学伦理素质不高的原因
1999年5月召开的中美医学伦理学比较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中国医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的伦理价值观，为何没有最大程度地转化为职业行为道德准则？经过研讨，与会者认为：首先，它说明我们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还存在问题，缺乏合乎规律的层次衔接，能为多数人接受、且适应现实状况的道德观念与教育的局面，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建立。其次，它表明仅靠在校期间的伦理教育还不够，还必须加强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的道德教育以及相关的伦理、法律之规范和制约。
医院作为医学伦理学的教育基地，没有系统的医学伦理学的继续教育，绝大部分医院都将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等同于医德医风教育。其次，教学方法与形式不能满足培养医学伦理素质的要求。医院往往跟随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而制订计划。继续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一套思政治工作的传统做法，内容单调枯燥，形式僵化呆板，以至收效甚微。例如，卫生部在某个时期号召医务人员学做“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医院便针对这个主题召开大会、小会对医务人员进行宣传教育，并评选“白求恩式先进医务工作者”。过了一段时间，卫生部又提出推广“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医院便又针对这个主题开展教育。教育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说教，期待大家立竿见影地增强医德意识。随着医务人员的文化层次、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浅层次的说教显然不能适应。再次，教育的层次性缺乏。由于各单位、各个人的知识、智能、素质、觉悟水平存在差异，只采取这种同一内容、同一标准、同一方法的教育，没有依循其层次水平，提出实际、具体的要求、教育效果必然不理想。
综上所述，以往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存在不完善和实效差的弱点，不能满足医疗卫生改革和21世纪医学服务的新需要。
3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医院医学伦理教育新模式
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是属于继续教育的一个内容，因而方法方式、内容侧重等应有别于学校。医院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教学研宄，避免简单重复学校教过的课程，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达到更高的层次；临床实践和理论学习相结合，注重能力的培养，使临床基地的教育与学校教学融为一体。
3.1营造医学伦理学教育的良好氛围
3.1.1医院实行伦理化管理医院在制定规章制度、落实管理目标、协调抢救措施和进行质量监控的过程中，必须运用医学伦理学的观点、原理和方法，创造一个重视医学伦理学的良好氛围。同时，在医院文化的建设中，要注意融入医学伦理学理念，促使其成为医务人员内心认同的价值观。
3.1.2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素质医院的伦理化管理要求医院管理者具有较高的医学伦理素质。医院管理者在医疗活动中肩负着决策、领导、指挥、服务等使命，医院管理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其所辖部门的道德状况，同时也是制定、实施行之有效的医德规范以及客观考核的保证。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素质如何、对医学伦理学的重视程度如何，也会直接影响到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效果。因此，应注意不断加强对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提高其道德素养，为实现医院伦理化管理、促使医务人员重视医学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的做法是：设置对医院管理者选择、升迀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关：建立健全对管理干部的道德监督制约机制；对医院管理者进行现代医学伦理学培训等。
3.2实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主体——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应成为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主体机构并负责具体实施。因为:
（1）医院伦理委员会能把医学实践和医学伦理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医学伦理学根植于医学实践，避免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2）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医学专家、伦理学家、律师、热心伦理的病人代表等，由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医学伦理学的教育是最合适不过的；
（3）医院伦理委员会有足够的教学科研力量，并且他们处于临床第一线，了解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的伦理教育需求，开展教学研宄，提高教学质量和实效性。在医院进行系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时间都不是很长，经验还不够，要使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纳入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加强教育理论研宄尤为重要，以医院伦理委员会这一常设机构对医务人员进行系统的、多种形式的医学伦理学教育，还可以避免过去医德医风教育的一些弊端，并且在营造医院的医学伦理氛围方面发挥作用。
在医院伦理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教学小组，负责：
（1）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研宄。针对医学实践中出现的医学伦理的新问题、新矛盾和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展开研宄，寻找对策，为医务人员做出指引。
（2）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教学研宄，以使医院的医学伦理教学与学校教学相衔接。
（3）根据社会和医学实践要求，针对不同层次医务人员的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写医学伦理学继续教育的教材。
（4）教学实施。
（5）对医务人员进行考核，有关考核结果交医院管理部门，作为医务人员晋升、奖惩等的参考依据。
3.3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法
过去的医院伦理建设主要集中在对医德医风的提倡和宣传上，事实上医学伦理学的建设内涵比职业道德的建设要丰富得多。医学伦理素质是从医者解决医学伦理学问题的认知、判断、价值决策、情感、作风、破解难题能力、优化选择智慧等综合医伦素养和品质。而医德医风主要是指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其主体和内涵显然只是医伦素质的一部分。因此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要拓展，以实用性为主，尽量贴近临床、社会需求、注意与学校的教育相衔接，教学内容应包括医学伦理观、生命伦理学等。
教学方法可以参考学校的方法，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方法为主，着重能力的培养。医学伦理学与临床专业技能的学习相结合，把医学伦理学理论与临床诊疗过程，把伦理判断与医疗技术决策有机结合起来。在临床医学教学中，要在讲解各项技术内容的同时，向学生提出各种技术应用中可能遇到的伦理社会问题及应有的对策。此外，要针对医务人员在实践中遇到的伦理问题，定期上小课、召开座谈会、讨论会、答疑解惑。
3.4教育的层次性。
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对象构成较医学院校要复杂。由于个人素质的多层次性，教育基础、文化构成的差异性以及所从事工作的特性不同，决定了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层次性。必须区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工作分工的医务人员的差别，在不同层次上采取不同的医学伦理教育，既有体现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先进性，也要体现医学职业道德的广泛性。
3.4.1住院医生。住院医生是临床医生成长的关键阶段，他们刚离开学校，有较系统的理论知识，缺少的是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针对住院医生的特点及需要掌握的伦理技能，制订教学计划，定期以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帮助他们学习有关医患关系、临床伦理、生命伦理等方面的知识，以培养伦理推理和决策能力为主。住院医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列为继续教育必修课。在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各科室轮转过程中，学习各临床学科在诊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临床伦理问题和处理医患关系。并在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指导下，形成良好的临床工作习惯，建立临床思维及增强处理复杂伦理问题的能力。
此外，住院医生又是去带教（实习生、见习生）的理想和现实的人选，因为医院的医疗工作比较繁忙，住院医生的带教能力往往被忽视。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使住院医生的带教能力真正作为一个重要方向来培养，必须加强对住院医生的医学伦理学带教技能学习的领导和管理。由经验丰富的高年资临床带教老师组织专门讲座示范有关将临床实践与教学结合起来的技能，并将此种技能的考核也纳入规范化培训的要求中去。
3.4.2中高级医务人员。教育要注重理论性，深刻性。在形式上应尽量将理论学习与研讨活动相结合，自学和讲座相结合，内容以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新兴领域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生命伦理学等为主，使他们的医学伦理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同时根据中高级医务人员在医学伦理学教育中又是施教者的特点，还要注重培养他们的教师的意识，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品德和医术直接影响下级医务人员的成长，以便在日常的医学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传、帮、带的作用，使优良的医德传统通过各项业务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下级医务人员。
医学伦理学论文 篇四
【摘要】为了提高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把实践课引入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实践表明: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设置实践课的教学方法可提高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兴趣，加深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理论的理解和记忆，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教学改革
医学伦理学是研究医学道德的一门理论科学，同时它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强调用医德理论、医德原则指导医务人员的医德实践。所以，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医学生高尚的职业道德感，使学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的思想，同时带给学生一种现代的医学理念、科学的医学思想、全新的医学意识和良好的医学伦理思辩能力。使医学生不但能够遵从行医规范及行医准则，而且能够端正医学认知，启迪学生学习医学知识及指导医学实践。为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在2006年～2007年对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尝试性地进行了改革，把实践课引入医学伦理学教学中。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以计划生育医学专业2003班、2004班作为实验对象。
2、方法
计划生育医学专业2003班采取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对照组），计划生育医学专业2004班采取课堂教学及实践课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试验组），研究的具体方法是把医学伦理学的学习要求告诉学生，然后，在临床专业课程的临床见习时由带教老师简单讲解临床工作中的医学伦理问题，同时要求学生收集有关医学伦理的问题，结合这些问题，运用医学伦理学有关知识进行分析、讨论。对进行实验的两个班级进行了相同内容的测验，对成绩进行对比分析，并对学生进行了教学方法的问卷调查。
3、统计学方法: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二、结果
1、两组不同教学方法班级考试成绩对比分析
两组测验成绩对比分析表明，采取课堂教学及实践课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试验组）的班级考试成绩比采取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对照组）的班级好，二个分数段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及P<0.05）。
2、两组不同教学方法班级对教学方法的评价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采取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对照组）与采取课堂教学及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试验组）的班级对教学方法的认同无明显差异。
三、讨论
医学伦理学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课堂讲授，由于课时的限制及教师的专业限制（非医学专业教师），开设实践课相当困难，学生对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兴趣不大，教学效果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课堂的教学方法及手段上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如采取案例分析、专题辩论、角色互换法的教学方法，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改变了“满堂灌输”的枯燥，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及主动性，对提高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效果有明显作用［１］。但是，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包括了医德理论、医德规范、医德实践和医德难题四部分，不同的章节、教学内容及教学要求均不同，如医德实践和医德难题部分，没有实践，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的思考就不会深入，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也不利。这就要求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应该设置实践课。
在我们的教学尝试中，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对照组）与采用课堂教学及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试验组）的班级的测验成绩对比分析结果来看，尽管成绩在90分以上及60～69分这两个分数段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但在70～79分及80～89分这两个分数段有明显差异（P<0.05），说明采用课堂教学及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试验组）的班级的学生成绩优于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对照组）班级的学生。在对教学方法的的评价结果看，“激发学习兴趣、调动学习主动性、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容易掌握知识、培养了道德情感、对临床实践有帮助”等调查内容，得到试验组学生认同的百分比与对照组学生认同的百分比，从两组的统计学结果看，两种教学方法取得的效果是相同的。从两组测验成绩对比分析及问卷调查的结果看，成绩对比有差异，问卷调查无差异，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方法采用的是案例分析、专题辩论等方法有关系。采取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通过引入典型、真实的案例，引起学生的注意，把学生带进特定的情景，在老师的指引下，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由学生发现、分析及解决问题，再由老师根据学生对案例的分析及解决情况作进一步的纠正、补充，同时传授与医学伦理学相关的概念及内容，引导学生理解原理，使学生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理解及接受知识，强化了记忆，避免了抽象说教和空洞的议论。专题辩论主要是针对某一医学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及讨论，讨论前先把主题告诉学生，让学生做好准备，讨论主要由学生发言，不同的观点可自由争辩，目的是调动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使学生在争辩中巩固理论知识，培养道德情感，也使老师从学生的辩论中发现教学及学生道德情感存在的问题，并引导学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案例分析、专题辩论这两种方法在医学伦理学教学实践中已证明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主动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容易掌握知识及培养了学生的道德情感。采用课堂教学及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有了实践机会，能够帮助学生把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能够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测验结果看，试验组对案例分析题及综合题解答的正确率比对照组高，说明了设置实践教学内容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教学问卷调查的结果看，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无差异性，主要原因是实践课的设置问题，尽管有了实践课，但我们的研究是在不增加课时的情况下，把实践内容依附在临床专业课程的见习上进行的，教学效果会受一定的影响，所以，在教学方法的认同方面两组教学方法无差异。
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包括医德理论、医德规范、医德实践和医德难题4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特点，医德实践这部分内容实践性强，课堂上应用案例分析、角色互换法能加深学生的印象，对提高实践能力有一定帮助。但缺乏真实的情景、真实的案例对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冲击，对引起学生的注意方面也不够至于医德难题部分，由于是目前面临的有争议的伦理问题，还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这部分内容应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采取专题辩论或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使学生学会思考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分析、专题辩论的教学法在课程导入、引起学生的注意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而且能较好地激发学习兴趣，调动教学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但它与任何一种教学方法一样，也不是万能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的转变，绝不意味着用一种方式代替另一种方式。在教学中应根据不同教学内容，采用不同教学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收到满意的教学效果，完成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钱聚标，朱永湘，王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探索［J］。广东药学院学报，2005,21(4):417.
医学伦理学论文 篇五
对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的发展进行历史性回顾，将其放到逻辑与历史关系的视域中去讨论和反思，可能会让我们发现该学科在中国兴起和发展30年来成就颇丰的同时，也看到这个学科在演进过程中的弯路和由此形成的惯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不能奢望一个学科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就成熟到理论和实践上完备和完美，但是对医学伦理学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学科进行审视，必须将其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样一个内史—外史架构上去分析和认识。这样认识的目的就在于，让我们从该学科的发展进程中看到它在过去30年中，内史（逻辑）和外史（历史）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从而认清和选择更有利于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1.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逐步走向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过程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所以能够作为考察一个具有哲学特性的学科建构的根据，是因为人类所构建的任何逻辑体系必须与人类认识史和人类发展史相统一才可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所提供给中国医学伦理学进步的基础和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实践伴随中国改革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多方面前所未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医疗卫生逐步脱离原有公益化道路向市场化的迈进，导致诸如“看病难，看病贵”等现代新的医疗危机初现端倪；生命和健康受到由于社会有限卫生资源不合理分配导致的不公平日益加剧；经济利益强大的驱动力量导致的医师职业精神的缺失也成为新形势下一种医疗行业的顽疾；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给医疗行业蒙上了一层“医学非人学”的阴影，如此等等。二是生命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断产生与30年前的美国同样的或者类似的生命伦理问题和难题，这些问题不仅对医务界和生命科学界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冲击，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生命道德和生命道德心理都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界过去只是在学术信息和理论层面所了解的问题突然变成了身边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和难题，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不能不去面对。三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进程和法治进程的加快，带来了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进步和权利意识的增强，这种民主和权利意识从社会层面向医疗卫生领域的延伸和演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患者自主意识、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升，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标
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群体文化和道德素养的参差不齐，带来医患关系不和谐局面的凸显。四是中国城乡、区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卫生经济伦理问题大量出现。五是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害事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公众健康受损，公共健康伦理成为不可忽视的伦理问题。六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的磕磕绊绊和社会的漫长等待，让公众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助引发的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的伦理问题突出。七是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进程和速度的加快，带来的各类研究和试验对受试对象的保护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甚至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引发的对动植物生命关注的伦理问题，都成为生命伦理学的课题。总而言之‘30年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给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产生提供孕育和生长的条件。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同样让社会产生了一种对医学道德的强烈需求，因为当年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同样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化的问题、现代医疗危机的问题、医患关系的问题、临床医疗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问题、医疗科研商业化的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等等。加上当代生命科学技术在中国医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就显得异常突出和尖锐。当然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包括当年的美国社会在内的其他社会形态可能不会出现的新问题，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悬殊过大而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如果说30年前的中国没有提供让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迅速成长和不断成熟的条件，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不仅给中国医学伦理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课题和问题，而且从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到整个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的不断优化，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未来也许没有理由再把学科发展的责任推给历史。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年中，学科自身的演化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断探索医学伦理学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学科框架。尽管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能够解决好，但是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积极努力和大胆尝试，也许初衷并未是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但是厘清了医学伦理学多方面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对学科的基本建设不无裨益。二是研究方法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研究方法上呈单一化和简单化，一方面是深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零散编译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国外一些主要的观点和问题，因为当时国外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同样起步不久，很多学术成果尚在形成过程中，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162和思想尚不能系统和全面介绍。中国式的研究和对国外相关思想的介绍构成当时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医学伦理和生命伦理问题曰益凸显，原有方法无法解释和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加之国外学者的思想和一些重要著作的系统翻译引进，在中国对该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扩展，多个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学科的进展，根据个人兴趣和知识结构以及工作环境而选择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开始进入多样化和系统化的阶段。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学界因为研究方式选择上的不同，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和学术共同体性的学术性初期分化，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开始形成一种学术力量，特别是与国际学界联系密切的一些学者和组织，完全采用与国外研究同步的方法，研究国内的问题和力求解决国内的问题。也有学者注重理论层面的学科基础性建设，大胆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思想基础和寻求本体论承诺，将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学科得以成立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根据的构建和探索上，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试图能够从区别于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哲学根据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寻求思路与方法。
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不断走向繁荣，也需要多种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相互间的协同与交流。三是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和不断深化。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研究内容上日益丰富和广泛，学科已经发展到可以用伦理视角和医学道德尺度观察和衡量所有与生命和医学相关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层面到个体的行为层面，从医疗卫生的外围要素到医疗卫生行业内部运行，从精神、思想和理论的形而上层面到医学伦理的可操作层面，医学伦理学无不加以渗透和深入。
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30年成就所认为的那样，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可以被认为具有了初步的学科形态。一是从对传统的医学与道德关系的关注，扩展为对医学与伦理、生命与伦理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统摄在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概念下，而且力求建立逻辑自洽的学理性的认识和知识体系。二是不断探索和试图形成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力求建立一整套能够作为学科体系的哲学、道德哲学支撑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形而上的理念、精神和思想系统。从学科发展过程看，这种生命伦理文化构建和理论上的终极承诺所获得的进步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程度。三是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一直力求建立自身的伦理公理，并把这种公理用医学伦理原则的形式通过学科体系表现出来，最大化地让原则渗透到医学伦理学各层面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中去。尽管这些原则构建更多的是移植和借鉴，但是对完善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系统具有重要的过程性价值。四是中国医学伦理学从没有放弃建立与形而上学承诺统一起来的医学伦理学方法论的努力。但是因为如前所述的形而上学承诺本身尚存差距，加之当代医学伦理学关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研究重心向生命伦理现实问题的下沉，方法论对层出不穷的具体研究方法的统摄作用不断被突破，方法论的形成总是处在一个过程之中而尚未构建成理论系统。五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发展中越发凸显其应用性，对医学及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现实、具体问题的审视和关注更加深入，涉及生命科学和技术操作的诸多制度和规范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伦理精神，诸如伦理审查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都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肯定。此外，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间，这个学科的教学已经在各级各类医学院校拥有了一定的学科地位；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学术刊物等标志学科建设的社会性要素都不断成熟；医学伦理学概念和医学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医学界和生命科学界特别是有些具有人文情怀和哲学思想的学者对这个学科的作用有了较强烈的认同感，媒体能从医学伦理角度报道相关的新闻事件和典型个案；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特别是有关案例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方式也开始有所了解和参与讨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30年历史造就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基本上构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形态，1而这种相对的成熟，正是逻辑与历史不断趋于统一的过程使然。
2.中国医学伦理学界需要正视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如何衡量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成就这一问题本身就需要讨论，因为这个学科是一个跨度大而涉及面广的学科，可以设定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学科是具有应用特性的学科，而从其对医学发展的实际作用上衡量这个学科的成就如何；但是又应该看到，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特性还决定了对它的评价不能只是具体和实际作用上的，还应该正视其思想和精神这个层面的无形价值和长远意义。“因为医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伦理文化、伦理精神层面到自身的形而上学承诺，再到对现实生命伦理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解决，空间跨度之大和历史纵深之长，是很多学科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不断地将很多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赋予这个学科，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本性和应用特性，决定了这个学科必须背负生命伦理理性和伦理精神构建的重任，也要将这种形而上学承诺连接到可触摸的现实生命伦理难题和问题上来。130年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成就和学科的社会和科学作用值得充分肯定，确有很多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的成果问世，活跃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任何一点贡献，学科发展史都会铭记。但是整体地分析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必须承认还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医学伦理学自身逻辑上需要调整和纠偏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学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寻找问题和原因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
笔者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过这样几个方面的看法，概括起来说就是三方面问题和四种能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整体上视野受限、思维不够开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延续了沉淀在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果，以及生命伦理学最初介绍引进时所形成的零散乃至碎片化对待生命伦理学方式的惯性，导致中国医学伦理学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本土化特征。甚至可以说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并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对这个学科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与定位。这与中国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主体构成有直接的关系。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有两种学术力量，一是没有受到过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哲学、伦理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关注，这些学者大多从事哲学、伦理学或者史学研究，他们是因为自身的研究涉及生命伦理学或者研究兴趣偶然转向这个领域，表现出对某些生命伦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这个群体分散于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绝大多数人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和生命伦理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对生命伦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论述和抽象地把握，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医学、生命科学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与实践对象直接接触的条件和能力。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完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具有观念的、精神的和理论的价值。再就是一批从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的学术共同体走来的学者们，很多人的医学、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局限和惯性，使得他们极少关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之外的任何背景知识和学术信息，他们拘泥于对生命伦理学中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将这些具体问题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们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们所掌握的生命伦理学构成的主体要素和概念上。
其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只是作为学科而没有跃升至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和研究。因此也就不能确立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地位。所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把外来生命伦理文化与该领域的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和成就。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来并没有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知识性和学理性的强调，弱化了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地位，这也是该领域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生命伦理学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个学科本土化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领域只有作为中国社会伦理文化的构成才能完成学科的真正构建和从学科到社会作用的真正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这个领域自身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尚不足以以一种能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力量被社会和科学技术领域认可，也没有足够能力在应有的文化层面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与相关文化领域开展对话的能力，导致社会整体文化对其认同上还有距离。
再次，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即思维方式缺陷和文化层面研究缺失的直接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所形成的带有较大惯性的“学术范式”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和学科教育等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讨论
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否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成就；而是学界要清楚地认识到学科发展还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以便确立起未来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是一个走近而没有走进医学的学术状态，至少应该认为还没有完全走进医学。应该说走进医学是医学伦理学的目的，但是走不进医学，不能把责任推给医学本身的不接纳，还是要从医学伦理学自身几种对话能力不足寻求原因。从学科或者从领域整体上说，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对话能力上的不足。一是缺少能够与哲学、伦理学进行直接对话的能力。医学伦理学毕竟在出身上具有无法摆脱的哲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血统，医学和整个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问题无论多么具体而微，只要具有道德诉求和纳入医学伦理学视野，哲学就一定会通过与之相连的胳带向它输送养分和提供‘‘生命”的支持。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自身不能构建起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的情况下，就必须学会与哲学和伦理学对话。与哲学的对话本质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二是欠缺流畅地与医学直接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必须承认自己是应用伦理学的构成部分。而应用伦理学只有把“应用”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将自身的人文特性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出来，这个学科才有精神见之于现实的实在价值。医学伦理学必须直面现实的医学和生命道德问题并试图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响，所以医学伦理学的这一实践追求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又与传统的伦理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已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医学生活抉择的理智力量。
与医学能够真正对话对医学伦理学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三是缺少与社会对话的能力。与社会公众的对话、与科学界的对话、与政府的对话、与各级决策机构的对话、与高等医学教育的对话、与媒体的对话等等，这种对话本质上是一种学科依靠自身的能力与社会政治、社会管理和各种权力的对话，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对话。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中国进行这种对话甚至比与哲学、与医学的学科和领域间对话更具挑战性和复杂性，让一个学科来承载这样多的责任似乎显得不切实际也不合情理，但这也是医学伦理学具有的应用性决定的它具有的责任伦理特征的一种社会赋予，因为医学伦理学同任何应用伦理学的分支领域一样，它的任务在于分析现实社会医疗卫生和生命科学与技术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伦理维度“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道德悖论的解决创造一种对话的平台，从而为赢得相应的社会共识提供伦理上的支持，同时也力求使道德决断在一种严密的集体性的理性决策程序中获得质量保障。目的就在于探讨如何使道德要求通过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与行为程序得以实现”。1四是缺少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指整体对话能力，而不是指个别有能力的学者的能力。应该认识到，中国医学伦理学对话能力的问题，是一个与对话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复杂问题。无论是作为学科的哲学和医学，还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国际学术界，都不是单纯依靠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能力的提升就能完全解决对话的通畅、理解、互动、采纳、融入等所有问题的。然而，所有的对话，又都是医学伦理学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学术价值、评价能力等对对话对象的一种渗透、说服、教育乃至征服。
任何学科都没有确定的标准去衡量需要多久的历史才能让一个学科成熟，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的发展能够取得如此的收获和成就，还是非常值得欣慰的，第一代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学者群体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历史不会忘却，他们留给这个学界的精神和传统以及丰富的思想资源都将载入史册。对学科发展的30年进行反思和总结，目的在于通过对学科发展过程的审视，看到成就，认清不足，明确发展方向，争取学科的更大进步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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