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无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下面是众鼎号为大伙儿带来的8篇《近代史事件论文范文》，我们不妨阅读一下，看看是否能有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近代史事件论文范文二：谈近代史与当今中日关系找病因展望关系 篇一
[摘要]：当今社会，对各个国家来说，最主要问题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各国不能正常的发展自己的经济。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政治讨论的热点。从近代到当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
日本和中国是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近年来，中日关系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两国的关系关系对世界各国与中日两国之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谈到日本时就愤愤不平，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记住历史和耻辱，再去和平发展。
[关键字]：近代 当今 症结 中日关系未来
1 提出问题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前提是互相收益，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主导地位，对中日的整体发展具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七十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就近代史中日关系与当今中日关系之间有什么呢？
2 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发生了许多事件。而许多事件也使中日关系发生着变化。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1874年，以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事件为由，日本出兵入侵台湾。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1877年，以何如璋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团赴日，1882年9月正式开设驻日公使馆。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1894年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逼令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 中国割让其东南的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和东北部的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清政府派出知府衔道员刘学洵与员外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相互密商结盟，并引渡康梁回国。但刘学洵与庆宽办事不力，逐告吹。
1905年12月12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既支持革命党也支持清王朝，图谋分裂中国。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
1914年8月23日，一战爆发不久，日本对德宣战，却把矛头指向了中国。1928年5月3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军过境山东时，在济南跟日军发生冲突，并杀害了一些日本侨民。国军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随行17人在交涉公署被日军杀害，史称“济南惨案”。之后，日军继续增兵并占领济南全境，对平民进行了屠杀，北伐军被迫绕道北进。1928年6月3日，被北伐军击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由北京回奉天。之前，日本政府特使要求张宣布东北独立，被张拒绝。6月4日清晨，张作霖所乘专列途经沈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成重伤不治而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签字。期限3年，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1934年国民政府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之际，再次提高进口税税率。中国进口关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因中国守军奉行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东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 2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3 当今中日关系
当今中日关系面临着各种低谷近期，而回头看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能完全解决吗？能有好相处吗？这有许多问号。就当今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等事件使中日关系降至低谷。
3.1钓鱼岛事件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日本政府曾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自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以来，日本方面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并不顾中方十余次的严正交涉，继续非法扣押渔船船长的行径，对中日双边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这次撞船事件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任由事态恶化，也是基于所谓“钓鱼岛历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的立场。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认识，首先必须正视和尊重历史的客观事实。
3.2日本篡改历史并参拜晋国神社
晋国神社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靖国神社是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北的一个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帝国战死的军人或军属，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并包括14名甲级战犯，使得神社备具争议性，所以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指围绕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而衍生的争议。争论主要围绕书中近代、现代史等课题，也涉及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检定与采纳等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止引起日本国内关注。周边的国家例如中国、韩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尤其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载、评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做的事。因此，此事对中日关系影响很大。
以上两事件说明中日当今关系处在低谷，联想近代史中日关系说明中日关系处在利刃上，有点风就可能断。
4 中日关系的症结
4.1 我对这种关系的总结
中日的这种关系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在我想，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3 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4.2 日本认识问题的方面
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5 中日关系展望
由于日本既是中国的历史宿敌，又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既是世界经济大国，又是中国的近邻，既是美国封堵中国的第一帮凶和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又是企图挑起争端妄图永久霸占我国领海的罪恶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亚太地缘战略的高度分析一下中日关系。
5.1 日本所处的的地理位置
日本是一个与地震共生的国家，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地震在日本人的四最怕中位居第一，地震就像梦魇一样缠绕着这个樱花盛开的国家。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日本海深处，有一条巨大的鲇鱼，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4 的话，鲇鱼就会翻身，地震就会爆发。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这个古老的传说， 地震改变着日本的历史和未来：
5.2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与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之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中日两争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海底石油相当于中东的储油量，又有巨大贡献的战略价值—钓鱼岛既处在日本的海外生命线上，也处在中国海军出入太平洋的航道上；同时还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保持自身的长期霸主地位而扶日制华—紧密相联。因此，在美国的霸权还没有一定程度之前，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都解决不了。只有当美国的霸权衰落到顾不了那么多或横加干涉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时，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方可一并解决。
5.3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中日不会太平的，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及其军国主义也不会让中国太平的。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我们应时刻记住历史，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不管时势怎么变化，我们要先做应对之法，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更何况是对日本。 并不是中国人民不想友好，只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我们的国家也尚未足够的强大，我们仍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警醒，这个世界没有谁对谁有多好，利益才是一切。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敌人，况且是日本。纵观古今，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日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做好一切应对，适当的强硬才是硬道理！中国的路只能靠自己走！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国近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
近代史的5500字论文：《浅谈文化形态学的近代史》 篇二
中国文化有两次大转型，一次是殷商之际的汤武革命，完成了由“神”到“圣”的转变；一次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了由“圣”向“人”的转变。
关于第二次文化转型的研究，晚清近代史备受人们关注。《通往立宪之路》（以下简称为《通往》）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完成的一部晚清史研究的力作。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晚清史研究，而是一部作为文化转型期的晚清史、具有文化形态学意义上的史学论著。
文化转型期的晚清史
中国有两个，一个是王朝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就两个中国的关系来说，作者认为，文化中国“以自然形态言之，它为‘江山’；以社会形态言之，它是‘民间’；以文化形态言之，它叫‘历史’。历代王朝，便从这历史的本体里生长起来的，它不但是诞生王朝的产床，同时也是埋葬王朝的墓地，王朝史只是它的一部分”（《通往》，P9）。因此，在作者看来，“文化中国”是源始的、基础性的、活的文化生命体，而“王朝中国”如唐宋元明清等王朝历史，只是“文化中国”的一次经历或一种存在方式而已。
根据以上的基本区分，作者对历史的时间概念也有了自觉认识。一般来说，历史事件被排定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中，这种排序象征着因果关系，即在前的事件总被理解为在后事件的原因，比如近代史（1840年到1919年），这里时间的数字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在先发生的鸦片战争，被理解为在后事件（如五四运动）的原因之一。这种史学观，实际上是自然科学方法在历史学上的应用，而没有看到“文化有机体”与“物”属于不同类型的对象。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编年史的数字和数学的数字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数学的数字（如自然数1、2、3……）是一种限制和分割，它把整体世界分割成众多的印象，再将数学知识运用于这些印象，从而建立起因果必然性的世界图像。
但是，编年史的数字与数学的数字不同，它和语言功能一样，反映文化共同体的内在世界感，先有这样的内在世界感，才会出现分割和限制意义上数学的数字。因此，编年史的数字绝不可理解为数学的数字，即不具有直线排列的“先后”顺序，仅仅意指“不可逆”方向。
文化的演进是由“不可逆”的时间逻辑（有机逻辑）决定的，其演进过程就是文化转型期。在作者看来，“文化中国”演进逻辑是“神化→圣化→公民化”，这个方向就是历史命运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史不只是记录清王朝的灭亡，或“王朝中国”的死去，更重要的是，它突显出由“圣化”到“公民化”的文化转型方向，为强调文化转型期的历史命运，《通往》也称为“告别晚清的近代史”。
“王朝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它不是“文化中国”的近代史。关于“文化中国”的近代史断代问题，作者认为：“时间性，并非近代史的唯一尺度，近代史要以‘近代性’为准”，“‘科学与民主’，才是近代性的根底”，因此，近代史“大概在明中叶以后”，即“以科学言之，近代史从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始；以民主言之，则萌芽于中国传统书院和民间海权”（《通往》，P25）。
《通往立宪之路》与文化形态学
“文化形态学”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的史学观，它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文化是有机体。每一种文化，作为有机的生命体，都要经历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等不同阶段，并具有各自的命运必然性。
斯宾格勒指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识到“形式不变性”（即范畴），却没有给出“形式同一性”证明，并认为，康德不可能给出“形式同一性”的证明。在斯宾格勒看来，一方面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和经验判断是无法区分的，另一方面，康德的感性直观是半直观。这是因为纯粹醒觉意识有两个重要因素：情感和理智活动。理智活动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情感弥散在整个意识中的、内在化的确定性。
据此，斯宾格勒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形式：一是“先验范畴”，它是理智活动所认识到的形式；二是“文化形态”，这是情感因素直接体验到的形式。前者关涉对象是“已成之物”（自然世界），遵循因果必然性，后者关涉到“生成之物”（即文化历史），遵循命运的必然性。
第二，文化有机体具有自己的“心灵”。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心灵”，这种心灵就是内在确定的“世界感”，比如，儿童在觉醒的自我意识中，在他的文化共同体中，获得相应的文字感和数字感，从而形成了内在的“世界感”。而“世界感”可通过象征表达“精神”外貌。因此，研究历史的方法，是通过观相法直接看到的、内在体验到的活的历史图像，而不是由理智活动即概念所规定的自然图像。
比如，斯宾格勒从古希腊的裸体雕塑、欧氏几何等方面，直接体验到“就近的、有限的、实体的”古典文化的“心灵”，其文化的精神是以“阿波罗”为原始象征。从哥特式建筑和数学分析等，斯宾格勒直接体验到西方文化的“心灵”：“纯粹而无穷的空间”，或者说，对无限的渴望和对经验的深度体验，而“浮士德”象
征着西方文化的精神。
《通往》一书也具有以上两个基本特点。
作者开篇就指出：“‘热爱祖国’，从来就是最高指示，就是绝对命令，宛如天命。‘祖国’与生俱来，仿佛自明，就在你身上，你身边，无须你确认”，“有了‘我的祖国’，我们就把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分开了”(P4)。
“祖国”是什么？作者认为，她就是自古而今的血缘认同，和从家到国的地缘认同。这种认同，从文化形态学意义上说，就是文化有机体的内在确定性，即源始的、基础的、生成的“文化中国”。“祖国”不是“王朝中国”，而“王朝中国”来自“祖国”（文化中国），是“文化中国”的“圣化”形态。
“文化中国”精神的象征是什么？在作者看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我们的文化之道，“文化中国”之精神。
这一精神，首先由王国维发现，经陈寅恪提炼而昭示天下。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很显然，他指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文化转型”(P547)。他站在那个时代，亲见“王朝中国”灭亡，体察到“圣化”形态的巨变，而为“圣化”文化殉道。陈寅恪感同身受，并为之撰文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而后，作者在《文化的江山》和《通往》书中，进一步把“文化中国”这一精神，提炼为“文化个体性”。所谓“文化个体性”指自我的自觉、自律和自由，“自我，以自觉、自律、自由，确立了文化个体性。自觉，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自律，是自我本质的确定；自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P550)。
重构近代史
在文化形态学意义上，作者以“近代性”（科学与民主）为依据，提出近代史开始于明中叶，并突出了“民间海权”和“传统书院”在近代史的位置。这一断代，其意义在于：使近代史走出“王朝中国”，走向世界史。
关于近代史开端，作者认为，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来自士人，从徐光启到徐继畲；另一条路线来自民间海权，从郑成功到孙中山。
有人认为，近代史应以1552年沙勿略登上上川岛为起点。该书否定了这一起点，因为沙勿略只是单向度的传教，不能体现“文化中国”的独立性。而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表明：利玛窦肯定了中国文明，徐光启也接受了西方科学，体现了我们文化的独立性和包容性，或者说，折射出“文化中国”精神，即“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
作者把握了“文化中国”精神象征，文化思想的交流对话的历史作用在《通往》得到彰显。作者说：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四次对话：“第一次是孔、老相会，开了诸子百家先河，从此思想之光，便照亮了中国，使中国有了历史的自觉；第二次是朱、陆‘鹅湖之会’，开了宋明思想新格局。而第三次，就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以中西会通之科学为中国近代史开头”，而第四次就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与徐继畲相会”(P28)。
显然，徐继畲的历史意义被作者重新发现了，其历史地位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国家主权范围和合法性的自觉认识。作者说：“‘中国’的地缘属性变得清晰起来，使天下观的‘王土中国’转变为地缘化的‘主权中国’”(P79)。因而，自觉意识到了国家主权的合法性问题，并确定了“地理为经，历史为纬”的主权范围。
其次，海洋权概念的萌芽。书中区分了徐继畲和林则徐两种不同类型的爱国主义，林则徐属于天朝的爱国主义，虽展示出民族“骨气”，但不是先王之道的“大气”。而徐继畲则是放弃自我中心的天下观，把捉到文化中国的命脉，而得风气之先，这种爱国属于国权的爱国主义。通过二人的对比，作者说：“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控制海权，中国的安全，也要靠海防。……于是，徐氏希望中国向米利坚学习，打败英吉利。联美抗英”(P82)。
再次，《瀛环志略》在晚清产生了积极影响。曾国藩在其日记里，没有提到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却提到了徐继畲，他“读《瀛环志略》，读了两次，第一次读，读后不以为然，认为徐氏夸大英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他再读《瀛环志略》，就认为自己不足”(P89)。晚清另一重臣郭嵩焘，对于《瀛环志略》不以为然，出使英国后，改变了原来看法，极力推崇徐氏为先知：“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乎！”(P129)就晚清的国家利益关系来说，书中总结道：“先知为徐继畲，先行者为郭嵩焘，始作则曾国藩”。
最后，肯定华盛顿的世界历史地位。书中认为，徐继畲以先王之道为人类公理，放诸瀛环，走向世界，称华盛顿“创古今未有之局”，“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并从华盛顿身上“看到了‘几于天下为公’的力量，这力量的源泉，就来自‘国事付之民议’的民主制度，来自与中国‘三代之遗意’相通的自由思想”(P154)。
《通往》除了发现徐继畲外，还发掘出石达开、赛金花、严复等近代史的历史意义，从文化形态学角度（书中称为“个体性”），重新评价了郑成功、曾国藩、李鸿章、胡雪岩、光绪、慈禧以及蔡锷等人，并对“夷夏之辩”、“以夷制夷”、“落后就要挨打”等观念，进行了发人深思的澄清或辩驳。
总之，《通往》是一部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学术论著，值得我们认真一读的好书。书中观点和论证，或可反对和别解，但对于拒绝思考的人来说，最好的回答是：“对于那些只会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修订版序言）。
中国近代史论文2500字范文：《浅议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编写》 篇三
摘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摆脱了苏联史学体系的影响，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逐步独立和完善，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构建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与编写世界近代史教材紧密相连，教材的内容只有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并且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才能推动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教材编写
一、世界近代史的定义
世界近代史的定义问题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问题，对世界近代史的定义不同，必然出现不同的分期标准和对近代史上下界限的划分不同，也决定着历史学家对世界近代史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阐释方式。因此，一部较好的世界近代史教材首先体现在它对该学科涵义的表述上。整体而言，世界近代史和世界史的涵义一样，都是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
众所周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在建国初期全面引进苏联的体系，世界近代史也不例外。苏联体系把世界近代史界定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因此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斗争史观。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主要问题在于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走向衰亡，反而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恩格斯早在其生前最后一篇文章《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就承认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基础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P.597)1978年以前，国内史学界对于世界近代史的定义，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定义，集中体现在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开始逐渐更正对世界近代史的定义。80年代刘祚昌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称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90年代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则提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的历史”。后来刘宗绪先生把世界近代史又进一步概括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成熟时期的历史。”1992年，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教材《世界史·近代史编》认为：世界近代史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也是从地区隔绝向世界形成统一整体过渡的历史。
2000年，潘润涵、林承节主编的世界史教材更直接明了，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世界近代史定义的认识已摆脱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尽管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估计不尽相同，但这些定义都肯定了世界近代史的资本主义属性，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但也有学者认为，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不必然等于近代时期，因此主张“世界近代史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或者说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2](P.56)笔者认为，这种定义试图摆脱传统的以社会形态演变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模式，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世界近代史的内涵。
二、世界近代史的学科体系
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势。”[3](P.4)这段话深刻揭示出“世界史”是有机统一体的内涵。然而，构建世界史的学科体系并非易事。例如，20世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编写的六卷本《人类史》和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尽管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但却“缺乏严密的体系，甚至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 [4](P.332)钱乘旦认为，历史学科体系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系统，它决定历史学家选用哪些素材来编织他对历史的陈述。体系实际上就是筛选历史的标准，通过它来选择史料、重现历史。[5](P.5)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并且全面引进了苏联的学科体系。根据苏联的学科体系，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始终贯穿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的思想。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编写新教材，重新解释世界近代史，构筑新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主要有两个：用现代化的观点解释的世界近代史，以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为代表；用整体的世界观来组织的世界近代史，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教材为代表。
在1999年版本的《世界近代史》中，刘宗绪先生从现代化的观点重新解释和组织了世界近代史。这个体系的编写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充分的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按照生产力标准，该书将世界近代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手工工场时代（17世纪到19世纪初）、蒸汽时代（19世纪初到70年代）及电气时代（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这本教材采用的三大分期法的新体系，使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述，避免了以往教材以某个事件为中心和基本上按国别史单线条进行叙述的传统模式，更清晰的勾勒出世界近代史的全貌。
钱乘旦也主张用现代化的观点构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他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中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是现代化。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体系，世界近现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现代化的准备、现代化的起动、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和现代化的转型。在这五个阶段中，世界近代史就占其中的前四个阶段。因此，现代化是世界近代史的主题，也是构建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主要依据。李其荣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卷）》就是以现代化为视角编写的教材，阐释了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线、工业化为基础，推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封闭型的农业社会向开放型的工业社会转变，资本主义经济由局部地区向整体世界扩展的历程和规律。
近代史的3300字论文：《中共诞生前先进的中国人伟大探索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篇四
摘要：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体系，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深，各阶级的人们都面临着选择。许多先进的中国人用各种方法尝试着让中国走向一条繁荣富强的道路，如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里就中共诞生前先进的中国人伟大探索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做一小小的探究。
关键词：探索，原因，教训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一路走来，它以封建体制为主体。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2000多年。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诸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在这一时期，但是，也正是从这个时期起，中国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清王朝已经潜伏着许多危机，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加上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列强将手伸向中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1840年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向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从那以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人民苦不堪言，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对国家的出路进行了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
（一）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
天平天国运动，是满清统治后期的一次最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但是，天津事变后，最终太平天国灭亡了。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在经济上，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基础上，虽然可以建立暂时的劳动者政权，但是它最终会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变的。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2、政治上，他们无法克服阶级的局限性，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制度上的建设，例如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但是，其《资政新篇》讲究绝对平均主义，违背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可以说有一定的空想性，在战争的坏境下，也根本不可能实行。而且它不是农民革命实践的产物，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而《资政新篇》所推行的主张却与《天朝田亩制度》矛盾，前者主张资本主义，而后者则反对私有制度。
3、思想上，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洪秀全与其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撷取____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创立拜上帝教来发动群众。然而它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它不但不能够正确指导农民战争，反而带来危害。在天津事变后，连洪秀全本人保守和迷信的思想也越来越严重，他信天不信人，处理军政事务一味靠天，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不用努力就可以取得胜利。
4、组织上，太平天国很难形成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1849年，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结为异性兄弟，并称为东、南、西、北、翼五王。然而，定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也凸显出来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脱离民众，不思进取，享乐腐化，争权夺利，诸王与部将及广大的士兵关系日益疏离，且各王之间也渐渐变得互相猜忌，隔阂四起，导致1856年秋的大悲剧——天津内讧。在天津事变中，韦昌辉杀了杨秀清，洪秀全又杀了韦昌辉，洪秀全怀疑石达开，使得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败亡，严重的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有声转衰的分水岭。
让我们总结一下太平天国最终的失败给我们的教训。太平天国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后终被封建地主势力和帝国主义殖民势力所联合扼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能独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它要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二）洋务运动
左宗棠、张之洞等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
洋务运动的失败，让我们看到：1、一方面，许多洋务派官员自身没有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我国是封建社会，新的生产力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酷下发展起来，洋务派没有认识到两者内在的矛盾。而且，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中国封建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2、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繁荣富强起来，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谋取暴利，使企业难以发展。清政府内部，慈禧太后一边支持洋务派，一边扶持仇视一切洋务的顽固派，使两派不停的明争暗斗，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3、洋务派创办的一些企业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有官方控制，经营不讲究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往往质量低下，而且内部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连慈禧太后做寿需款时，曾征用洋务运动的银两，为后来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埋下了祸根。
社会改革一定要与生产力相适应，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改变落后的国家面貌，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外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对内要处理好内部的关系，要有勇气推翻及制度，不应抱残守缺。要解放思想，邓小平讲过：“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三）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它最终失败了。它失败的原因及给我们的教训是：
1、维新派的力量太薄弱。它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那时。慈禧太后控制了中央大权，改革与守旧力量悬殊太大。光绪帝曾颁布政令，许多方面都没有实行。因为当改革派危及到守旧派的特权和利益时，立即受到他们的反对和抵制。如精简机构撤销六部，罢免六堂官也超之过急。
2、维新派本身的软弱性及策略上的错误。维新派虽然希望改革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但是他们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君主专制制度，把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他们提出的许多政令和措施，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方案。且他们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而且，维新派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希望日、英、美等国来干涉中国内政，就出被禁的光绪帝。他们单纯的拥戴光绪帝而树敌西太后，康有为没有接受王照的建议，调和光绪帝和慈禧之间的矛盾，使改革不能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预示着改革走向失败。
3、戊戌维新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伟大的人民力量作为坚强的后盾。维新派的活动基本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严重脱离了群众。
（四）辛亥革命
20世纪初，在中外反动派的双重严重压迫下，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资产阶级进行了辛亥革命。当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辛亥革命最终失败，最根本的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客观方面，帝国主义不希望中国变得更加富强，袁世凯的专制独裁，阻挠革命的进行。主观方面，
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第一，革命纲领具有模糊性。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承认和支持。同时，他们将矛头直指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样强大的旧官僚，军官，使他们混入革命的阵营。如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推举黎元洪为都督，这无异于养虎为患。第二，辛亥革命在后期推翻清政府后脱离了群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曾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反封建的主力军，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薄弱。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革命党内部来说，成分复杂，派系繁多，矛盾尖锐。同盟会内部缺乏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世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力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近代史论文2700字 篇五
《论辛亥革命》
【摘要】辛亥革命刷新了中国历史，迈出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并为其进程提供了一些启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同时因其固有的局限性而留给后人诸多教训，致使革命以后的数十年，中国的民主进程依然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关键词】辛亥革命；爱国主义；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开辟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在今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深切怀念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们。
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再次发动武昌起义，紧接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并宣布独立。12月2日和25日，各省代表分别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从上海赶往南京途中在常州停车，在火车站台上向前来欢迎的常州市民发表演讲，随即赴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怒潮不断高涨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指出：“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直接采取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都有这种形式。”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爆发形式上是内部矛盾特别尖锐性的表现，实则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政治上高强压迫、经济上残酷剥削，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穷人巴造反”的铁定规律就会起作用，就会爆发革命。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仅是革命的先锋队，真正的主力军是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群众；没有全社会人民群众的支持，任何革命就会失去社会基础，也不可能成功。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完成了国家政权由传统专制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虽然群众还没有深刻理解自己对于民主国家所负的责任，不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新世界，但是民主共和已经取代君主专制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民主理论经由辛亥革命提升到实践层面，促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主体意识觉醒。他们成立了很多以“民主”为基本纲领的党派政团，创办了大量革命报刊，发行了不少革命书籍，向广大民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辛亥革命破天荒的功绩就在于它没有重复几千年改朝换代的旧例，公开声言在推翻清王朝后建立的将是民主共和制。革命派的大力宣传使共和制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后，谁要是想在中国搞复辟，必将遭到社会的唾弃。对此，董必武明确指出：“自中华民国的名称确定以后，帝制被抛入茅坑，便再也爬不起来了。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不过百日便被迫取消。张勋扶溥仪复辟，倒得更快，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十天功夫就把北京的辫子军肃清了。无论帝制也罢，复辟也罢，都很快地塌台，这都是受了建立民国的影响”。在此之前，是人们都想不到的。七十年前，林伯渠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经常被低估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列宁对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建立高度赞扬：“先进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是不感兴趣的。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1/4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
但是辛亥革命也有其局限性，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魄力，这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种勇气和魄力上的缺乏，源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错误认识。董必武指出“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活动家，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甚至还天真的认为，由于他们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走过的路，所以西方资产阶级会帮助他们，把中国建设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们不相信劳动人民，并且害怕人民的革命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对帝国主义既然存在幻想，因此，他们在行动中就力求避免去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武昌起义以后，各地革命政府为了争取外国的承认和支持，纷纷表示承认清反动政府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几乎完全没有触动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最终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孙中山在临终才深知欲达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走出了中国民主进程的第一步，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同时由于其诸多的局限性，特别是革命党人的先天不足、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所导致的民主与法制制度缺失等多方面的限制，它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__周年、并用武装革命夺取政权且已执政了60余年的今天，面对许多国际国内与历史上“惊人的相似之处”，认真研究其成败得失，防患于未然，对于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防止重蹈历史覆辙；对于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一定会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李喜所，“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南开学报》，05期，2001年。
[2]范忠程，“毛泽东与辛亥革命”，《中共党史研究》，06期，2001年。
[3]何振东，“辛亥革命的史碑──改朝换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03期，2001年。
[4]戈晶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__周年”，《党史纵横》，04期，2001年。
[5]潘海涛，“论辛亥革命难以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使命”，《长江论坛》，05期，2001年。
[6]周良书、汪华，“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江海学刊》，05期，2001年。
[7]邢金娥，“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教训与启示――纪念辛亥革命__周年”，《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05期，2001年。
[8]林文彪，“论绍兴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精神遗产”，《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6期，2001年。
中国近代史论文4200字范文：《论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 篇六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三、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历史贡献以及借鉴意义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3]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75-527.
[4]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M]//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59-626.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7]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以中国近代史为题的4900字论文：《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外来侵略与文化渗透》 篇七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与掠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形态，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是不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一样遭到了侵略，以及怎样认识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的种种，是一个亟待厘清不同方面。
关键词：侵略 文化侵略 文化渗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章“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系统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其中在书写文化部分时，出现了概念逻辑模糊，以及概念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逻辑与史实逻辑
《纲要》教材在书写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成几大部分：“一、军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经济掠夺。四、文化渗透。”其中的“文化渗透”，不仅出现与章节整体内容概念逻辑模糊，还出现了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错位
《纲要》第一章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概念有“侵略”、“文化渗透”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侵略”。“侵略”，传统意义上是指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手段侵略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其财富，奴役其人民等。教材在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别罗列了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其中，“文化渗透”就形成与其它各方面的并列关系。这样，“文化渗透”在这里的地位自然容易被等同成“文化侵略”。虽然教材没有使用“文化侵略”一词，也表明教材写作者对文化侵略与文化渗透的区别理解可是。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很多教师都使用了“文化侵略”的概念，甚至还有直接呼吁教材把“文化渗透”改成“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在学界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文化侵略行为必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定是会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而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文化的全人类共性与文化的民族个性这些特质使得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是可以进行文化沟通的，同时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一个民族建立了一种高于或者不同于当时社会普遍文明形态的文化时，她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特质，这种特质与外界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主动或被动走向更新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文明积累的长河中的稳定性最为明显，不会轻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侵略的界定是一个难上加难的学术命题。
“文化渗透”，是指一种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入到另一种文化内部，对其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过程。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为准则等，文化传播导致文化渗透，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有学者指出文化渗透是指相互的或双边的文化涵化，也即是两个当事的文化群体彼此影响的文化涵化状况。物质资源只能互换，文化的内容与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却可以通过相互渗透实现共享。因而，教材中把“文化渗透”与各种外来“侵略”在概念逻辑上等同，是错位的。
（二）“文化渗透”与“侵略”的史实逻辑混乱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主要内容之一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对传教士的指责大致而言，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传教士搜集情报，进行间谍侦察活动。2、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担任英军翻译。传教士受雇于入侵的军队成为情报官，那他的主要职责自然是搜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与传教士的政治立场有关，与宗教本身无关，更与文化本身无关。此时他的身份是军中情报官，而非传教士。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主要内容“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我们不否认教会中的“某些势力”利用办报纸杂志制造一些侵略言论，而同时教材重点提出来一个典型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他主持下的____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说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仅就这样的描述，这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完全成为一个负面文化人物，与真正的人物之间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读者对他的误读与误解。（后文再述）从蔡尔康在《马克思主义最早由传教士翻译引入国内》一文中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可见《万国公报》传播文化思想的一斑。
二、如何认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既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又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文化具有多样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作为文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早就存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怎样看待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传播、渗透与侵略，是需要审慎的甄别与厘清的。
1、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体起了积极作用
国内对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时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写在书籍上的通常看法是：西方野蛮的殖民行径往往被赋予神圣的文化光辉，殖民主义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时，推行西方的文字、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并通过创建学校、开办医院和慈善机构进行文化侵蚀，进而实现对附属国社会肌体和内脏的彻底改造。这样大而化之的论述，忽略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民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也忽略了民族文化以此文化特质对外来文化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强大功能。
按照现代文明法理，在不侵犯他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任何宗教组织或神话人群都有自由传播自己思想主张并结合为一定形式之社群的言行权利，也同样有建造相应之宗教与神话建筑的权利。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传，与西学东渐等等文化文明传播联系在一起，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传教士办学来说，历史资料显示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教材中提到的广学会，历史资料显示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她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其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李提摩太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另外，近代史上外来文化传播的积极范例应为“庚款兴学”。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其中，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一国的外交行动是否侵略，应依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史实证明，美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地拿出庚子赔款部分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庚款兴学没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反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2、某些充当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传教士其行为与宗教无关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想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中国，真心真意的想帮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另一部分则是为殖民者服务，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后者在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认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宗教而是国家的召唤，是与国家政治利益紧密联系一起的。
教材中叙述说“比如，1832年德国____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分析这些史实，应该清楚地看到其一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语言翻译其次是在从事间谍侦查活动方面，他们并不是各国侵略中国的策划者组织者及主力军。其二某些或个别传教士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不应该是基督____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造成，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绝非来自基督信仰，而是在特殊时刻他们选择了臣服于国家政治利益。
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文化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侵略，应该是许多学者认同的20世纪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途径和方式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历史资料显示仅在东北以外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道，在鸦片战争炮火的轰击下，中国于灾难痛苦中逐渐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文明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继而中国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变革的大潮。
近代史的2300字论文：《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近代的影响》 篇八
摘要：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列强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
关键词：洋务运动 《马关条约》 民族危机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将中国带入了灾难的深渊。导致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在以前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已经全军覆灭，在威海卫战争中李鸿章创办的北洋舰队也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是清政府为了维护清朝廷的统治的自救运动，学习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大力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强国力。其成果也较显著，不过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的成果不堪一击。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日本欺负中国的气焰更加嚣张，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2、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二万万两）；3、中国开放府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4、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5、片面最惠国待遇；6、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人员；7、台湾澎湖内中国居民，两年之内任便变卖产业搬出界外，逾期未迁者，将被视为日本臣民；8、条约批准后两个月内，两国派员赴台办理移交手续。
迫使中国不得插手朝鲜事务。近年来各国的领土主权引起的冲突不断，从而我们愈发明白领土主权的重要性，无论是军事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民族因素。《马关条约》割让的土地占日本本土面积比重很大，可大方面发展经济。从军事方面，所割让的地方都在中国东部沿海及隔海相望，对中国是一个震慑。赔偿军费2亿两，在当时相当于3亿多日元，对于中国可是很大的负担，从而中国不得不向外国借款充当赔款，而当时日本每年的预算为八千多万日元，从此日本大力发展军事，教育，使日本国力迅速提升，对中国更加虎视眈眈。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增加日本的资本输入，利用中国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掠取中国自然资源，赚取大量利益。《马关条约》的签订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政治上，中国的战败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下降，从而刺激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激化了中国内部封建地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
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促使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各阶层纷纷掀起救亡图存斗争。表现有：一是促使了维新运动的兴起。《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正在北京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各省的举人1300多名联合进行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把改良主义思潮推到具有实际意义的_运动阶段。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一部分封建贵族的支持下，掀起了变法运动。二是各地民众进行反抗斗争，表现为对侵略的愤慨和保卫家乡，例如在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从制度上进行变革，仿照美国样式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摆脱民族危机，振兴中华。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勾勒了变法在经济上要达到的目标的大致轮廓，他主张发展经济。尤其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广西法、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想出“以商立国”的口号，”反映了甲午战后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要变封建主义的经济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康有为提出的改革政治目标在于在中央政府设“议郎”，这种议郎，未有“已仕未仕”的限制，也不单纯起顾问作用，而有权“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采取集体讨论，“三占从二”的方法，然后将讨论结果交给各部施行。这种政治思想，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导致西方列强都想要在中国获得自己的一勺羹，开始加紧侵略，民族矛盾加深，开始了从工人阶级展开的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其运动主要是宣传爱国，反对侵略，操练武术对抗侵略。但是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建立政权，目的是帮助清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封建主义走向灭亡的趋势，也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导致义和团运动失败。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大肆破坏，和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国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成为革命的直接原因。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中国社会开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有蓄谋的侵略战争，加上二战中日本对中国民众的侵害，我们要记住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现在是2014年，在2014年，中日贸易往来紧密，但是关系逐渐恶化，日本右翼势力逐渐掌握国家政权，军国主义有复出的可能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众鼎号为大家整理的8篇《近代史事件论文范文》，希望可以启发您的一些写作思路，更多实用的范文样本、模板格式尽在众鼎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