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把握这一基本要求，调动社会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众鼎号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8篇《改革开放论文》，希望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
改革开放论文 篇一
一、应对金融危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在货币信用制度下，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的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只要蓄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对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释。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调节机制，是缓和或化解全球经济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当今产品过剩和买方市场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与全球消费有限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即限制供给的过度增长。在供求矛盾积累过程中，要么通过并购来约束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艺技术所支撑的生产能力，以缓解矛盾；要么通过金融危机来强行消灭部分生产能力，并大规模集中淘汰过时陈旧的技术，为下一轮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显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会成本很小，后者调整力度很大、社会成本高昂。可见，金融危机是强制性地缓解经济矛盾的一种方式。
正因如此，尽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具有了广泛而严重的全球影响，是在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矛盾向其他国家转嫁和扩展的结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却是站不住脚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机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必然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我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仅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排斥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排斥对外开放，可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必然阻碍发展，陷入落后与贫穷。只有完善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只有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协同行动，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多边贸易规则的正常运行，才能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二、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27.5%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而目前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这并未包括城镇未登记失业的情况，更没有反映农民失业情况。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中，根据农民工输出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的情况看，全国外出打工的1.3亿农民工中，返乡率38.5%,60.4%是正常的春节探亲，39.6%失业回乡，失业比例15.3%,有2000多万人。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奥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伴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产生挤出就业的效果，如果挤出就业大于新增就业，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在经济增长中伴随失业率上升。另外，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反映为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企业库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业消化库存、库存下降的过程，企业不会马上增加雇员。
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
从长期看，一方面，中国每年还有约600~700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形成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一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到十五年，即务农劳动力仅需1.8亿左右，上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没有结束之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就不会改变，人为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提高、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及技术进步，又会不断挤出就业。在我国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适当集中的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就构成我国的长期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
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下滑。据IMF1月28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0.5%。发达国家下降2%,其中，美国下降1.6%,德国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国下降1.9%,英国下降3.1%。唯一增长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为3.3%。全球将会出现5100万人失业。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经济衰退，全球失业上升，海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我国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5%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国内经济困难。为了弥补外需下滑，扩大内需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8.4%、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4.8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期普遍不乐观，2008年人民币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4.63万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4倍。而居民储蓄存款快速上升蕴含着潜在消费转冷的压力。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人称为消费增长乏力。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4年增长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已经增长21.6%,明显高于出口的增长。尽管仍然存在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余地，未来也仍然有一定空间，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且因为开拓了海外市场，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供给，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实际生产力，有效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的。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海外需求萎缩，扩大出口难度增加，积极扩大内需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即便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四、保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利用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是见效最快的政府干预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场变化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台两年内增加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响应，提出增加总额达18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充分显示出我国政府动员资金、主导投资的能力。一时间，政府投资、政府选项目，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极容易导致对市场力量排斥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放慢，造成旧体制复归。
政府投资充其量只是诱致性投资，其根本作用在于产生乘数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不是要替代民间投资，更不能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实行减税的政策。减税，同样可以产生刺激投资、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而且不至于产生对民间需求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旧体制复归。在扩大财政投资过程中应该积极谋求改革。如提高财政投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披露，强化财政投资监管；在财政投资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分配体制，在增加财政投资中谋求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把保增长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
五、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保增长，不是维持落后生产能力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过简单维持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经营模式换取经济增长。必须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保增长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果断压缩高污染、高消耗和严重的资源依赖性产能。
六、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
即便没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也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升级经济结构的强烈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自主创新，谋求经济结构升级，是中国面临的长期任务，注重技术进步，降低资源消耗，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内涵型经济增长，是中国长期的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论文 篇二
1.多方面、多渠道扶持民族教育在资金上，《关于从民族地区补助费中适当安排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建议》提出：少数民族教育建设，在保留原有的特殊照顾之外，“允许地方收入增长部分全部留给地方，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并决定设立“少数民族教育补助专款”。在招考制度上，为扩大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比例，党和政府要求中等专业学校，须“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注意照顾文化薄弱地区和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应“对少数民族学生执行择优录取的政策倾斜和照顾，尤其是对民族自治区域学生的录取比例不低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在师资方面，党中央强调，应加强民族教师队伍建设，改善民族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关于边境县(旗)、市中小学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通知》指出：各边境县的民办教师，经考核合格者，均可转为公办教师；在少数民族山区、牧区的民办教师，由各省(自治区)有计划地安排劳动指标，择优、分批地转为公办教师。《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报告》强调，“加强在职教师的岗位培训工作，是提高少数民族区域教育质量的关键，也是教育事业调整的主要内容”，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建设工作”。［总的来说，这些扶助政策基于对我国民族教育实际的把握，抓住了资金、师资、招录等关节点。它们的实施，对于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教学教育形式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中强调要充分照顾民族特点，即在指导思想上实事求是，在政策制定上因地制宜。具体而言：首先，发展民族寄宿制基础教育。寄宿制民族中小学，适应于人口较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牧区和山区，有利于提高入学率与教学质量。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不仅在偏远民族地区建立了一批寄宿制学校，而且对住校生实行了助学金制度。其次，统筹民族文字教材的编撰工作。党中央强调，“编译少数民族文字教材，既要注意教材的统一性，也要注意灵活性，把社会主义内容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还指出：各级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和建立民族语文的翻译出版机构，调配足够的懂行的业务人员充实编译队伍”，“恢复民族教育的津贴办法，改善民族教材编译人员的生活条件及工作条件”。再次，增加民族学校的教职工编制定额。教育部、国家民委要求：“由于民族学校某些特殊性，还应对民族学校的编制予以放宽。民族学校，包括小学、中学、中专和大专的教师、职工编制，应根据实际需要，是的放宽”。此外，党和政府特别注意“双语”教学的推广工作。教育部指示：必须“在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中小学中，应尽快恢复民族语文教学，是学生首先学好本民族语文，并根据需要同时学好汉语文”。以上政策的相继出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教育及其发展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最为明显地是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点确定了民族教育政策走向以及发展思路，为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和工作的发展前景指明了正确方向。
3.举办特殊形式的民族教育为解决民族地区人才缺乏的难题，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开始探索加快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新途径，在内地开办民族基础教育学校和民族班就是其中一个。《关于落实中央关于在内地为办学培养人才指示的通知》指出：计划在中国内地创建学校或者举办民族班，并且每年招收1300名到1500名藏族学生。在全国十六个省(直辖市)的中等以上城市(区)选取条件较好的一至二所中学举办班。内地班(校)在读人数已近8000人。在民族高素质人才培养上，党和国家除恢复和发展民族学院外，还创建了普通高等学校民族班这一特殊形式，并将其作为支援边疆及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在部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试办民族班的通知》要求：自1980年秋季开始，“有重点、有计划地在全国部分重点高等大学举办了少数民族班”并逐步根据情况扩大到中央有关部委和地方高等院校。此外，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育部和国家民委联合颁发了就《关于加强领导和进一步办好高等院校少数民族班的意见》以及《关于教育部部属高等院校少数民族班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可以说，这些措施的出台，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教育质量及各方面综合素质得到了较快提高，又实现了民族教育办学模式与发展路径的多元化，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4.调整民族学院的办学方针长期以来，民族学院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高等教育机构，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培训民族政治干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都比较缺乏的状况，国家民委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民族学院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该报告就关于民族学院关于新时期的工作开展与发展前景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针，也就是“各民族学院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决执行新时期党和国家对民族工作的任务，大力培养四化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报告同时还强调，“民族学院既有党政干部培训的，又具有培养专业性人才的系、科。严格地讲，民族学院与一般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学校和一般的少数民族综合性大学是有所不同的，而是完全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少数民族高等院校”。以上这些论述，不仅改变了民族学院过去仅只“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技术性人才为辅”的思维方式，同时还将培养专业技术干部与培养政治干部并列为新时期民族学院的主要任务。通过这一调整，切合了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继续突出了民族学院的办学特色。另外，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发展，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关于民族院校干部轮训转向正规培训的意见》系统明确了“各民族学院党政干部轮训要逐步过渡到正规培训，其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专业、知识水平”的要求，并制定了民族院校干部培训教育的发展规划，还详细规定了班级设置、招生要求和学制学时等。
二、改革开放初期民族教育政策的特点
1.民族教育政策着眼于新的时代环境针对改革开放后，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环境，党和国家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局，把促进民族教育事业发展与变化了的客观环境相统一，使民族教育政策既符合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又贴近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例如，党中央将民族教育政策的指向由过去强调少数民族干部的轮训和培养，逐步转为对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尤其在资金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等等。可以说，依据新的时代环境，对民族教育政策做出的方向性和策略性的及时调整，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得到了更进一步地深入，从而开创了我国民族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2.民族教育政策开始纳入法制化轨道十一届三在全会后，为了贯彻落实民族教育政策，维护少数民族教育的平等权利，党和政府在颁布和修订各类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强调用立法的形式保护和发展民族教育。1982年通过的《宪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主地管理本地区的教育、文化、卫生、科学及体育事业”。关于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强调：“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努力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结合民族特点和实际需要，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可见，新时期党和政府改变了过去在民族教育工作中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转而依靠法律法规这一长效手段，使民族教育工作做到有纪可循、有法可依，这标志着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及工作步入了法制化阶段。
3.重视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构建纵观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民族教育政策，从内容上来看，政策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其中关于在内地开办民族基础教育学校和民族班、民族院校转型发展、民族寄宿制学校建设等政策，均是第一次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正式提出；从层次上来说，不仅有指令性政策、建议性政策，还出台了保障性政策、监督性政策以及较为详细的民族教育发展规划等，使民族教育政策的系统性、可操作性、延续性增强；从结构上域自治法》为基本依据，以全国性的民族教育政策为导向，以各级地方自治条例、地方性政策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教育政策体系，为民族教育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此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也越来越多的论及民族教育问题，反复强调了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内容更为充实、层次更加分明、结构逐步完整，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结合得愈加紧密，突显了政策的现实性与创造性，有力地保证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论文 篇三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
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
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鞯囊幻妗？nbsp;
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又是十分复杂的，它不能抛开原有的控制体系从新开始，那样它将会因为完全打破已有的平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减少成本的办法则是从原有控制体系出发，把变革中的失衡保持在局部的、可控的状态之下。这就是渐进改革的道路。然而，渐进改革虽然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它必然要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许多旧体制的成分及其影响，形成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另外，在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中没有调节利益竞争的规则，而要建立这样的规则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再有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有落后于现实。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便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现象，例如：不择手段的无规则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体制内外利益差距的加大，使体制内的人们产生严重的利益丧失感，从而把权力与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源泉；体制内的懒惰的竞赛；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犯罪的普遍化；对公共事务的冷淡，甚至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社会破坏行为，等等。
其次，这种社会变动在经济生活变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展开。这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
一般地说，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其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而在一般情况下，则职位的权威高于人格的权威。在高度集权或全能主义的政体中，权威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职位的权威。因为领袖们的人格权威一般也需要通过职位来表现。再其次才是机构的权威和法的权威。法的权威之所以处于最低的地位，是因为法律的制定包括宪法的制定总是在一定机构的主持下实现的，因此这些机构便总会在事实上把自己的地位置于法律的地位之上。这两种典型政体的权威结构，形成了权威结构的两个极端，其它政体的权威结构便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定位置上。
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完全是全能主义的权威结构。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是职位的权威，它仅次于人格权威，并与人格权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因为机构中的关键的职位是和人格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定的职位虽然在机构之内，其权威却又高于机构的权威。而法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地位。因为，如果主持制定法律的机构都认为自己的权威比法的权威高，那么，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自然就更高于法的权威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权威结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便开始逐渐有所改变。
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的结束以及对所造成的灾难的反思使中国人民从政治迷信中摆脱了出来。这就使人格权威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也推动了这个变化。第三，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使人们的利益追求逐渐超越了意识形态，这样便从根本上拆除了政治迷信的精神基础。第四，政治信息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现代政治的权威结构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等等。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个的权威结构便逐渐地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虽然仍有很高的人格权威，即仍是那种超越职位权威的人格权威，但这时的人格权威已不再靠政治迷信来支持，而是靠政绩来支撑了。而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时期，则人格权威已基本上与职位权威结合在一起了。这方面已基本上与民主政体的情况相同了。然而不同的是，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与人格权威相结合的职位权威仍占居权威结构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法的权威已逐渐上升到第二位。而机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层次。中国的权威结构的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权威结构便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一致了。应当说，中国正处在这个变化当中，只是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意识形态是中国原有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也可以说是政治结构的黏合剂。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整个的政治结构就会瓦解。这个最基本的方面，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状况却已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便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结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总的说来，意识形态是在逐渐趋向于淡化。过去作为一个全能主义的政权，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就是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实现的。特别是对人们的利益意识的控制更是要靠意识形态来形成人们对利益要求的自我抑制。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追求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使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而使社会开始产生了个人生活的领域，并不断扩大。
同时，个人隐私开始被社会所承认。而“单位”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也在逐渐减少，使个人对单位的从属性不断地有所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也不断有所扩大。有的人认为这种情况预示着中国的市民社会的产生，也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这一切无论如何总是反映出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的程度与范围的重大的变化。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还表现在其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控制也有所减弱。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决策和经济的运行现在已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控制的减弱，例如在科学、技术、教育、环保、卫生、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等方面，意识形态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了。
甚至在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所减弱。例如，在日常的行政事务中、在一般的政治规则中、在法律事务中等等的各种问题上，人们已很少将其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去认识和对待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显示着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趋势。
这种情况说明，原有的意识形态强控制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的形势。必须以意识形态的淡化来适应之。
但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并不否定中国的政治结构需要意识形态来支撑的事实。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这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也不能变化。如果变化了就要影响到政治结构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引起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负效应，即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原来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时期，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都依赖意识形态的渗透来维持。从而保证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在这些方面不逾矩。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控制也就随之而极大地减弱，从而产生了上述的负效应。因此，在意识形态淡化的过程中如何针对这种负效应来加强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功能也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这种变化总的说就是政府对社会干预范围的减少和干预方式的转变。例如上面所说的个人生活的领域，已基本上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的范围之外。
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变，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这就是政府从许多微观管理的领域中逐渐退出，而转向宏观的控制。例如对企业经营、市场运作、价格形成、证券交易、金融信贷等等方面，都从过去的微观控逐步制转变为宏观控制。有些方面还正在转变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转变的，一方面是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则是一次接一次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干预状况的这种变化，则构成了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里所体现的并不是权力结构的静态方面，而是权力结构的动态方面。从动态方面来把握政治结构的变化则是对政治结构的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功能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乃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直接结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府干预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也发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即政府在其应当起控制作用（宏观的或微观的）的领域中，往往产生控制能力下降或控制失效，以及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等等问题。这样便使政府在其应该强有力地起作用的时空范围内，未能有效地起到这种作用。这方面问题的产生也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前一方面的变化是适应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变化则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这是一种原因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因此，需要在促进政府功能从微观控制向宏观控制转变的同时，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来不断地解决政府行为优化的问题，以便政治的动态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在利益结构中处于地位相同的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层次不同的社会团体。
但是这种社会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到现在为止，它们还没有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或者可以称之为准利益集团。因为按照中国社团法的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要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而行政主管部门的某些干部实际上就担任社团的领导人。这样就使所有的社团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官方性。所以，中国目前的社团是具有民间和官方的二重性。所以说它是准利益集团。这种状况虽然使这些社团表达自身利益的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各个社团只能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控制下活动。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这些社团的成长，使它们在力量十分弱小的情况下能有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自己的依托。
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指基本上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社团，而区别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即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公益性社团和联谊性社团。就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潜在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行业性的社团。这种类型的社团已初步具备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已经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方面也大有提高，他们在政协或人大中往往担任一定的职务，使他们不仅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上升到了参政的层次，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可能施加一定的影响。
总的说，目前社团的作用，从内部来说，主要表现在行业中的自我服务，利益协调和行为自律方面。而对外则是与各种行政执法中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交涉，来维护行业的利益。尽管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刚刚萌芽，但它已预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因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最终将有可能导致政治生活的多元化，直至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因此，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不能不涉及的重要问题。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民主的发展，从制度层次来说便涉及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也是动态的权力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通过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而改变着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即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者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实质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利益表达。也就是说，所谓制约就是要想办法使政府维护人民的某种利益，或不要损害人民的某种利益。因此当我们不谈作为目的的民主而是考察作为手段的民主时，我们就会看到，民主不过是人民向政府表达利益的一种方式。而通过民主来表达利益则是要以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我们知道，民主所要表达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个体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以个体的利益为基础和归宿的。因此，民主所涉及的利益表达，是以个体的利益意识的成熟、利益表达要求的相当强烈、对利益表达方式具有较好的选择能力、对利益问题解决的时效具有相当的承受力、与其它利益主体之间能够平等相待并尊重彼此的权利、对解决利益过程所产生的利益矛盾善于协商与妥协、对政府的合法性有必要的认同、对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有高度的共识，等等为前提的。而所有这一切前提都是由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利益结构的变化所逐渐提供的。很显然，由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从根本上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个人利益被社会所承认也才会有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只有个人成为社会的本位，个人的权利才会为国家和社会所尊重。正是在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才形成民主运作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土壤。而在这个土壤中所生长出来的各种前提条件，便组成一种制度化的结构，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所以，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对民主发展的推动，从它为民主的发展创造前提的角度，正在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中国在原有的政治结构下，政治决策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一种集体决策的模式，但实质上却是领袖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领袖个人来说，其决策也不是凭空作出的。决策的动机仍然是来自某些渠道的有关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反馈。并且这些反馈信息按照程序也会在领导核心中进行必要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实际上是领袖的决策意图在领导核心中贯彻和被接受的过程。也就是说，领导核心的这种讨论，其结果只能是大家理解和接受领袖的意志，而不能允许否定领袖的意志。如果在这种讨论中产生了否定领袖决策意图的结果，那就会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会被看作是。当然，在这种讨论中，领袖个人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一定的妥协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也算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领袖不作任何妥协，那么，决策的集体便只能服从领袖的决策，而不能有任何异议。这些大体上就是原有的决策机制的状况。但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后，一方面由于对的反思，否定了领袖独断专行的个人决策模式，而开始强调集体决策；与此同时由于权威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来那种对领袖的迷信已完全消失，从而使集体决策从可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由于民主的发展使原来并不被重视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例如，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集体决策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规则、与派和民主人士之间的政治协商与互相监督的原则、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原则等等，都逐渐成为领导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实行的实质性的东西了。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决策的机制。而决策机制的改变，又反映出政治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动态结构的变化。即变成一种比较能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权力结构。这也是中国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主要的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一方面是支配各种经济资源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人、财、物”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支配经济运作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产、供、销”的权力。对于这些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处于没有支配权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缺乏积极性。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当时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的。但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每当这方面的问题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中央政府便不得不适当地下放一些权力、出让一些利益，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然而在权力下放了一个时期之后，中央政府又会感到中央的权力和统一的计划受到一定的威胁，而且特别担心导致经济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于是便又收回权力。而权力收回之后，又会因为过分地集中而伤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于是便又会有新一轮的下放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循环：权力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循环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后，情况才开始转变。在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带动之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各地也迅速的发展起来。这就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这种发展对全国的发展大局来说便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而所有这些发展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仍然没有积极性，那么一切就将无从谈起。于是，放权让利就成为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根本办法了。在这种情况下，从8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便采取措施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包括对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对建设与经营方面的一系列审批权、对划归地方政府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权、财政与税收方面的优惠权等等，使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大地增长起来。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格局。使地方政府成为国家发展中的主角。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及其特区在中央的倾斜政策所带来的有利条件的支持下，发展得更快。但是这种发展很快又暴露出问题来，这就是投资过热、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等等。从而使中央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加以调节。但这种调节和过去的“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改变中央与？胤街涞男碌母窬郑鞘怪涞酶侠怼5较衷谖梗醒胝氲胤秸墓叵邓淙换勾τ诓欢系牡鹘谥校庵质沟胤秸S薪洗笕Φ母窬质遣换岣谋涞模彩遣豢赡芨谋涞模蛭丫哂辛瞬豢赡嫘浴5比幌钟械母窬植⒚挥懈谋湔迳系闹醒爰ǖ男灾剩淹械闹醒爰ㄖ朴辛酥实那稹？梢运凳窃谥醒牒偷胤街湫纬傻囊恢中碌恼谓峁埂？nbsp;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所有以上的变化归结到一起，就是整个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决策机制和政府功能的变化是属于政治控制主体结构的变化。而意识形态作用的变化、利益集团产生及其作用、与民主发展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变化等等，则属于政治控制客体方面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治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但这还只是政治结构总画面的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这种变化对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究竟改变到什么程度？它们是否已经改变了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了呢？我们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有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基本上说来，仍然是在原有的结构框架之内的变化，基本上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框架的质的规定性。
再其次，这一社会变动还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展开，这可以表现在俩个方面，即社会在精神上的解放和人性上的解放。
所谓精神上的解放，是指人们摆脱精神压抑的状况。过去，尤其是在期间，由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泛滥，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个人，人们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精神上的追求，没有人格的尊严，没有个人的权利，一种宗教式的政治迷信充满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完全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而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改革开放不仅促使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促进了人们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制而获得一定的精神自由。这表现在：对政治迷信的摒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追求；对人类尊严的的重视；对个人权利的渴望，等等。
由于人们在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们追求精神解放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1，绝对自由的倾向。表现在人们想摆脱一切束缚，包括必要的社会规则。因而在许多人中产生了对一切社会规则的虚无主义态度；2，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法律的轻视。一些人甚至以超越法律为荣。这种情况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相结合，便造成法律的虚置状态；3，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仰和做人的准则，使机会主义盛行；4，拜金主义的泛滥，等等。
所谓人性的解放，指的是人们摆脱对人类感性满足的压抑的状况。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表现在人类感性器官的满足上。这也就是作为一个肉体的人的人性的要求。这方面过去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压抑和禁锢。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的同时，人们的感性满足也得到了解放。表现在：1，人们在生活中有了对美的追求；2，人们也有了对娱乐和休闲的追求；3，人们还有了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追求，等等。
正是这些追求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使社会文化形成了多元发展的局面，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大为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享乐主义即对感性满足的过分的追求；低俗文化的流行；色情、、吸毒等现象的大量出现，等等。
最后，社会变动归根到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个过去的仁人志士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逐渐变成了现实。但是在取得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负面效应。1，泡沫经济的出现，并由此产生了社会的虚假繁荣现象，促进了社会高消费浪潮的发展，为人们过分地追求享乐创造了条件；2，物质主义的滋长。由于经济发展的刚性，使得人们必然把主要的精力向这方面投入，从而忽视精神领域的建设。从而造成一种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倾向；3，懒惰的倾向。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人类自身的能力则不断地丧失，显示出一种懒惰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反映在生活中便会助长坐享其成的思想。
总之，中国近20多年来的社会变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所产生的后果以及这些后果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也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完全看清楚的，有待于今后的继续研究。
改革开放论文 篇四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服务贸易；回顾；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服务贸易飞速发展，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据WTO的统计，1980～2007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从3 600亿美元增加到32 600亿美元，27年间增长了9.1倍；而同期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从19880亿美元增加到135700亿美元，增长了6.8倍，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货物贸易，世界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伴随着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国的服务业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发展快速。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了长期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同时在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扩大就业、节能降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服务贸易三十年发展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服务业体系。
(一)服务贸易总量迅速增长，贸易逆差逐年上升。
随着我国服务业的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服务贸易总额由1982年的4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560亿美元，25年增长约60倍，年均增长率为18.64%。其中，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从1982年的18.65、24.76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的1290、127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1.2%和17.6%。进入21世纪，服务贸易又出现高速增长，这期间出口年均增速达22%，进口年均增速达21%。 2007年，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2年的9.4%上升到11.78%，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升至4%;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7的第7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5位，服务贸易总额的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位居第五位，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国家。此外，1982～1991年期间，服务贸易出口额一般大于服务贸易进口额，服务贸易处于顺差状态，但自1992年开始直至2007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一直小于服务贸易进口额(1994年除外)，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逐年加大，近两年出现减缓的趋势。
(二)传统服务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仍未改变。
(1)从出口方面看，传统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重总体上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占比由1982年的81.42%下降为2007年的56.70%，2003年由于非典因素的影响，占比达最低水平，仅占54.58%;新兴服务贸易出口则稳步上升，占比由1982年的18.58%上升为2007年的43.29%。
(2)从进口方面看，传统服务进口在20世纪80年代增长迅速，其进口额在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82年的70.40%上升到1990年的90.32%，此后逐渐下降，到2007年占比降为54.90%;新兴服务贸易进口经历1982～1990年的小幅下降盘整后，自1990年开始稳步上升，到2007年，新兴服务贸易进口额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比重达45.10%，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新兴服务贸易的进口迅速增加，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进口额占比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仍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但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也正经历着由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服务向知识密集型服务转化的过程。 (
三)服务业FDI集中流向房地产公用事业服务业。
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较晚，而且对服务业的开放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一些服务部门(如电信部门)长期禁止或限制外商的投资，较大程度地阻碍了外资的进入，从而形成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偏低的局面。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水平迅速提高，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所做出的承诺涵盖《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的服务部门100个，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开放程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从服务业FDI的内部结构看，在20世纪80～90年代间，房地产公用事业服务业吸收的FDI逐年上升，平均占比达 60%～70%，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甚至接近80%;进入2000年以来，外资向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倾斜的趋势仍没有减缓，两大行业平均约占服务业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的65%。在2004～2007年间，房地产业再次升温，平均占比达42%，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平均占比达16%。可见，外资过于集中在一些成熟的行业，未能充分引导新兴行业的发展和壮大，这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带动产业升级。
通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概况的回顾，可以发现，我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仍然较弱，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新兴服务竞争优势水平仍然较低，因此，我国的服务贸易要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日益增加，少数服务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也有所提高，但应清醒地看到：我国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我国服务贸易尚存在发展规模小、服务水平低、竞争力不强、内部发展失衡等问题。
(一)服务贸易发展规模明显不足。从1982年至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增长近57倍，年均增长17.6%，为全球平均增长水平的2倍，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7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5位。但同期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在5%以下，而且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与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仍偏低。
(二)服务贸易结构失衡问题突出。我国出口的服务行业主要分布于劳动密集型或资源禀赋型的传统服务部门，仅运输和旅游两项就达60%，而资本密集型服务部门、以技术密集型为主体具有较高附加值特征的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如，金融、保险、咨询等领域的出口规模很小，比重明显偏低。此外，进入21世纪后，随着服务市场的逐步放开，新兴服务的进口增长迅速，贸易逆差逐渐加大。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及咨询等服务进口的增加反映了这些服务的国内供给水平较低。
(三)服务业外资结构布局不均衡。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绝大多数外商在华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协议投资金额达全部协议金额的60%左右，而第三产业仅占20%～30%，其中，房地产业长期占有较大比重。房地产业在服务业中长期占有较大比重与中国地方政府多把房地产业作为地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紧密相关，这种政策导向使外资很少流向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的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和咨询等行业。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文教艺术和广播电视电影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部门中，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仍很低，而金融、保险、咨询等行业外商投资的比重更是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构不合理，不利于资源在产业间的合理配置，从而难以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带动产业升级的目的。
(四)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通过数据观察，我国仅在旅游、通讯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项目下存在服务贸易顺差，而建筑服务仅从2001年开始由逆差变为顺差。表明我国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传统项目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讯服务的比较优势主要是靠国家垄断获得，而在绝大多数服务贸易项目处于比较劣势，尤其是新兴的现代服务贸易项目。如，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法律咨询、广告、宣传等，这些服务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一)立足传统服务贸易，大力发展新兴服务贸易。我国在一些传统的服务行业，如旅游、建筑和其他商业服务，存在着比较优势，在具有高附加值、巨大潜力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咨询及电影音像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在新形势下，我国将立足传统比较优势，继续巩固发展以劳动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为主的传统服务贸易领域，如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培育竞争优势并形成长期动态比较优势；同时加大力度发展新兴服务贸易，提高其在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
(二)积极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一方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加快改造传统生产者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如整合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服务业等；另一方面，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的生产者服务业，包括金融、电信及科技服务、广告设计、管理咨询等各类专业和商务服务业，提高这些产业在整个服务业的比重，从而为我国调整和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供强有力的产业基础。
改革开放论文 篇五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政研室、实践杂志社、社科院、党校、党史研究室、自治区政府调研室、教育厅、新闻出版局、自治区社科联决定于*年12月联合举办“内蒙古自治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根据赤党宣通（*）10号《关于征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的通知》精神，旗委宣传部决定，在全旗范围内征集研讨会论文。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题范围
1、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2、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3、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
4、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
5、关于党的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6、关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7、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8、关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9、关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10、关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11、关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体制改革的历程、成就、经验和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
12、关于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扩大改革成果的的普惠性；
13、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14、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5、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任务落到实处；
16、关于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17、关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18、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19、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1、关于我区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巨大成就、宝贵经验；
22、关于我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23、关于我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问题研究；
24、关于我区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机遇，全面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25、关于提高我区文化软实力问题研究；
26、关于我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环境、前景与对策研究；
27、关于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
28、关于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29、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区社科事业的发展及社科界发挥思想库作用研究；
30、关于我区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研究；
31、关于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成就及进一步发展的研究；
32、关于我区农村牧区综合改革的成效、难点及对策研究；
33、关于我区各民族干部群众关注的各类民生问题研究。
二、论文撰写要求
1、要突出主题，坚持正确导向，密切联系区情、市情、旗情，围绕一个问题深度探讨，切忌空泛。
2、论文要结构合理，逻辑严谨，语言流畅，文风朴实。
3、篇幅不超过8000字，并附3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引文和史料要注明出处，统一要求为脚注（页下注）。写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单位、职务、职称、通讯地址、电话、邮编等，以便联系。
4、论文选题供组织撰写时参考，具体题目由作者自定。
三、论文的组织、报送和评选
1、论文组织总的原则是广泛征集和重点组织相结合，各单位要责成专人撰写，至少保证一篇，多则不限。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做好论文的组织撰写工作，保证论文征集工作顺利进行。
改革开放论文 篇六
关键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目的在于总结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只有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才是对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最好的纪念。只有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逻辑主线，用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才能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
一、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每次突破都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明确地具有改变现实的指向：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解放思想；破除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是解放思想；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框框的束缚，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解放思想；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维定式的干扰，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解放思想。因此，改革开放命题是在解放思想的伟大实践中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解放思想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开辟、拓展并越走越宽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的，中国每一次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都离不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进一步更新，而解放思想和观念更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走向胜利的思想武器，30年改革开放源于30年坚持不懈地解放思想。30年前的那个冬天，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从此改变中国的命运；30年后的这个春天，中国已经并正在发生着世所瞩目的历史性变化。因此，中国模式的辉煌成就得益于30年来一以贯之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事实证明，第一，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获得大发展，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第二，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但其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第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在解决改革开放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
解放思想要突破既有思维惯性的束缚，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①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如果说30年前所要解决的是生存和出路问题，那么新的一轮思想大解放所要解决的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化改革涉及各方利益，难免遇到重重阻力，遭到种种“非议”。所以，应清醒地认识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②从这个意义上讲，更需要保持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可恤。与改革之初相比，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新格局。如果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引发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树立了生产力标准，实现了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所指向的则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同步问题。目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以推进政府改革为重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要务的发展阶段。只有消除两大改革不对称性给权钱交易留下的空间，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发展。
解放思想是对鲜活思想的渴求，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具有历史主动性。解放思想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是一种基于内在利益驱动和价值判断而由思想主体主动进行的思想观念转变和创新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没有现成的制度安排，所以要进行解放思想是因为有些涉及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需要突破禁区，以空前的历史主动性去探索未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只有通过解放思想，才能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进改革创新。
真正的解放思想是围绕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辨明是非，突破僵化的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理论、旧模式的束缚，为开创新的局面扫除障碍。今天所进行的社会变革，新旧思想之间的较量，不同体制之间的碰撞，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等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物质利益的再分配、社会关系的再调整。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是一次突破性的敢碰硬的解放思想，也是一次颇具风险性挑战的解放思想，没有迎接风险勇气无法完成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破除落后的、过时的、错误的观念，形成发展的新理念、改革的新举措、开放的新格局。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具有广泛群众性，人民群众是推动新的一轮思想大解放的主体力量。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成效如何，最根本的评价标准要看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否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只有带领亿万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因此，亿万群众的自觉参与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社会基础，只有亿万群众自觉参与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解放思想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起点、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任务、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对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能否继续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要看解放思想的力度。解放思想的力度如何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按照思想再解放些、步子再快些、效果再好些的要求，进一步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抓住能带动全国发展的重点工作集中突破，全力以赴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更好更快发展，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有所提高。
二、以人为本、社会和谐，是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最高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根本上与唯物史观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以新的理论概括突现了其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所以，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当代运用，科学发展观开辟了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解决现实实践问题的新境界，从而拓展了唯物史观研究和运用的视野。
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在于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就要围绕发展这个主题，厘清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确保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
第一，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关系，树立人的发展引导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制约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的观念。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人活动的规律，离开人在实践中的目的和追求就没有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人为本是科学社会主义本有的题中之义，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要求。在发展的动力机制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科学发展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在价值取向上就是要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坚持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并以此指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
第三，从谋划发展的思维方式上坚持以人为本。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解决又好又快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必须立足于有利于人民的现实生活和长远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把握以人为本，就必须在发展什么、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统一中加以理解。只有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协调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从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上把握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诉求。
第四，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建立美好社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谐社会建设要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克服矛盾的过程，和谐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谋划改革、扩大开放
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发展与开放之间的关联度十分显著，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关起门来搞经济只能做加法，只能是对传统产业的修修补补，只有开放才能做乘法，才能使产业提档升级，做大经济总量，提高经济质量。改革开放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就是走进和不断深入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必须睁大眼睛看世界，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对外开放，切实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2004年以来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当前遇到的新问题，在改革的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发生了一些争论。这些争论集中以改善民生问题为主题，包括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国有资产的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现实阶段有关系，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通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解决。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够解决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做计划经济事情的问题。只有弄清怎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也才能真正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保障人民群众的温饱是30年前最迫切的任务，今天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已转向了解决社会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有市场竞争，还要有完善的劳工权利、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社会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不足和低效引起的矛盾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现在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集中于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提供范畴，因此我国急需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公共服务体制。
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进步。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是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大发展的现实目标。为了实现又好又快大发展，必须坚持加快发展为第一要务先于一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于一切。要更加注重改革创新，更加注重开放合作；要以创新推动改革，以改革寻求新突破。只有进一步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发展突破口，趟出路子，干出样子，才能推动又好又快发展。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战略任务。应清醒地认识到实现经济大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目前不论是解决社会事业滞后、发展方式粗放、城乡不平衡问题，还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问题，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经济。我们必须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思维定式，克服程度不同的“路径依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深化市场化取向改革，努力探寻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途径，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解放思想创造了历史，也必将开辟未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现实情况解放思想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思想观念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破除传统的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建设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着力查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有待进一步解放的思想空间，着力克服制约科学发展的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着力探索促进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着重破解影响科学发展的难题、激发科学发展的积极性，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和不和谐因素，着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实现改革开放成果的普惠共享。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团结和睦的社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游离于以人为本，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意义。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改善民生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承受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谋发展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改善民生的程度统一起来。只有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才能使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落到实处。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新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大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跟上时代进步的大潮。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使神州大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奋进在科学发展伟大道路上的中国人民，正在谱写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篇章。尽管航程上布满暗礁险滩，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领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能实现。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改革开放论文 篇七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和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改革路径与着力点的选择始终都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调整、不断提出新目标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早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之前就有消息说，总书记将在这次论坛上对改革开放30年进行回顾和总结。果然，4月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__年年会开幕式上总书记发表了题为《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合作共赢》的演讲。演讲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走下去”。在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的这番讲话被视为“一次鲜明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信息传递”，也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定下基调。
一、深刻认识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首要内容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就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着力发展、以人为本、促进和谐。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着力发展、以人为本、促进和谐”这20个字，是总书记从改革开放30年的高度，立足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对国家和民族发展战略高屋建瓴的概括；“与时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则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走过的道路中诸多宝贵经验的升华。
与时俱进的核心是解放思想，而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经验和收获。前两次解放思想我们冲破了两个“凡是”和“姓社姓资”之争，第三次解放思想首先就要突破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认识的局限。要认识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和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改革路径与着力点的选择始终都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调整、不断提出新目标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
广东省委书记已经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广东还能不能‘特’，关键看自己。如果现在的广东不能‘特’，缺少‘特’，那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在重庆市委书记看来，种种难题之中，改变干部们的观念显然更为重要。“重在破除干部保守思想”已成为重庆市此轮解放思想的主要着力点。
发展道路的重点己经落到科学发展观这个核心土，而发展模式的的成果则要体现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上。通过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对改革开放30年最有实践价值的纪念方式，也是“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二、深刻认识对外的互利共赢和对内的区域合作的重要性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核心所在
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世界大势之下，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坚持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各国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能源安全，坚持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推动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当今世界经济有两大潮流，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区域一体化，这也使得世界各国间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增强。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与此同时，国内外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在加速。
20__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签署，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首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前的3月31日，总理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表示，中国一直是次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并就下一阶段合作提出八个方面的建议和倡议。此外，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机制、“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正推动我国与东南亚及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深化。
把互利共赢的理念放在国内，那就是要加快推进区域合作和区域共赢，就是要从过去的行政区划向经济区划转变。中央早在20__年就首次打破省级行政区划，启动了长三角、京津冀两大经济区的区域规划。20__年8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有关专家预测，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将是未来几年国家的发展大势，也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意。
目前，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各大区域之间的合作日趋密切，相互之间的种种“壁垒”正在被打破，如天津滨海新区提出要“不断增强服务辐射能力”，浦东新区开始了先行先试政策“普惠”长三角的探索等。与此同时，各省之间的合作近一段时间又出现一轮新的高潮。今年2月17日，由广东省委书记率领的广东党政代表团飞抵上海开展了为期5天的沪苏浙考察活动，开启了南、北两大经济引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4月7-9日，由重庆市市长工鸿举率领的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广东考察，主要考察广东高新技术和金融业发展、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在双方交流会上表示，粤渝两地互补性强，双方都要善于扬长避短，促进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云南省与深圳市日前正式签署昆明深圳工业园合作框架协议，滇深合作进入实质性、深层次发展阶段。4月15日，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率领的江西省学习考察团来到上海，围绕如何进一步提升江西省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水平等向上海“老大哥”真心请教。
目前，中外学界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快速增长，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地方政府之间充满竞争的多头并进格局。在东南沿海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相继成为国策，中国区域发展形成一个多头并进的格局，一大批二三线省市也趁势推出了次区域发展战略，最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三、深刻认识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理念的重要性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重中之重
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作
出的战略抉择。这个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将始终不渝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遵循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继续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流行性疾病防治等领域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0__年9月15日，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有关专家指出，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积极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将“和谐”理念延伸到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之中。“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中国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有关专家指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重大理论的提出，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内政与外交方针的完美结合，可称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成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就是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真正把人放在社会的主体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深刻的变化在人，是在“人”的理念上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改革内容主要是以物质层面为主，而未来的前进方向必将启动以人为本的全方位改革。对外，我们推崇“和谐世界”；对内，则要不遗余力地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把人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作为贯穿今后工作的一条“红线”。
改革开放论文 篇八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的每一重大战略部署和伟大实践，都包含着党的建设的新举措和党的建设理论的新探索。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每一创新发展，也反过来推进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各个领域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方位转变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在30年党的建设理论创新过程中，获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认识执政规律，尊重执政规律，努力按照执政规律加强执政党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完成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是这场伟大革命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在这场崭新的革命中经受了考验，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自己。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同时，总结一下党的建设的经验，应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改革开放30年，也是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发展的30年。改革开放的每一重大战略部署，每一伟大实践，都包含着党的建设的新举措和党的建设理论的新探索。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每一创新发展，也反过来推进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各个领域的改革。
回顾总结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在改革开放30年中所走过的轨迹和所积累的经验，对于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有意义，对于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更有重大的意义。总结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及其发展全局中去考察和研究。
“党的建设”这个范畴，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建设。狭义的党的建设，主要指的是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广义的党的建设，包括狭义的党的建设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的制定，包括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的确立，等等。但是，这仅仅是逻辑上的划分，在实践中这两个层面的党的建设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因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只有围绕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及其规定的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去推进，才能既保持正确的方向，又具有明显的成效。这两个层面党的建设，实际上是党的建设与党的工作全局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必须从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从这一全局与党的建设互动的特点出发，去考察，去总结。我以为，这是总结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必须遵循的重要方法。
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回顾总结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我们党认识到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党的建设也只有从党的实际出发，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党的实际，最大的实际就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自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执政以来，特别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个转变，是带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t921年成立以来最重要、最深刻的转变。认识这一转变，揭示这一转变的意义，并按照这一转变来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可以说是我们党30年党的建设的最大进步、最重要经验。
四认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应该讲，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在城市工作中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要牢记“两个务必”等思想，是一种执政党意识，即党已经在考虑从执政的角度来加强自身建设。
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特别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我国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并在1963年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党尽管强化了“巩固政权”的执政意识，但是这种“强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强化的，不仅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反而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名义强化了“革命党”意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仅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变，而且是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党对历史方位转变自觉认识的历史起点。由此而决定了30年前的拔乱反正，最大的变化，就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最大的进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五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对如何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
党的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对党的建设全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根据这样的思考，党的十二大在确定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同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治路线。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3年，邓小平还提出了与“五十字”建党纲领完全不同的党建目标一“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可以说，十二大前后党中央的这些认识，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转变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把执政党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绝非易事。我们既要遵循世界上执政党建设的普适性原则，又要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特点。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又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而不是一个基本点。制定这样的基本路线，反映了我们党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时依然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那么，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要不要在政权机构内部，在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内部建立党组织并继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执政党建设时，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执政党理论，退出政权机关和经济、文化组织？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借鉴世界上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更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也要把世界上的执政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际结合起来。这一问题，历史地摆到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铭记小平关于“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在抓党的建设的同时，认真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理论。1989年12月，就强调“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也就是说，党组织不能退出政权机构，要在政权机构内部来进行领导，但又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党中央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1994年提出要实施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2000年2月，同志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执政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重大理论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解决执政党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紧跟时展的进步潮流，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核心问题。可以这样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形成了科学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执政党建设理论。尤其是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出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方位转变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综上所述，在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党的建设理论也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可以说，这是党的建设30年来最大的理论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理论。
首先，在这3O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论断；关于党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性课题的论断；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的论断；关于党的最高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论断；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论断，阐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些重大论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础性理论。
其次，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关于增强党的执政意识，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关于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构之间关系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关系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与社会之间关系，包括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包括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的要求；关于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要求，阐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些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超级秘书网
再次，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主线和总体布局的理论；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关于依从严治党的理论，阐明了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基本思路。这些党的建设的重要思路，提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方法。
当然，我们说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形成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建构了这一理论体系。我们应该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开展这一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我们党建理论工作者，应该为此作出义不容辞的新贡献。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众鼎号为大家带来的8篇《改革开放论文》，能够帮助到您，是众鼎号最开心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