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论文 篇一
优秀的岭南少数民族服饰艺术是创新设计的资源库，为现代服装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样式十分丰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据初步统计，仅瑶族服装款式就多达100余种，头饰也不下100余种；苗族的服饰款式则多达130种以上。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有着款式独特、色彩绚丽及富有装饰感等突出的特征。如图3所示的畲族妇女的盛装“凤凰装”，其领边、袖口、胸部、衣襟、下摆及围裙都镶绣有五彩斑斓的纹样，衣装极为追求装饰美感。岭南少数民族服饰还讲究“以形造意”，蕴含独特的民族信仰。如图3所示的畲族“凤凰装”的整体仿凤凰造型显露出畲族人对“凤凰”膜拜的痕迹：头上所戴的高冠象征着凤凰的头冠；红头绳扎起高高的头髻象征着凤髻；在盛装的领口、衣襟、袖口和围裙上施以彩色的花纹，象征着凤凰的颈项、腰身和羽毛。苗族少女形似牛角的“水牛龙”头饰也是苗族信仰龙蛇图腾的显性特征。岭南少数民族这一造型特征与现代“仿生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不仅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色彩艺术方面，岭南少数民族服饰也体现出很高的造诣。服饰大多采用高明度、高纯度的色彩对比搭配，如暗色与亮色对比、单色与多色对比。
这种配色给人以艳丽明快的调子，富有节奏感与生命活力。岭南少数民族服饰图案题材非常丰富，有的来自动植物本身的形象，有的是观天象，有的是由劳动生活场景引变而来，有的来自于传承的民族传说，或是借鉴于汉族的吉祥纹样题材。民族韵味的图案造型注重“以形写神”，呈现的是夸张变形、简练概括、古朴别样的形式美，如图案表露出的寓意深刻体现出醇厚的意境美，如苗族妇女的背裙上绣有很多蝴蝶纹样，头部造型是娃娃，下身是蝴蝶，两者合二为一，包含着子孙延绵的寓意。蛙纹作为黎族服饰上一种常见的纹样，体现了黎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之情，它还寄托了黎族人民希望民族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望。岭南少数民族服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造型、色彩、图案等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文化内涵方面。在服装设计教学中，可以要求学生积极挖掘岭南少数民族服饰的艺术特点，引导学生对民族服饰艺术元素进行提炼，感悟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并将其灵活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
二、将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融入服装设计课程教学
1．注重激发学生对本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在高校服装设计课程教学中渗透民族服饰文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意识观念的问题。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本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引导学生认识到每一个从事服装设计的人尤其是岭南本土的设计师，有责任和义务将祖先传承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继续发扬下去。同时要让学生建立起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设计思想，意识到缺少民族元素的设计是没有灵魂与情感的。
2．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岭南少数民族文化在课堂上，使用“引导型”教学方法，组织、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去探寻岭南少数民族文化，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灵感元素。可引导学生通过网络收集资料、参观岭南服饰博物馆、市场调研、实地考察等方法全面了解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并把收集整理的资料以PPT形式展现出来，与老师和同学一起分享、探讨，使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化。这种“引导型”教学法不仅有利于学生主动思考，还可促进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岭南服饰文化。
3．采取“走出去”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采取“走出去”的教学模式，将课堂教学与社会活动、实地调查相结合。教师可以利用实践课时间，带领学生深入岭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采风考察，最直接地了解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文化背景，感受民族服饰艺术魅力。还可以带领学生参加广东岭南服饰文化周，参观屈汀南时装公司、深圳天意时装公司等具有岭南服饰特色的本土服装品牌公司，引导学生解读和感悟优秀的设计作品。“走出去”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4．注重创新实践训练对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采集、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些元素借鉴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但是学生在进行民族元素设计时往往摆脱不了“仿制”和“生搬”，多把民族服装的款型、图案直接挪过来，使得服装的整体感觉生硬，缺少灵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例如教师可以在设计构思过程中给学生讲解“形神同构”的设计理念，引导学生在设计时不能只停留在“形”的运用，而应该挖掘深层的表达———“神”的运用设计。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可多向学生解析国内外优秀设计师的作品，开拓学生的眼界，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分析与理解，以及通过不断的设计实践训练增强创新意识。
5．课程教学与毕业创作、设计比赛相结合积极倡导和组织学生参与国内举办的各大服装设计比赛，组织以岭南民族文化为主题的作品展演，全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学生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也是对服装设计课程教学成果的鉴定。
民族文化论文 篇二
瓷器是由陶器演变而来的，“瓷源于陶，而精于陶”，陶器向瓷器演变的阶段学界称之为“原始瓷”，对于原始瓷的出现年代，学界尚存争论[2]98-99。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普遍认同自商代起中国就出现了原始瓷的观点，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原始瓷的出现年代一再被刷新，1980年，山西夏县冯龙山遗址中出土的数十件原始瓷碎片，经过碳14检测显示，距今已有4000年历史（位于夏代纪年内）。而2002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一件盔形器，在其表面发现覆有一层薄青绿釉，被认定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这把原始瓷的出现时间再次刷新至约公元前18世纪。目前关于瓷器的起源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夏代中晚期开始出现高温施釉瓷，其满足成瓷的三个必要条件是：高温、原料、釉。而更早发现的“原始瓷”因在温度、材质和施釉标准上普遍达不到要求，因此不能称作原始瓷，只能称其为开启了烧制原始瓷的序幕。
二、中国瓷器的发展
中国瓷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融入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几经蜕变，终于在东汉时期烧制成功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东汉瓷器质地细腻，釉彩光滑，胎釉结合紧密，釉下已无石英残留。这种釉在外观方面或在显微镜下，都摆脱了原始瓷的特征，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魏晋时期，浙江越窑最为著名。越窑青瓷质地细腻，做工考究，胎质密度高，吸水率极低，且表面发现有一层蓝色玻璃质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表明中国瓷器生产水平已迈出重要一步。数百年后，在青瓷基础上产生北方白瓷，白瓷与青瓷的区别仅在于二者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制作工艺并无太大差异。但白瓷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标志着中国瓷器开始从单釉瓷向彩瓷的发展。中国瓷器至唐初已基本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唐代以长沙窑的复彩瓷最为知名，长沙窑瓷器在亚非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土，说明唐朝瓷器海外贸易繁荣。其出土文物中不乏有西域风格的肖像和动植物图案以及阿拉伯造型风格的瓷器，由此推断，唐朝时可能出现了针对海外市场而生产的瓷窑。宋代瓷器在继承唐代生产工艺基础上出现大繁荣局面，呈现出“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存于世的繁荣景象。宋瓷已掌握了窑变及两面彩技术，擅长在釉面作“金丝铁线”冰裂纹。景德镇“瓷都”称号便由景德年间为宫廷生产瓷器而得名。宋代瓷器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取得突破性进展，“釉里红”和“元青花”相继烧制成功，其中元青花以钴料呈色，在胎胚上绘画，然后施透明釉、经高温烧结，制成白底青花的彩瓷。青花瓷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它一经出现，便迅速流传，成为主流产品达数百年之久，显示了极旺盛的生命力。明清两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历史中最繁荣的时期，明代流行“青花瓷”、“影青”，瓷胎细薄，雕刻暗纹，花纹略微带青色，透光可见。清代以彩瓷见著，其中“珐琅瓷”、“粉彩”尤为杰出，此外还有霁红瓷、“天青釉”、霁青瓷、仿五代柴窑瓷等。景德镇是清代著名陶瓷产地，以制作青花瓷、彩釉瓷和粉彩瓷而闻名。中国瓷器在清朝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数千年制瓷经验的积累、优质的制瓷原料、社会稳定、手工业经济繁荣、政府对瓷业的重视，使得中国瓷器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极大刺激了国内外市场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在与西方艺术的交流融合中，学习西方制瓷技术和引进西洋原料，使瓷器作品更加生动和具有表现力；画院追求精工细刻，精益求精，屡有惊人之作。景德镇制瓷工艺在康乾时期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三、中国瓷器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象征。从瓷器纹饰的使用到造型的发展，无不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完美表达。远古时代，人们用绘画和文字记载生活，这些记载日常生活和庆典活动的绘画经过压印在器皿泥胎上形成纹饰，这些纹饰体现了祖先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吉祥如意的祝福。从另一个视角也说明，祖先在装饰瓷器的同时，也融入了个人主观意识，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情感。在表达个人审美取向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审美风格。
（一）幸福和谐、热爱生活
“和”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包括：心态和谐、交往和谐、生活和谐等。其中“五福”又是“和”文化的具体表现：
（1）“福”是对美好生活的基本表达，是一切美好愿望的出发点。瓷器中的百福图、福纹饰等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
（2）“禄”是莘莘学子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同阶层希望奋斗达到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的普遍愿望；
（3）“寿”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
（4）“喜”是中国人民在精神层次上的最高追求，与“喜”密切相连的喜鹊图案常在瓷器中出现，生活中人们常把喜鹊与喜事联系在一起，家中摆放喜鹊装饰的瓷器被视为吉祥的象征；
（5）“财”也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物质的努力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财富是幸福的基础，幸福生活的实现离不开财富的积累，并视积累财富为一种美德。这种价值观至今仍对中国人民产生深远影响。“五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既是劳动人民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表达，同时也是追求和谐生活的终极目标。以“五福”文化为核心的“和谐”文化构成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符号体系。
（二）勤俭节约、刚健自强
瓷器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对民族心理起到重要的暗示作用。中国人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注重瓷器的德育功能，如在瓷器装饰中选择了大量的孝道题材，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重视伦理道德的文化传统。此外，古代著名神话故事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也作为创作题材大量融入瓷器制作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理想、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刚健、奋发、自强、进取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5000年历史仍保持旺盛生命力之核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瓷器完美诠释了民族精神在文化传播中的道器转化。同时瓷器本身也向世人传递了朴质、永生的简约理念，使人们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养成勤俭节约的优秀品格。
（三）团结求精，敢闯创新
同心协力、团结互助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瓷器制作中也包含着“一杯众力，方克成器”的陶瓷精神，“千里挑一，一瓷万价”是制瓷人对陶瓷作品精益求精的永恒追求，“白瓷如玉，一鸣天下”是制瓷匠人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豪迈表达。制瓷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制瓷匠人的创新思维。从制瓷技艺上看，宋代首创“影青瓷”，元代创制“青花”、“釉里红”，明清两代先后创烧彩瓷、“甜白”、“郎窑红”、“美人醉”等名瓷，民国“珠山八友”首创用中国画技巧装饰陶瓷等，这些技法的运用在对传统工艺继承的同时也展示了劳动人民不竭的创新活力。
（四）兼容开放，海纳百川
中国瓷业繁荣发达，历经千年不衰，秘诀在于兼容开放、海纳百川。虽然历史上受封建体制影响，瓷器制作易拘泥于传统，但改革创新的思想无处不在，先人以“不筑有形之城墙，亦不筑心中之围墙”做祖训来训导后人，如景德镇制瓷艺人拜东晋来此隐居的赵慨为师，使其制瓷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南宋时因战争逃亡至景德镇的大批北方难民，后来融入到陶瓷生产中成为制瓷艺人，有效补充了劳动力资源，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元代青花瓷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引进波斯产的青花釉原料；清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借鉴西洋画技，引进西洋色料，把瓷器制作技艺推向顶峰，在世界为中国赢得“瓷都”美誉。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拓展了广阔的海外市场。“陶舍重重依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形容了当时壮观的瓷器贸易景象。
（五）义美忠孝，亲仁柔韧
“碎石成泥，泥做火烧”凸显了制瓷祖先的忍性；“欲成大器，执著千年”凸显了瓷器的耐性。瓷器承载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憧憬与祝福。以龙凤呈祥为素材，体现了对吉祥如意生活的期盼；以岁寒四友为题材，展现了人们对品格高洁人士的景仰与赞美；以观音、菩萨等为题材，直观表达了博爱众生的思想，以关羽为题材，表达了对忠、孝、仁、义思想的赞颂。瓷器的装饰是民族文化思想的直观反映，主要表现的是义美忠孝、亲仁柔韧、奋发进取等民族精神。瓷器装饰中，常可以见到“年年有余”、“福在眼前”、“节节高升”、“松鹤延年”等吉祥图案与文字。这种朴素的情感表达，让使用者仿佛感受到了制作者的真诚祝福，在艺术表达上体现了间接性与直接性的互容。
（六）求真务实，至善至美
民族文化论文 篇三
关键词：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村庄规划
1花瑶民族概况
在湖南湘西南崇山峻岭间，隆回县境最北面，平均海拔1300m的虎形山上隐居着一支不足六千人的瑶族分支——花瑶，因其服饰独特，色彩艳丽，特别是女性挑花技术异常精湛，故称为“花瑶”。千百年来，他们独自居住在封闭的大山里，过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敬奉古树和巨石，穿着花样艳丽的服饰，有着奇特狂野的婚俗。
花瑶有着独具特色的三大传统节日“讨念拜”和两次“讨僚皈”通称“赶苗”,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花瑶的婚俗，当属世界上最古老、最具个性的婚俗之一，媒人公的提亲到完婚，需历经一连串古老的繁缛礼仪，最具撩人心扉的当属婚俗活动中的“打泥巴”“炒茅壳里”和“打蹈”,这圣洁而疯狂的三步曲。
花瑶挑花和呜哇山歌已被列为湖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花瑶挑花已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瑶家山民祖祖辈辈都和寨子里的古树、山石长久相依，在他们心中，这些古树、山石饱吸天地灵气，早已是神，他们深信是这无数的树神、石神常年为他们镇守寨子，保佑家人，他们有着“砍树宁砍人”的传统。
2花瑶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
2.1信息社会与花瑶民族文化
在当今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日渐增多，人们之间不再仅仅是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他们可以通过Email、手机等各种方式与任何人进行交流，对于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其特有的民族语言交流范围逐渐缩小，对于年青新一代来说，也难以用其民族语言顺畅地进行交流，其民族语言正面临灭亡之危机，同样，其民族服饰、民族风情等也面临这样的处境。
2.2生产方式、生活态度的转变与传统的生活习俗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正悄然地发生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花瑶人不再仅仅从事传统的农耕，他们正逐步向金银花种植与加工、花瑶旅游特色产品、特色饮食及旅游服务等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舞蹈中花瑶人传统耕作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正逐渐减少。现代化的电器、交通工具、生活方式正逐渐进入花瑶平常人家，传统的吊脚楼正慢慢地被钢筋砼楼房所代替，昔日三五成群、家长里短的交往被人“机”对话所代替，传统居住模式、生活习俗正悄然地变化着。
2.3民族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
花瑶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民族文化的传承只有通过口语传述和风俗沿袭，可以说，在花瑶里，年老的长者，他们是花瑶的瑰宝，而花瑶年青一代，外出打工闯天下，受外界影响较大，同时，也受自身经济的影响，对本民族的东西不再那么的感兴趣，不愿将大部分精力专注此事，民族文化面临失传的危险。
3花瑶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几点思考
隆回县花瑶民俗村作为花瑶民族文化风情保留比较完好的村庄，受外界的影响较小，其村庄内随处可见衣着颜色鲜丽、民族服饰的妇女们或三五成群的聊家长或独座门前干着农活。如何将花瑶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使花瑶民族充满生气与活力，更具有生命力，是当地政府考虑的一个问题，更是社会各界对花瑶民族文化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同时，也是本次规划所考虑的主要问题
3.1加大政府的投入和扶持力度
政府应加大对花瑶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投入，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收集、整理花瑶的民族文化，聘请花瑶年老的长者和民间艺人，开办培训班，免费培养乡土艺术人才，组建花瑶民族艺术团，初步建立一些公平演出的市场网络，有力地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3.2加大花瑶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力度，提升花瑶人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识自尊意识
组织专门机构加大对花瑶民族文化的研究，在不影响民族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大力挖掘民族文化及特色产品，将各类特色产品进一步包装推向市场，以做大做强花瑶特色产业，不断提升花瑶民族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加强民族文化宣传和再教育，让花瑶人在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感受到独特文化的情致和魅力，感受到传统文化与他们生活密不可分，提高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识自重自尊意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花瑶民族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
3.3大力支持花瑶各项民俗活动，培育花瑶民族文化生境
保护和传承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赖以生长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将各种民俗活动、乡土艺术融入到花瑶人日常生活中，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政府加大对各项民俗活动的推动和支持，有力地促进各种传统民俗活动的恢复、发展和繁荣。活着的民俗活动就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有了民俗活动这块土壤和平台，文化传人就有了大显身手的天地，民间歌舞艺术就有了发展传承的条件，才能滋养出优秀的民间文化传人和精英。
4花瑶民族文化规划保护措施
4.1划定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严格控制其各项建设
规划根据花瑶民族分布特征及其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连续性，确定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及协调区范围。
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花瑶古寨、虎形山村、富寨、水洞坪等花瑶居住地比较集中的区域。
规划控制措施：严格保护虎形山花瑶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持花瑶文化风情的原真性和景观的完整性，严禁在该区域内建设建筑风格不一致、性质不相符的项目和任何形式的开山、采矿、滥砍滥伐等活动。严格保护花瑶民族风情、民俗文化习俗，严格保护其居住地和居住方式、人口分布，严格保护其生产、生活习惯与其生存环境。
花瑶民族文化协调区范围：虎形山乡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以外及小沙江镇部分用地。
规划控制措施：该区域的建设应与花瑶民族文化、自然生态系统相衔接。严格控制各种有污染的开发建设，保持花瑶民族文化景观的可持续性及统一性。
4.2建立花瑶民族风情园
规划利用虎形山花瑶民俗村便利的交通、优良的地理位置，设置花瑶民俗风情园。内设各种花瑶研究机构、民俗活动表演及培训场所、挑花作坊、民族特色产品、饮食一条街及特色旅馆，集中体现花瑶民族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民俗风情，园区为集花瑶民族文化的研、学、演、庆、游为一体，做到保护与开发的有机结合。
4.3保护和尊重花瑶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营造花瑶民族文化生境
耕田与种植金银花为花瑶人传统的生产方式，规划将现有的梯田结合景观，进一步的整修，在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属性的前提下，形成亮丽的梯田景观。在延续其传统的生活习俗下，规划在花瑶居住集中地设置小型生活休闲广场，增加花瑶人们之间交流和活动，保持其花瑶人生产、生活的原真性，为其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4.4传统花瑶集居地的保护和整治
对于相对成组成院的花瑶集居地，他们依山就势、层层叠叠，周边分布了大量的古树、巨石。规划保护其现有的布局格局，以改善其交通、方便生活为原则，利用现有空地，拆除部分破旧的附属房，引入一条宽4m的小路，满足消防要求，也便于其生活出入，适应现代化的生活需求。同时，在集聚地的中心地段结合古树，开辟一个小型的生活休闲广场，为花瑶人提供一个交流休闲活动的场所。
4.5传统居住建筑的保护与整治
吊脚楼为花瑶人居住的传统建筑，其充分地利用现有地形有效地解决了山地建筑底层潮湿的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化的生活家具进入花瑶平常人家，其居住建筑也在不断变化，出现了砖砼楼房和砖木形式的吊脚楼。为此，规划本着保护其吊脚楼的传统形式，提高吊脚楼的生命力，将吊脚楼底层支撑柱采用砼结构，外砌当地石块，保护其自然古朴的风格，同时，底层敞开，作为家禽及农具房。二、三楼厨卫采用砼混结构，外墙采用木材加以包装，其余均为木结构，既保留其吊脚楼的传统风格，又适用现代化的生活要求。
4.6虎形山路商业街的立面整治
虎形山路两侧为村内主要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其建筑大部分为2~3层的砖混楼，与花瑶古寨的风貌形成了强烈冲突，为此，对其传统建筑的形式进一步研究，以坡屋顶、木结构、窗花、檐口等花瑶建筑特色为元素，对沿街建筑进行全面整修，保持花瑶古寨风貌的协调。
4.7古树、巨石的保护
划定古树、巨石保护范围，禁止作为其他用地，设置其标识牌，介绍其名称和巨石美好的传说，加强宣传与教育。
5结束语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动力，在社会文化变迁相当剧烈、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席卷世界的今天，规划师们运用其规划技术和措施，合理地进行各项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提出各种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整治措施，以文化来指导规划，以规划来保护各种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
民族文化论文 篇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民族文化凝聚着民族感情、民族意识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增强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要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享有基本文化权益。以信息文化来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指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信息文化的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特点，充分发挥信息文化在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中的驱动作用、支撑作用和提升作用。
1.1信息文化有利于全民族文化创作更加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的参与。文化发展首先需要人才的保证，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文化人才出现，文化的发展是难以持续的。而且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民族性，来源于人民实践又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所以更加注重从老百姓中发掘文化人才，注重培养大众的文化创作队伍。信息文化的创作主体具有全民化的特点，从而保证了全民族文化创作的人才供应，通过广泛吸收各行各业的文化人才，可以培养出一只优秀的、大众的文化创作队伍，让全民族文化创作更加繁荣。
1.2信息文化有利于全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发展文化创作力得到充分展现是文化发展的标志，文化个性化发展为文化创作提供了新思想、新动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来源于全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发展。信息文化具有创作活力持续迸发的特点，借助于信息文化创作主体的全民化，它可以融合全民族文化的共性，也可以为全民族文化个性化发展提供平台，让民族文化创作主体的文化创意持续迸发，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作品。
1.3信息文化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文化作品为民喜闻乐见可以提升全民的幸福感，提高全民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因为优秀的文化作品可以鼓舞人，可以为民众提供既反映现实生活，又可以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困难与困惑提供解决方案。从结果为导向的视角看，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目的都是以文化创作成果为民喜闻乐见为落脚点，而信息文化创作成果为民喜闻乐见，因此也可以推论出信息文化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有利于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1.4信息文化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和外交影响力，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是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之一，也是我国文化实力彰显的关键。信息文化具有的文化影响力国际化和全球化特点，非常有助于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增进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增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1.5信息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在既有文化基础上的文化传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变革和创新。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增强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发展的历史，首先是文化传承的历史”。信息文化是一种与世界文化共同的传播与继承形式，通过这种共同的文化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就很容易地超出本国本民族的范围在世界上传播与继承，以至让中国的民族文化影响世界。
2以信息文化增强我国民族文化创造活力需要注意的问题
信息文化作为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信息文化在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和在加快扩大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交往等方面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信息文化也增大了全球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给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2.1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它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三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才能充分挖掘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深厚的文化创造源泉，才能激发人民群众高昂的文化创造热情与活力。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同时，也让中华民族各族同胞心连心紧密团结在一起，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要求人民群众不断增强文化创造活力，只有不断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才能反映出人民群众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断展现出人民群众的新风貌，在文化创新中有新的收获和喜悦，使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善于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中国信息文化的理论基础，成为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行动指南。所以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增强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全民族文化创造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2必须预防信息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伤害和挑战信息文化霸权是信息霸权与文化霸权的结合，它们共同为信息文化霸权主义的强势扩张奠定了基础。所谓“信息文化霸权主义”是指一些发达国家仗着自身在信息文化上的强势地位，借助于信息文化具有的文化影响力国际化和全球化特点，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渗透，以达到让这些相对落后国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思想统治和控制的目的。俄罗斯信息学家A.B.斯克沃尔佐夫曾在论文《信息文化与国家安全》中提到：“对国家安全现代条件的理解与信息文化某些问题的解决有关。今天，我们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文化滞后。为了克服文化滞后，使虚拟现实概念适应信息活动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文化霸权主义确实存在，例如从信息文化流的方向来看，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西方信息文化的流入，会使西方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文化的整体移入，从而压抑了其它国家原有的本民族文化的发展，随着信息文化逆差的逐渐扩大，很有可能其它弱小国家会失去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据有关数据显示“世界上2/3的信息来源于只占世界人口1/7的发达国家，世界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有80%来自西方主要通讯社。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信息文化霸权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因为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战略服务的，它是为国家霸权主义服务的，它是想用文化统领世界，因为“霸权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成功地把自己的利益装扮成普遍的要求”。因此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必须预防信息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伤害和挑战。
2.3必须预防信息文化中其它民族语言对中华民族语言的同化民族学家和文化学家经常说：“语言就是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有56个民族，据统计有1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它们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消亡了，大部分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也会随之消失。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同时，必须注意加强保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消失，必须更加警惕信息文化中其它民族语言对中华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同化。我们需要高度关注信息文化中强势语言对我国民族话语权的挑战，如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指出，“世界已经越来越离开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中，他们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现在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中文母语正日益面临着被其它民族语言淹没的危险，守护中文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英文是信息文化传播的主要语言，使得西方学术界与新闻媒体的观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信息社会中形成话语霸权；另一方面，前些年在中国的外语热相继出现了重英语轻中文母语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中夹杂使用着大量外文，英文居多，并被人们引以为荣，逐渐成为风尚，特别是中国出现留学低龄化的倾向，更容易使中华民族的下一代在文化上与母语割裂，在交流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面都会被西方文化所同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全民族文化创新等方面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在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必须注意预防信息文化中其它民族语言对中华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同化，必须加强国民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必须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民族文化论文 篇五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高潮：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20)笔者自80年代末以来致力于这样的探讨，在主持的一系列课题研究和发表的一些著述中体现了逐步探索的轨迹，如《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载《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5期；《中日近世经济观略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1期；《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译序，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301页；《中日近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与现代》，载日本高崎经济大学《东洋思想与现代》特刊1994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经济文化一体性的理论思考》，载《沿海企业与科技》特稿1997年第5期；《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载《财经论坛》1998年第5期等。
民族文化论文 篇六
民族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旅游是文化传播的平台和载体”，对一个地方来说，旅游不仅仅是一项经济事业，它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性质，因此，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成为现代旅游业越来越重视的资源。首先，借民族风情搭建旅游文化平台。在国内旅游文化建设格局中，云南素以多样化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发展中独具特色。罗平旅游文化建设要走出省内，也需要借助民族风情，“以美丽的自然环境为载体；以独特的民俗民趣为形态；以鲜明的民族气质为核心；以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为见证。”展示自己独到的区域民族特色，吸引省内外游客。所以，通过开发民族民俗、节庆文化等资源，如西双版纳傣家泼水节那样，可以打造精品旅游文化平台，以带动整个区域旅游文化的建设，其次，以民族文化形成旅游文化品牌。民族地区各民族有着自己丰富的民俗风情，在区域差异性中形成民族文化的异质性。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情韵，以丰富多姿的风俗民情与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对游客产生吸引力，从而形成旅游文化品牌。如昆明的民族村、楚雄的彝人古镇，以及云南印象、丽水金沙等，都是通过民族文化独特性而打造的旅游文化品牌，在旅游事业中形成影响力。再次，以民族旅游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中体现着本民族的特色服饰、饮食、生产工艺用品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元素，为开发旅游商品提供了文化内涵，是形成旅游产业链的源泉。民族旅游商品不仅能满足游客的需求，还能将民族文化元素借助旅游商品得以保存，这种民族文化含量越高，旅游产品越具有吸引力，越能使其产业链增值，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加明显。随着互联网发展，以及人们出行方式多样化，那种以“看”的旅游资源越来越满足不了人们旅游的需求目的。现代旅游发展的趋势，已经摆脱了单纯的自然、人文景观观赏，逐渐向文化体验转型。因此，民族文化丰富的文化意蕴转化为旅游资源，人们不是能够通过“看”就能感受其魅力的，只有亲自参与其中，才能真正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民族文化的旅游，既能满足人 们旅游中新奇的体验，又能展示民族文化风貌，对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了解，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罗平旅游文化建设中的民族文化资源
罗平境内，居住着占总人口13%的布依、彝、回、苗等少数民族，相对于云南其他民族地区，罗平的民族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太强的优势，但在滇东依然有着它的独到之处。罗平各民族服饰、节庆活动、民族舞蹈等民族文化元素，为罗平的旅游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资源。
1.多样化的民族节庆活动文化。
节庆活动是每个民族的民俗与文化集中表现形式，带有浓郁的区域和人文特色。罗平除了汉族传统节日外，还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节庆活动文化。如布依族的对歌节、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祭山节，苗族的踩山花节等，无不体现着群体的参与性，又呈现着差异性，以及狂欢性，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因此，“节庆的组合与协作是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的良好方式”，开发民俗节庆旅游，不但能丰富区域旅游资源，还能从文化内涵上传播当地形象。
2.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罗平在饮食文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首先，罗平独到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盛产黄姜、白果等“三白三黄”特产；其次，形成一些有特色菜肴，如白果炖猪脚、百合水晶球、云腿水晶靓白薯等；第三，地方小吃风味浓郁，如卷粉、凉粉、面蒿粑粑等，也为罗平的旅游文化建设提供了旅游产业开发资源。旅游目的包括了休闲、娱乐、度假，为此，良好的食宿环境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打造出独具特色、物美价廉的风味佳肴，将进一步丰富着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的韵味。
3.丰富的民族音乐舞蹈。
罗平民间有着花灯等艺术形态，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大量的民族音乐舞蹈。如，布依族的蚂螂舞、竹竿舞等，彝族的山歌小调、“跳把式”、“箩箩舞”、“摆马”舞，苗族芦笙舞等。每逢节庆、婚嫁、丧葬、祭祀等活动，各族男女盛装云集，或对歌，或舞蹈，体现出别具风味的民俗传统，对开发旅游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4.绚丽多姿的服饰文化。
“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符号载体，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服饰就是形象的史书”，罗平的彝族、布依族、苗族等民族服饰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景观，也是一种形象的史书。在民族服饰文化中，布依族的蜡染，布依族和苗族的手工刺绣，体现了各民族的审美与精湛技法，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经济效益，有利于开发为民族特色的旅游工艺品。所以，民族文化既是人类最普遍的文化形态，也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特质，在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罗平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融合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罗平县委政府、旅游文化部门注重开发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先后举办了油菜花节、开发了多依河布依族文化景区，建设了布依族风情园等，在旅游业发展与旅游文化建设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罗平成为滇东的旅游精品与代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罗平旅游文化建设在深入开发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民族文化旅游精品不多。目前，罗平布依族文化旅游已初具成形，多依河景区已较成熟，进入景区品质转型升级阶段，但布依风情园还未展现旅游功能，长底乡还需要开发打造。同时，旧屋基、鲁布革等地彝族、苗族文化资源也需要开发打造。因此，民族文化旅游显现得过于单一，大大制约了民族文化旅游特色的彰显。其次，民族文化体验、参与性项目太少。罗平旅游总体上仍偏向于自然生态观赏，文化旅游形态较为单一，加之，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分散，资源挖掘深度和整合利用不够，文化体验、文化休闲娱乐项目极少。再次，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规划布局与整合发展滞后。随着经济观念的转化，一些民族村落自发开发了许多旅游、休闲项目以发展经济。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布局，加之利己观念意识主导，忽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导致旅游项目重复建设，特色不突出。同时，民情风情旅游，各自为政、单打独斗，旅游品牌效应、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大打折扣。第四，民族文化旅游工艺产品水平不高。虽然布依族制作了竹制风车、水桶、水车等民族工艺品，但由于文化意蕴挖掘打造还不足，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因素，整体上罗平的民族特色文化商品和旅游工艺纪念品水平不高，缺乏观赏性、收藏性的文化旅游工艺产品。
四、罗平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推进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挖掘
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逐步枯竭和消亡。因此，罗平应建立相应的文化政策与机制，全面推进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挖掘。只有盘清家底，为旅游规划部门提供现实依据，才能确定哪些需要拯救和保护，哪些可以开发、如何开发。
(二)准确定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取向
旅游业在开发地区民族文化资源时，也会给民族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如满足游客“猎奇心理”而交易化，过度“文化表演”而庸俗化，甚至因经济需求而导致民族文化的退化。因此，准确定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取向，才能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既可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又能满足旅游发展需要。罗平的民族文化基础不厚，生态脆弱，如果急功近利、过度包装，则会颠覆民族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改变其文化结构与生态环境，那么，要打造有特色和竞争力的旅游品牌就会力不从心。所以，罗平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应定位为休闲、体验的生态文化，结合新农村建设，通过民族村落休闲项目，让旅游者更多地滞留罗平，引导游客参与、体验罗平民族文化的魅力。
(三)加速民族地区旅游规划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罗平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山区，民族文化旅游受制于山区交通，因此，改善民族地区旅游交通设施是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条件。首先，做好整体规划。一是结合罗平区域位置条件，联通昆明、广西、贵州交通，拓展旅游辐射空间；二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整合师宗五龙民族乡，连贯罗平河、多依河、鲁布革、旧屋基，再到板桥、长底、九龙的旅游路线，形成乡镇村落“小而精”的旅游品格，提高旅行通畅性，缩短旅行时空，延伸游玩时空。其次，科学规划，结合地方经济实力，逐步推进基础建设。再次，给予政策支持，吸引民间资金投入，以旅游项目方式推进基础建设，从旅游效益中产生回报。最后，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纳入地方政绩考核而形成保障。
(四)加大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力度
罗平的民族文化传统，目前更多地处于“待在深闺人未识”，因此，在组织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也应加大罗平加大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要借助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也可借助文化节庆活动中，以民族文化专题的文学、摄影、绘画展示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甚至开展专题旅游广告，以印刷、广播、影视、户外等广告形式，强化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宣传，以整合的宣传阵势推销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从而获得旅游者最大程度的认同，推进罗平民族文化旅游。
(五)强化监督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民族文化不仅是一种旅游资源，同时它对提升旅游品质、旅游形象与旅游品牌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对旅游景区饮食、住宿、社会安定及生态环境加强指导与监管，一方面给予政策扶持，鼓励与引导自筹经费，开发旅游产业，另一方面也要设置进入门槛，强化监督与管理，在有序化竞争中提升服务质量，留住游客，提高社会声誉。罗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具有较强的人文性与独特性，科学合理地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对罗平旅游文化建设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民族文化论文 篇七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传统祖国是“三位一体”的意义结构体，“天下”为体，故土家乡是根基，政治国家是保障，伦理文化是支撑，是“乡土之国”、“中国”、“中华”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在相对封闭隔离的内陆生存环境中，在自然经济、政教合一的宗法农业社会，在认识改造自然社会、创造中华文明的实践话动中，对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长期思索、反复定位，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了“三位一体”的祖国的意义结构。所谓“一体”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天下”)，“三位”指村社共同体(乡土)、多民族共同体(“中国”)和伦理型的民族文化(“中华”)。其中，村社共同体是基础，是联系个体的情感心理纽带，多民族共同体(国家)是调控个体社会生活的政治保证，而人伦文化则是调节整合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的精神支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构成有机整体。
一、“天下”：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
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终构成其所热爱的祖国的价值内核，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价值理念不断内化，历史地积淀成“天下”人文观念。
人们一般地把“天下”理解为实体性的空间地理概念，但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天下”具有特定的人文内涵。总的来说，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力量，民族是“天下”的最高意义。“天下”具有神圣性，其利益不可侵犯。是故，“天下”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天下”是传统祖国的根本意义所在。
首先，民众利益是“天下”的基本意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为天下位天下也。”“天下”是“天下”民众的“天下”，而不是君主一人的私利。所以，天子的职能不是剥夺、占有“天下”利益，相反，天子是为天下民众的生存而治理天下的。是故，在天下、国家、君主的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他批判君主专制独裁，说“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强调“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王夫之也倡导“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总之，儒家特别是明清之季的启蒙思想家都认为民众是“天下”的主要力量，民众利益比君国利益更重要，但没有也不可能确立人民主体论的政治观。
其次，民族利益是“天下”的最高意义。王夫之以“天下之大公”为最高价值尺度，阐释了爱国主义的价值序列的层次性。指出了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价值，高扬了民族爱国主义的信仰。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辩，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也；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一人之义”“一时之义”与“古今之通义”都是在“公”的层面上按照价值普遍性的大小从低到高的排序。也就是说，以“天下之大公”来衡量三者，个人的正义最低、君主国家(“一时之大义”)利益次之，民族利益(“古今通义”)最重要。当三者发生矛盾冲突时，“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而应该舍小义，取“大义”，全“通义”。这就是说，民族利益是“天下之大公”的体现，从而是“天下”的最高价值意义，“天下”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顾炎武曾经严格区别了“国”与“天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指一家一姓之王朝，是一己之私利，而“天下”则是不因王朝更迭而永恒存在的民族及其整体利益。两者在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显然是“天下”重于。国家”。“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由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超越时空界限的民族爱国主义宣言书，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自觉认识和维护，成为“祖国”观念的价值核心。
再次，“天下”人文观成为社会正义原则，具有神圣的价值意义。“天下”既然是永远高于专制国家的价值理想，是衡量现存国家合理性的最高尺度，对于现存国家始终具有批判超越性的一面。这样，它就取得了与中华民族的祖国在价值观念上相契合相对等的地位和意义。不妨说，它是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象征，是传统祖国之根本价值意义所在。因此，它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祖国观念的价值之源和意义之本。
二、村社：中华民族的“祖国”原型
中华民族在形成之早期，不像希腊等为代表的西欧社会，经过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社会分工和交往扫荡了氏族公社的血缘残余，以地域性的社会组织进入了文明国家阶段。相反，它没有经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之阶段，而由氏族进入国家阶段，这样，国家就保留着大量的氏族残余。农村公社就成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社会基础。我们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把村社共同体看作是生养自己的最直接最具体最现实的“祖国”原型，几千年来积淀成深厚的恋土思乡的情感，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拂拭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我们认为，故土家乡是我们民族祖国观念的基础和纽带，是产生“中国”和“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前提。
1.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维系氏族共同体的物质力量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社成员对属于每个人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和追求，成为他们认同、归属该共同体的价值前提。虽然说专制君主剥夺了共同体成员的这种神圣的公共利益，但中华民族始终把“公天下”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理想。一部沉重的散发着原始民主精神的大同思想史，正是对这种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想追求的历史体现。所以说，乡土情结的价值指向乃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村社共同体是传统祖国的价值原型。
2.自然血亲情感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基础。古代的农村公社，是时间上的血缘和空间上的地缘相统一的社会复合体，其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实质上仍是自然血亲人际情感。儒家的礼乐文化是建立在“仁”的根基上的。“仁”不是一种外在性的强制的规范，而是个体自觉的人性意识。儒家的仁学思想是以宗法农业公社的自然血亲人际情感为文化心理纽带的。这种“群体至上”的利他性道德意识，表明了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质朴敦厚无私无虑的人际情感。它由父子、夫妇、兄弟推至朋友、邻里。即由家族推及宗族社会，自然成为个体成员的人生归宿。因此说，自然血亲情感构成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情感心理纽带。
3.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在古代，由于战争、内乱或者种族压迫，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公社成员被迫迁徙他地，客走他乡。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异乡异俗，常常勾起人们思念家乡故土的情思。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历程中，逐渐积淀成炎黄子孙的思乡情结。思念家乡故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情感，不管是伟人圣贤，还是凡夫俗子，无不如此。刘邦称帝后，还归故乡沛县，和父老乡亲引吭高歌雄浑慷慨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那“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我们民族那种难以拂拭的乡土情结。如果把它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乡土意识便溶入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升华为一种高尚的国家民族意识即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说，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
总之，中华民族把村社共同体理解成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原型。原始公社的公共土地、人际情感和乡土情结，分别构成传统祖国的价值本源、情感纽带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中华民族之传统祖国观念，从起源和基础来看，它首先是乡土之国。
三、“中国”：多民族的共同体
作为“乡土中国”政治化的历史产物，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理解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凝结为“中国”这一概念。
在先秦历史典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早之称谓为“区夏”、“诸夏”、“华夏”、“中国”。何谓“夏”，《说文》卷五训为“夏，中国之人也，从父，从页，从臼。臼，两手，父，两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申为“大”。近人通过考辨殷墟陶片中的象形文字，认为“此为人之象形。“华夏”一词见于金文频繁出现。故它是周人尚文之风尚，强调民族之文化意义的产物。“中国”一词的称谓，略晚于“夏”之观念的产生。大致自商代萌生，到周代便正式形成。后世称“商”为中商，可作为“中国”人文指称的起源。王尔敏先生根据先秦25种有其载记的典籍详加考证，认为“中国”一词出现凡178次，其意义有五类：(1)指京师，凡9次；(2)指国境之内，即国中，凡17次；(3)指诸夏之领域，凡145次；(4)指中等之国，凡6次；(5)中央之国，凡1次。认为“中国”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并“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亦即“中国”就是长期生活在共同地域的同血缘同文化之诸夏民族的统称，亦即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尧舜禹古史传说时代系指酋邦或邦国。夏商周三代系指天下共主的宗法国家，秦汉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之后。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之指谓，并不侧重于种族之血缘意义，而是强调政治之大一统和文化之大一统意义。政治大一统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对民族内部而言，实行家国同构、君国交织的专制统治。亦即专制君主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民族的象征。其二是对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言，专制君主是“天下共主”，“中国”与其他民族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作为政治大一统形态的“中国”，要求个体成员忠君爱国。由此，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君与国的交织纠缠，衍生出复杂而矛盾的价值观念，甚至使忠君与爱国演变成二律背反的历史悲剧。
四、“中华”：伦理型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在本质上把“祖国”看成是具有高度发达之伦理文化的“礼仪之邦”。对祖国的认同和民族个性主要是文化的认同和文化个性。这就历史地凝聚成一个观念即“中华”。元人王元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若从炎黄算起，中华文明具有六、七千年的光辉历史。它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中华民族其他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汉化和胡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中华文化把群体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国家民族利益。在义利、公私、群己关系上，崇尚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人生信条，极大地凝聚了中华民族，民族的整体利益被整合成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为个体在爱国主义实践中正确处理民族、君主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多维价值关系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诠释成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实体，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较，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中华文化崇尚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反对民族压迫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对于来自周边民族的侵扰，总是先以和平方式来化解矛盾，迫不得已，才奋起还击，这叫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对待周边民族的态度上，反对以血统种族标准贬低、污辱文化落后的民族，而倡导用宽容的文化标准衡量民族之先进与否。这种酷爱自由、追求和平的人文情怀，为加强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又为中华民族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提供了鲜活的精神动力。所以说，“中华”是中华民族传统祖国观念的灵魂和统帅，是中华民族立足发展的精神依据。
民族文化论文 篇八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高潮：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民族文化论文 篇九
1.访谈法和观察法：访谈内容主要包含游客对当地民俗风情的认知、如何看待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文化的影响、游客感知到的裕固族文化保留程度；居民对民族旅游开发的态度、在旅游业中的参与度、居民行为的变化等。访谈在2013.10.3—2013.10.7进行，地点选择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景区、公园、广场，被访谈人员针对不同年龄、民族、性别和职业群的游客和居民。此次访谈共选择70名被访者，其中女性有40人、男性有30人，年龄层次集中在18~35岁之间，被访者职业以学生、公务员以及个体经营户为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说明访谈具有较高的说服力。
2.文献法：查阅大量相关学术文献和地方资料，结合文化涵化理论，②进行逻辑推理。
二、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
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访谈和走访观察，结合相关理论，得出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生活方式的变化、语言和观念的变化以及娱乐与消费变化三个方面（刘海洋，2010）。就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
1.裕固族语言和观念变化。（1）语言使用率下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裕固族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大大加强，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率下降。绝大多数游客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文化有影响，有过半的游客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语言有负面影响。访谈发现，居民对这种没有文字做载体的民族语言感到担忧，当地年幼的孩子很多不会本族的语言，从小接触的是汉语，民族语言的使用率逐渐在消失。（2）居民自我发展意识增强。思想意识是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心理的复杂关系中长期形成的。过去的裕固族接触最多的是自然，与自然相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多，进而自我感悟能力受到影响。访谈发现，自从旅游开发后，随着游客外来文化的传播，居民自我发展意识增强，他们逐渐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去生活、去发展，有了生存危机感。大多游客认为当地居民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较高，特别是居民自觉思考如何使裕固族文化更有吸引力，意识到保持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更重要。
2.生活方式文化变化。（1）生产方式迅速转型。裕固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游牧生产基础上的游牧生活，牧民常年居住在牛毛帐篷里。随着旅游业的涉入，生产方式迅速转型，更多的裕固族居民从事了旅游业；牧民们的帐篷逐渐退出了生活的舞台，开始修筑砖房，风格也逐渐向城市转变。（2）传统手工艺传承受到挑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老年人和孩子都集中搬迁到了交通方便的集镇生活，完全生活在牧场的人口急剧减少，从事商业、旅游服务业的人口在逐年增加，访谈中发现一些传统的民族手工业已经逐渐失传，民族传统手艺文化受到了挑战。（3）传统服饰成为民族旅游的符号。传统裕固族服饰独具特色、艳丽多彩，已有千年历史。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裕固族人在日常中的穿着跟汉族人几乎没有区别，传统服饰演变成一种节庆日礼服。自当地民族旅游兴起后，各式各样艳丽的民族服饰加演艺表演出现在许多旅游风景点，成为了民族旅游的符号。访谈发现，绝大多数游客对裕固族服饰文化尤为感兴趣，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服饰的变化有积极影响。虽然目前服饰文化商业化内涵不足，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吸引了更多游客，激发了居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很多居民已经意识到本民族服饰的商业开发价值，又穿回了民族服饰，特别是在旅游节庆期间，穿着打扮极具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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