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论文 篇一
应对公共危机事件就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危机管理机制，政府的性质与职能使其在危机管理机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主导角色，但政府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也不必要代替一切，作为危机管理机制中重要一员的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公共危机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难控性、紧迫性，这从需求上要求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危机时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具有公共性、自治性、民间性和志愿性，在专业技术、灵活性、组织机制上等具有优势，从供给角度讲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发挥重要作用具有了可能性。
1、必要性分析
公共危机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难控性、紧迫性，它的破坏性极大，影响很广，不确定性很大，从而使应对的成本很高，对专业技术、组织体系等要求很高，其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应对公共危机具有公共性和慈善意义，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作为公共服务的当然提供者政府自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具有某些独特的优势，如大量的财、物资源，严密的管理体系，强制性的管理机制等。但同时，它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特定的公共危机要求特定的专业技术去应对，政府严格的层级体系可能阻滞公共信息的传播等。单靠政府很难达到及时、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的要求。所以，应对公共危机是一个庞杂的系统的社会公共工程，其需求的不仅是财物资源和强制性机制，也需求专业性技术和社会自治机制，非政府组织在提供专业技术和自治机制方面有着对政府的“助理”作用。
*从上表所列出的比较内容可以看出，在具体的某一项灾害应急管理过程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由于各自拥有不同的资源、组织和社会优势，参与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的目标、地点、时间、方式、内容以及具体效果等都存在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作为两类各具特色的社会组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两者之间应当互相配合，加强沟通，协同运作。[1]公共危机的特性决定了在应对危机中仅仅发挥政府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利用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灵活性等优势特性，以弥补政府的不足之处。可见在危机管理中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2、可能性分析
非政府组织的内容复杂多样，但普遍具有公共性、自治性、民间性和志愿性等特征。非政府组织的特性使其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有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可能性：
(1)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性是它能够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公共性是非政府组织愿意进入营利组织一般不愿涉足的领域，应对公共危机具有很强的慈善意义、无利可图，并且介入其中还带有相当的危险性。另外，公共性也使得人们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大于对营利组织的信任，它们更容易获得认同。
(2)非政府组织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定得很明确即：关注某一类社会问题或救助某一弱势群体，并将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吸纳组织成员。他的专业性有利于其在危机处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3)非政府组织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公共危机中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而政府组织往往由于严格的层级体系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使得他们反应缓慢或者没反应，而非政府组织则可以在公共利益的旗帜下迅速地做出反应，灵活的调整自己具体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内容，解决公共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提供多样化而不是政府般整齐划一的服务。
(4)非政府组织的机制合理性。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的运作成本低于政府组织，因为非政府组织有志愿者参与，他们可提供免费服务；非政府组织没有庞杂的行政体系和组织机构。非政府组织一般具有较强的使命感、责任心，其成员一般热衷于其所开展的事业，这也可以提高它在应对公共危机使得服务效率和质量。[2]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作用的表现
在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建设中，需要建立一个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国际资源等元素构成的网络系统。在强调政府部门危机管理的同时，还应实现危机管理系统中参与主体多元化，最大可能地吸纳各种社会力量，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应对危机，使危机处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创新精神及更高的效率。非政府组织是整个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社会系统实现协调、沟通目标的重要环节，是危机应对网络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非政府组织在危机预警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应对危机事件最好的结果实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在危机爆发之前及时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既可节省社会资源又避免其破坏性，更重要的意义是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生命、生理和心理等创伤不是一句简单的“已经控制住了危机”可以弥补得了的，所以公共危机的预防以及危机升级的防控极其重要。而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上接政府下联基层群众的“桥梁”角色使其能够更加便捷、迅速的发现危机的根源和苗头，从而呼吁并引起整个社会的注意和重视；另外，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使得它们对于特定公共危机的产生有着更加敏锐、前瞻的洞察力，这是他们的技术优势；并且他们的使命感也使得他们对公共危机特别的关注，对危机给予别的组织一般不能做到的重视。
2、在危机发生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1)危机事件一旦发生，政府动用行政力量解决危机，有时会出现调度不灵，协调失衡，行动不及时的情况，这时就需要有大量的非政府民间力量的支持，危机发生地就近的非政府组织此时就可以快速的发动和组织大量民间专业人员、应急物资应对危机，为聚集庞大的社会闲置力量提供支持。非政府组织更具有专业性，可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开展救助工作。(2)非政府组织还时刻关注危机中政府部门无法或不及关注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并予以必要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持帮助。例如在非典时期，社会中大量的民工、无业人员、城市游民等弱势群体，没有被纳入政府行政管理的范畴，因此，这部分人群的危机防范往往是政府部门最难以顾及的软肋，相应的管理和约束皆出于缺失状态。因而，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社区或各种民间志愿组织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弥补政府行为的不足，使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被忽视。(3)在危机处理中，非政府组织有利于社会凝聚起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形成独立的自组织能力，以实现危机时刻社会自我管理与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危机时刻公民应培育出一种健康理性的、自主的独立意识，而不应对政府全盘依赖。从我国处理危机的现状看，目前只有政府的积极性，却缺乏社会自身的主动性。(4)临时的非政府组织在危机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在危机中，往往会形成一类由危机所涉及人群自发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可能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可能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和成员，但他们在固定的地域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有很强的自生性。此类自组织有着相当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也较容易组织，对外界忽视了的危机可以自发地具体的应对，它对于正式的大型的非政府组织又是一种作用。推而广之，在危机爆发之后社会基层完全可以发动这样的组织开展应对措施。(5)非政府组织在危机后的处理善后作用。非政府组织主要是辅助政府部门进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工作。包括：给与必要的经济援助、弥补其在危机中的损失，启动生产；组织、调节供销渠道及时提供民众生活日常和急需物品，保障公众的日常生活；陈述发展生产对解决危机问题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性；强化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实施力度等；募捐及组织志愿服务等。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稳定政治，重新恢复和建立各种秩序。
四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保证
当今世界各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作用日益突出。例如：日本阪神大地震中最先到现场并发挥作用的就是民间组织；美国“9·11”事件中，非政府组织体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我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相比较，国内非政府组织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发挥作用的效能上都存在很大程度的不足，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危机时的作用的发挥。要保证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危机时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从多方面加强建设与改进。
1、政府应建立与非政府组织的平等合作关系，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发展。政府应该以立法形式确立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界定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明确关系。在法律上两者应该是平等的，是指导与被指导、扶持与被扶持的关系。积极合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危机使得作用，大胆委托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并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引导、管理和监督，防止“志愿失灵”现象的发生。在政策上要降低非政府组织的准入标准，在税收政策上，应对非政府组织给予扶持和帮助，应尽快完善资金募集和管理办法，在资金募集途径和方式等方面给非政府组织提供安全可靠的后勤保障。政府在推进我国社区建设的进程中，要大力倡导社区非政府组织建设，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促进社区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与壮大。
2、非政府组织本身应加强能力建设，与政府有效合作。当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相比仍处于初级阶段，突出表现在整体意识、专业化管理和自律规范等方面。专业化的非政府组织，应该具有明确的服务宗旨、清晰的工作计划、科学的领导系统、专业志愿者和学者、理性的决策系统、规范的筹资方式和资金管理模式、有力的监督机构等要素。在加强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建设进程中，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展科学化、规范化的组织操作，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形成“一整套人力资源的开发、配置、使用和管理的工作机制”，形成一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工作团队。大力发掘、培养组织领导人才；引进专家和学者；对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设立上岗服务证制度，建立志愿工作者专业评估体系。[3]同时，非政府组织应该主动邀请政府监督其工作；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应该充分听取政府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参与政府的工作计划；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和拨款资助。使组织走向内部控制良好，外部关系融洽的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来。另外，为更好的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该注意建设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的评估机制，即从每次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对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制度自身做出评价，使制度本身具有自学习和自适应性，以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确保其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更新能力。[3]
3、提高公众参与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积极性，使公众愿意并从事公益的事业。参与性是非政府组织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又一特性，几乎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或多或少的依赖于人们的志愿参与。一般说来，自主型而不是依附型社会文化更容易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自主型而不是专制型社会文化更有利于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和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社会精神的培育和独立性现代人格的形成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性为公”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参与其中激励依靠的是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依靠的是人们古道热肠般的仁慈心与同情心。所以，培养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培养社会公德心、使命感就显得格外必要。
公共危机论文 篇二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治理主体参与一国或一个地区危机治理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其利益的过程。对于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危机治理谋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直接诱因；对于企业组织或个人而言，谋求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动因；对于国际组织、社团组织而言，谋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共同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目的，也是超脱国家利益之上的高层次的合作治理。在这众多的利益驱动中，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政治、经济、国际声誉等各个层面不一而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规则是一致的，即利益的权衡过程，其中尤其以国家主体利益取向为主要特征。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国际援助。战后，国际社会主要存在四种模式的国际援助：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战略型援助，即以实现称霸全球和控制战略地区为目标，从安全战略的基点出发，附加严格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二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型援助，即以扩大出口和拓展资金投放场所为主要目的，力图通过国际援助，为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援助；三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以帮助受援国改善经济条件为目标的超越政治意图的国际援助；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投资、贸易、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援助，即通过国际援助促进本国出口，保障资源供应，为经济扩张创造良好条件的一种援助。总之，国际援助作为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经济援助政策行为，是各援助国政府表达本国意志、调整国家关系、平衡国际格局、建构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
国家利益是指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作为决策依据的基本目标和重大利益，它包括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军事安全、经济繁荣、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关键。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但在这形形的国际关系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权衡的过程。
公共危机的国际合作治理同样也离不开这种利益的博弈，它必须以受助国让渡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援助方的援助。但是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援助，它是一方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前提下的援助诉求，没有太多的利益博弈的时间，需要援助方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避免因援助代价太高或援助过程的讨价还价而使受助国丧失国际合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协调机制。
三、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际规制的建立和协调的过程，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与合作。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的过程和困境就在于利益的权衡和博弈，有效地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就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各参与主体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各参与主体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所引致的损失对全球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泰铢的崩溃而导致亚洲经济衰退、世界股指大幅下滑，甚至连冲击基金发起人的索罗斯本人都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都有参与治理的共同利益需求，而我们的全球危机治理体系就是要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之上。
其次，在实现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这时双方就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既要避免因为援助方乘人之危大肆侵占受助国的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升级，要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
(二)建立国际公共危机分级管理机制。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等基本的特征，但是并非所有的公共危机都需要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根据危机危急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对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美国采用红、橙、黄、蓝、绿五种颜色由高到低来表示五个不同级别的危机。通过将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我们就可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启动国际合作机制，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都是根据各国自身的情况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给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国际性的危机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为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
(三)以联合国为核心，建立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在当前的各种国际合作机制中，只有联合国和各类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是超越于个体国家利益之上的合作方式，如世界银行宗旨是“通过促进生产事业的投资，开发成员国的生产资源”，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最高水平的健康”，联合国的宗旨为“促进世界和平”，这些宗旨都是为了谋取全球、全人类的共同福利。因此，我们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也应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以联合国为核心，各国家通过签订议定书或国际合作协议，明确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时机、方式、程度、权利、义务以及风险与利益分担机制，并通过建立联合国协调小组来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
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国际性的危机预警、通报和信息制度，联合国协调小组在对各国的预警信息进行综合、整理的基础上根据危机分级规定及时地向全球预警和援助信息，从而保证公共危机能在爆发初期就得到有效的遏制。
[摘要]公共危机影响和危害的广泛性需要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全球治理无疑是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途径，但是政治、经济、等多元利益的冲突是制约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关键。因此，在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基础上构建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合作治理框架成为必要。
网络舆情论文 篇三
一、关于公民社会
关于公民社会，国内外相关研究众多，所属不同学科的学者根据其研究范畴，从不同角度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定义。一般认为，“公民社会即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私营盈利机构，它是处于二者之间的社会领域，包括了那些为了保护或增进公众利益而自愿结合形成的组织！”。它是“一个强调权利主体的概念，是公众参与构建的社会，彰显公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拥有及行使。
二、网络舆情的特征
“网络可以带给公民更多的话语权和表现平台，给公民更大的媒介接近权，公民能够在网络上更方便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审视社会管理者的行为并予以实时监督，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舆情；。因此，“网络舆情不是一种独认的民主表达形态，它是公民以网络技术为媒介，参与和影响政治生活的新型方式。作为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它反映了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
网络舆情同时具有平等性、自由性、公开性和实时性的特征。平等性主要是指在网络世界里，作为网络舆情的者，无论在现实中为何种身份，其在此享有平等的网民身份。网络空间不拒绝任何有意愿加人讨论的主体平等自由地就某些社会热点问题发表意见；网络舆情的自由性表现在网民在网络平台的自由互动，能够就某一问题相互交流，彼此互动，形成持续的关注和参与，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之下，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信息畅通，传播者和受众可随时转变角色，受众可以随心所欲表达意愿，传播者可以从受众当中获取需要的信息及事件的最新动态；网络舆情的公开性，表现为所传播的信息一般公布于所有受众面前，传播者和受众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较容易实现阳光下的权利监督和意愿表达；网络舆情的实时性表现在，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当前社会发展当中的热点问题是并行的，移动网络环境的出现更为网民实时参与社会问题讨论提供了平台，民众无论在何时，在何地均可即时对问题发表看法。
三、网络舆情在公民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网络舆情平等、自由、公开和实时的特征也同时是公民社会基本形态的特征。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内涵是要突出公民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意识，网络舆情为公民提供了即时意见表达渠道，营造了政治参与空间，培育了自由、平等的公民意识，适合发挥公民的主体意识。综合分析起来，网络舆情在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一)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新路径
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影响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网络是一个没有强权的信息传播空间，网络所创造的平等是一种全新平等，这就让所有的网络舆情参与者有了平等的参与机会，公民由此拥有了自己独认的意思表达和行为表达能力，网络舆情在为公民提供参与政治路径的同时，还造就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
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指的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由于地域与政策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在现实当中能够参与政治决策的公民居少数。同时，中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基层自治和制度并不能完全满足公民的利益诉求。因此，平等、自由的网络环境自然成为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新场所。在当前主流网络社交平台中，如新浪微博、腾讯微信，人民网、凤凰网、网易和天涯等各大网络新闻论坛，针对时事热点的新闻事件讨论层出不穷，公民对时事政治，突发事件等内容关注程度极高，并实时展开激烈讨论。在网络中，公民还能够自由参与“两会”代表提案的讨论，针对新闻热点事件跟帖、评论，施展群众才华，发挥群众智慧，形成网络舆情，实现间接参与政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会自发地辨别事实真伪，学习各种政治活动常识，形成理性参政，合理议政的方式。网络舆情使公民既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机会，又锻炼了政治参与的能力，还可为在现实中参政议政积累经验。网络为民主转型拓宽了自下而上的路径，尤其是网络舆情的互动交往，强化了公民社会资本，对公民社会富有积极意义。
(二)为公民监督公共权力提供新工具
网络舆情监督是公众以网络媒体为平台，通过舆情表达的方式，对政府权力运作、社会公共事务及一切涉及公众利益与兴趣的人、事、物实施评定与督促，保证公众权利不受侵犯。公民社会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实施，群众利益的保障以及市场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监督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尤其在当前，网络即时交互平台搭建强调用户体验，使用便捷，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均能快速在网络上形成传播，网民能第一时间知悉并对事件作出评论，形成网络舆情，甚至影响事件发展进程。而不同网民根据所在的不同地域，所处的不同岗位采用不同视角同时对事件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广大民众在知情权被充分满足的情况下，自发对网络上关注度高，影响范围广的事件发生发展、处理处置形成监督。若事件出现变化，便会出现相应的剖析和评价。网络舆情以其最持久的耐心和最尖锐的角度，关注事件发展。虽然这些监督是柔性的，但更具人性化和道德感，体现着公民的观点和呼声。
现阶段传统媒体往往已无法达到这样广泛的民意舆情监督能力和影响力。如“天价烟局长”周久耕，2008年发表不当言论，即被网民曝出抽天价香烟，戴名表、开名车等问题，引发社会极大关注，被网民称作“最牛房产局长”、“天价烟局长”。次年10月，经相关部门查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依法判刑。近年来，网络舆情在食品安全问题，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对红十字会、监测部门、当地官员的问责，完善反腐机制、查办腐败案件，环境污染问题，景点收费问题等诸多方面广泛参与，表达着公民诉求，引发社会关注。在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过程中，网络舆情监督凭借其信息海量、覆盖面广、速度迅捷、互动性强和多媒体性等特点成为截至目前最具公共领域特征的舆情监督方式，体现了公民对司法执法、反腐倡廉、事故灾害和社会民生等方面的监督作用，反映着公民社会促进政府部门改进执政理念，尊重民情，关怀民众的力量，客观上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网络舆情监督是公民社会构建的重要力量。
(三)为公民表达诉求充当调节器
伴随着网络上日益增多的公共事件和敏感话题，以及公众在网络中已然体验到的话语权和主体感，公民表达诉求的情绪不断高涨。不可排除，网络上不时出现宣泄性的极端言论，并引发公众盲从评论，甚至冲动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网络舆情平台作为新兴媒体，成为了社会环境矛盾冲突的预警者和调节器，理性公民在网络上主动承担负面信息和不和谐言论的疏导工作，部分高素质人群主动根据网络传言辨析真伪曲直，扼制反面言论，形成正面网络舆情；另一方面，网络舆情环境逐步催生出“网络问政”和网络新闻发言人这种互联网时代政府机构吸纳舆情、疏导民心的创新形式。
毋庸置疑，网络舆情正以无法想象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在促进社会和谐，推进民主和法制，完善政府各项机制，关注公民社会当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2013年4月雅安市芦山县地震给灾区民众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是巨大的。灾难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不止于经济上的，对民众的心理伤害更无法估量。灾难面前，处于最基层的民众往往心里有苦却无处诉说，自身利益诉求难以表达。在此情况下，除了官方网络媒体的不断努力，网络民众的舆情反馈不容小觑，网民们在网络上为他们搭建了强大的利益诉求通道。在灾难面前，除了主流传统媒体不断对灾情和救灾情况进行跟踪报道外，在灾区一线的网友也在24小时不间断通过图片、视频等直观形式向外界发送灾区实况，让民众知悉现实状况，产生情感共鸣，也通过对灾情特殊地区的情况反映，引发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如：网友爆救援车辆在高速路口排起长龙等收费，呼吁收费站停止收费，让救命通道畅通无阻；雅安千名大学生被困，社会各界的捐助情况等等。此时公民对网络的关注，灾区人民对政府救援、医疗保障、应急响应、心理及法律援助等方面的要求和呼声在网络上形成舆情，让政府和相关部门了解到了公众的诉求，从而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和行动。
(四)为培育公民意识开辟新渠道
公民意识的具备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方式之一，只有当国家公民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这个国家才具有了构建完整公民社会的能力。在近年来发生的地震灾害当中，中国公民互帮互助，承担起了公民义务，表现出了良好的公民素养，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自我完善并发掘了自身参与监督政府行使权力的能力。而这样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正面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网络舆情给公民提供了发声渠道和独认思考的视角，为培育公民意识提供了沃土。凭借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整合发展，网络舆情环境的逐年变化，公民自发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追求利益诉求有效目标，不断朝提高信息分辨能力以及减少盲目参与事件的方向前进。伴随着网络舆情事件的不断更新升级，网络上不断出现各类虚假言论，网民自发对舆情事件进行真伪辨别，政治参与偏失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同时，网民意识到，通过网络舆情了解社会现状，参政议政，必须明辨真伪曲直。合理表达，热情与理性共存是提高公民参政水平，展现公民修养，提升公民意识的根本途径。
四、网络舆情对公民社会构建的反作用
毫无疑问，网络舆情在公民社会构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不可否认网络舆情平等、自由、开放性等特征，必然在构建公民社会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网民素质限制网络舆情推进公民社会发展进步。在开放自由的网络中，人人都可以参与评论，促成舆情的产生。这种低门槛的参与方式导致网络舆情的真实性和质量均难以保证。再由于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信息的者身份无从考证，伴随着当前网络上曝光的敏感事件日益增多，部分网民在网络上漫骂，发表极端言论，煽动民众不良情绪，引发等等，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恶劣影响。如“3·01”昆明事件发生后，网络上迅速出现10余则暴力事件谣言，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警方、权威机构和知名网站纷纷辟谣。这就需要公民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以及道德文化水平，才能理性抵制不良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
二是数字鸿沟限制网络言论主体。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改革期，社会矛盾导致各利益主体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再由于不同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网民大量集中于具备一定网络条件的城镇；不同年龄段人员参与网络的程度也存在巨大差异。巨大的数字鸿沟使得网络舆情的主体并不代表所有人的意见，极易出现反映的情况片面或者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如：当前反腐倡廉、贪官落马等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其促成公民高度关注并产成大量网络舆情，数据鸿沟极易使正面舆论产生偏差，使公权机构深陷公信力危机。
三是利益驱动导致不实言论的传播。在市场经济中，网络自然会被赋予强烈的商业色彩，通过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在真实世界中无法获得的感受和体验，让网民对网络形成依赖。相应的，网络上大量的商业化、娱乐性不良信息，对网络公民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腐化，并在此基础之上折射生成有一定利益目的的舆情，形成虚拟与现实的二维互动。这些行为一旦引导或治理不当，极易导致严重的，影响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政府通过改革加强引导作用，完善法律法规，倡导公平正义，针对复杂舆情进行深人研究调查，呼吁公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理性公民意识的觉醒等，都是当前通过网络舆情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解决复杂问题，推进公民社会发展的良方佳策，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深思。
五、结语
网络舆情论文 篇四
(一)社会问题推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产生当今社会，无论是重点高校，还是高职院校，都不是密闭的象牙塔，学生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世外之人。他们关心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关心奇闻异事、关心社会上存在的一切美好与丑陋的事情，当社会上披露出巨大的腐败贪污案件时，当看到贫富分化的巨大差距时，当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时，这一切的社会存在都会影响青年学子，他们用网络传播着自己的情感［2］。
(二)与师生密切相关的敏感事件的刺激一些与师生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发生时，如果现实中不能寻求帮助和利益得不到表达，往往会诉诸于网络。如教师职称评定与晋升，学生奖助学金评定、宿舍安全管理、校园餐厅食品安全等事件往往能激起师生们的共鸣和关注。为了表达对利益追逐的不满和追求利益表达，就会通过网络这种便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利益。
二、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监控能力透视
(一)部分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定位和目标不明晰高职院校作为高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场所，网络舆情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对网络舆情的监控和管理，引领校园的舆论导向，净化舆论环境，维护学校的稳定和发展。可是部分高职院校的舆情管理定位不明确，对于一些热点问题和负面信息，仍然采取传统媒体时代的处理方法———封锁消息。而忽视了网络“零时传播”的特征，学生们通过小道消息私下传播，结果适得其反，造成更大的恐慌和不安，也使事件的负面影响若干倍地放大，加大了网络舆情引导的难度，反而影响学校的稳定。
(二)网络舆情管理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专门的规章制度部分高职院校尽管初步建立了网络舆情管理体系，但由于人员的缺乏，从事网络舆情管理的多为兼职人员。这些舆情管理人员都是从各个部门和专业抽调而来，除了舆情管理工作还有各个职能部门分配的工作。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加上缺乏完善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导致舆情管理人员随意性强，执行力差，现实的网络舆情管理达不到预期效果。另外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管理机构，各个部门在实务操作时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突发事件出现后不能有效沟通协调形成合力解决问题。
三、提升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管理工作的对策研究
(一)建立完善、高效的舆情工作管理机制制度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新媒体背景下，首先，高职院校必须调整管理方式，成立以学校一把手为主的领导机构，以宣传部或者网络中心为办公机构。其次，设置正常的办公程序，不能流于形式，做好各种预案，比如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最后，完善舆情管理工作人员，选择一些思想政治过硬、网络技术较好并且具有心理学知识的一些教师担任舆情管理人员，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规范网络舆情管理人员的相关行为，同时还要加大财力和物力支持，形成一个机制完善，队伍素质高，有强力后盾保障的舆情管理机制［3］。
(二)重视课堂舆情引导，形成常规化的舆情教育辽宁日报刊登的致高校教师的一封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引发了对高校两课课堂的大讨论。高职院校的网络舆情教育应该是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结合，是合力教育，其中两课应该是基础和主力。思想政治教育老师课堂上通过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学生、加强对学生理论教育，用现实社会中有影响力正面事件引导学生。马克思说过，“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都是矛盾的结合体。”作为大学生甚至是一些愤世嫉俗的教师，面对社会的不公，要理性对待，不要盲目指责，不能人云亦云，要知道黑暗是为光明做准备，驱散了黑暗，我们才能享受更好的光明。同时高职院校要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打造“红色网站”，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定期组织红歌比赛、“我的中国梦”征文和演讲比赛，专栏分析社会和高校舆情中的热点问题，打造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
网络舆情论文 篇五
由于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从一个用户向另一个用户传播程，似于传染病从一个节点向另外一个节点的传播，本文采用传染病研究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程，幵一修改形成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模型。
1.1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式
在社交网络中，用户间的好友关系需要经双的认证才能够建立起，因此，社交网络可以看成是一个以用户为节点，以用户间的好友关系为边的无向无权网络，话题消息沿着节点间的边迚行传播，具如1所示[11]。
1.2传染病扩散机制的网络舆情话题传播模型
1.2.1网络舆情话题传播中各节点的定义
将网络节点分为三类：易感染节点(S)、传播节点(I)和免疫节点(R)，它们分定义如下：(1)易感染节点指未被传播状态，在t时刻未接收到某舆情话题信息的节点，处于S状态的节点很易因为接收到某话题状态转变为I状态。(2)传播节点表示在t时刻已经开始不断向网络中収布舆情话题信息的节点，幵且由于此状态节点对信息的传播，可以使未被传播状态的节点改变自身状态，变成I状态节点开始转収这信息。(3)免疫节点表示t时刻此节点处于免疫状态，不会被传播状态的节点传播的信息所影响[12]。
1.2.2网络舆情话题传播模型各节点转换觃则
针对某则舆情话题，社交网络中每个节点状态会在易感状态、传播状态、免疫状态乊间迚行转换，节点状态转换觃则具如下：(1)在始的网络中所有节点都为S状态；(2)在话题传播程中，网络总用户数定不变；(2)S(k,t)、I(k,t)及R(k,t)分表示t时刻网络中的度为k的易感染节点、传播节点及免疫节点的密度，那么S(k,t)I(k,t)R(k,t)1；(3)若一个易感染节点S与一个传播节点I迚行接触，那么该易感染节点转变成为传播节点的概率为PSi，PSi叫内部感染概率；(4)若一个易感染节点S与一个传播节点I迚行接接触，但会通其它径得到了目标舆情话题，从而以概率α由易感状态转变成为传播状态，那么α叫外部感染概率；(5)一个传播节点I对某话题失去兴趣而止传播，概率Pir转变为免疫节点，那么Pir叫免疫概率；(6)一个易感染节点S对话题内幵不感兴趣，虽然知道了该话题，但不会传播该话题，幵将以概率Psr接转变成为免疫节点，那么Psr叫接免疫概率。
1.2.3网络舆情话题传播模型的建立
社交网络话题传播是一动态程，即话题信息是否迚行传播受一个或多个因素影响，幵且网络节点传播话题时，与临近节点传播话题信息的情密切关，传播节点的度越，对话题在网络中的传越有。综合上述可知，社交网络舆情话题传播的节点状态转变具如2所示。
2实验仿真
2.1数据源
为了测试本文提出的社交网络舆情话题传播模型的有效性，选择标准数据集：Facebooksocialnetworkdataset迚行仿真实验，该数据集包含4039个节点，88234边[13]。仿真平台为：双核CPU2.85G，内存为4G，WindowsXP操作系统，编程工具箱为：Matlab2012。
2.2结果与分析
2.2.1不同节点的密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假设始时刻网络中仅有一个传播节点，其余节点部为易感染节点，将式(1)中的各数设置如下：内部感染概率psi=0.4，外部感染概率α=0.3；免疫概率pir=0.2，接免疫概率psr=0.1，网络各节点的密度与舆情话题传播乊间的变化关系如3所示。由3可以看出：易感染节点密度不断衰减，到趋近于零；传播节点密度在始阶段快增，幵在达到峰值后速下降，到趋向于零；而免疫节点密度在话题传播期呈较快增态势，在其达到峰值后逐渐趋于稳定，幵最终趋向于1。
2.2.2内部感染概率对传播程的影响
当内部感染概率収生变化时，传播节点密度、免疫节点密度变化趋势如4所示。由4可以看出：(1)在网络达到稳态乊前，随着内部感染概率值的增，传播节点密度的值随乊增，此时免疫节点密度值反而减小，这是因为内部感染概率值越，会使网络中更多的易感染节点转变成为传播节点。(2)随着内部感染概率值增加，社交网络舆情话题的传播演化程达到稳定状态的时间越。(4)随着内部感染概率值等于零时，社交网络信息还是可以迚行传播，这与乊前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网络拓扑结构不同引起，相较于传统网络，社交网络的连通性更高；再加上社交网络用户乊间可以传播舆情话题信息，同时还可以通其它外部渠道获知该话题。
3.2.3免疫概率对传播程的影响
当免疫概率収生变化时，传播节点密度、免疫节点密度变化趋势如5所示。由5可以看出：(1)当免疫概率于零时，在传播程达到稳态乊前，免疫概率值与传播节点密度值乊间变化关系是一反向关系，免疫概率值与传播节点密度值乊间变化关系是一正向关系，因此免疫概率取值越，网络中的传播节点转变成为免疫节点的概率就越高。(2)当免疫概率等于零时，免疫概率值在传播期速增加，达到峰值后逐渐趋于稳定，这主要是由于当免疫概率等于零时，传播节点将始终保持自身状态，而不会向免疫状态迚行转变，而此时免疫节点密度值幵不为零，这是因为接免疫概率的存在，部分易感染节点易转变为免疫节点。
2.2.4外部感染概率对传播程的影响
当外部感染概率収生变化时，传播节点密度、免疫节点密度变化趋势如6所示。由6可知，在话题传播程达到稳定状态乊前，随着外部感染概率的不断增，传播节点密度也应增加，而免疫节点密度不断减小，这主要是由于外部感染概率描述易感染节点通媒报道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关系等网络外部渠道获知舆情话题，幵由易感状态转变成为传播状态的概率，因此外部感染概率值越，易感染节点的个行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2.2.5接免疫概率对话题传播程的影响
当接免疫概率収生变化时，传播节点密度、免疫节点密度变化趋势如7所示。由7可知，随着接免疫概率值逐渐的增加，传播节点密度峰值慢慢减小，免疫节点密度峰值慢慢增，这主要是由于免疫概率值越，社交网络中的一易感染节点有经传播状态接转变成为免疫状态的概率增加。
2.2.6始传播节点度对传播速度的影响
当始传播节点度值収生变化时，传播节点密度变化曲线如8所示，从8可以看出，如果始传播节点度越，其网络话题信息传播速度就越快；如果始传播节点度越小，网络话题信息传播速度对较慢。
2.2.7度值不同的节点密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当易感染节点、传播节点及免疫节点的密度值収生变化时，舆情话题演化趋势与时间乊间的变化关系如9所示。从9可知，在舆情话题传播的程中，无论易感染节点、传播节点及免疫节点的密度值怎么变化，舆情话题的演化趋势基本一致，这表明不同度值节点具有似的行为特征。
3结论
公共危机论文 篇六
论文摘要：如何成功应对公共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新闻媒体作为沟通政府与民众的社会公器，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讨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新闻媒体如何运用，以及对如何构建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有所帮助。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和特点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
公共危机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公共管理中应对危机状态的一种形式。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公共管理机构通过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采取一索列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保障人们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除了常规管理之外，还需要居安思危，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公共危机。
(二)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
1、公共危机管理的目标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危机管理以保持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产品为目标。
2、公共危机管理的外部环境是开放的、非竞争的。企业通常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之中，虽然有不同企业之间的联合，但更多的时候它们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虽然有共赢的局面，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有限的市场中甲多占一份就意味着乙少占一份。
3、公共危机管理依法行政，强制力是其管理的基础。公共危机管理以法律和行政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公共危机管理遵循的是公共管理的原则，依法行政。公共危机管理主要依靠行使公共权力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而“公共权力的行使，常常是刚柔并济，强制性和非强制性并行。
二、新闻媒体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一)新闻媒体的含义及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公众舆论的载体，新闻媒体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它所代表的某个阶层或阶级的观念，还必须表达一定的公众利益，具有一定的公众立场，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流动和沟通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上。公共危机事件由于它的特殊性，必然会成为报道的焦点。
客观上来说，新闻媒体对危机事件的充分介入，能够在无形之中对政府危机管理产生很大帮助，其作用主要表现如下：1、帮助政府传递信息；2、协助政府进行危机预防、反应和恢复；3、提升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4、为政府提供外脑；5、帮助政府赢得社会支持。
三、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运用新闻媒体
一个以公共服务为基本理念的政府，必须对公众充满信任和保持敬畏，尊重包括知情权在内的所有公众权利，把公众欲知、应知、需知的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告知公众。同时，政府又是新闻传播的管理者，应引导、调控新闻媒体对事实加以解释，支持媒体发挥其功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危机发生前，主要是政府对危机的减缓能力和预见能力；危机发生时，政府的反应能力与治理能力；危机发生后，政府的恢复能力。下面，我们将从这三方面分别探讨新闻媒体在其中的运用。
(一)危机前
危机管理的关键不在于危机发生后的治理，而在于减缓与预防危机的发生。政府设立监督与预警机制，预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然后采取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率，摊薄不善的资源管理，能够较好地缩减危机的发生及其冲击力。而提高政府预见能力的前提条件是获取充分的信息。政府虽然有收集信息的专门通道，然而由于一些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导致信息的不充分或误导，而新闻媒体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新闻媒体在守望环境中，可以及时反映可能危害社会的征兆，为决策层提供预警。同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对某种危险倾向存在的合理推测，向社会和决策层发出警告。我国社会的主流是稳定和平的，但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伴随着危机的发生，社会总是在一个一个危机的解决之后向前推进，因而我国的媒体不能只报喜而不报忧，应当对政府的政策以支持为主基调，以批评作陪衬，小骂大帮忙。通过批评，可以让政府认清自身的不足，进而改进政策，消除矛盾，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
(二)危机发生时
当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时，政府的媒体政策就是要主动寻求与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媒体的合作，通过媒体这一中介和载体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传导，使危机信息比例合理化，避免诱发潜在危机，同时避免过度强调危机管理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回避性，加强作为危机管理主体的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沟通。
1、争取舆论主动权，及时地通过媒体向公众最新消息
危机一旦发生，政府就必须及时冷静地应对各种突发性与不确定性状况，快速地采取措施控制或抑制各种不利因素的发展和扩散，掌握主动权，力求短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扭转不利局势，促使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
2、通过媒体权威性信息，提高信息的可信度，稳定公众心理
政府要本着诚信透明的原则，真实的信息，以避免公众由于信息的封锁而获取小道消息，从而对事件进行臆断与主观猜测，而夸大事件的危机度，降低对政府的信任感，使政府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
3、通过媒体听取公众的意见，征求与调整治理措施
政府在危机发生后，通过媒体向公众信息，不仅可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而且通过公众的讨论，集思广益，可以寻求较好的解决方法，也容易为公众所接受。
(三)危机发生后
这里讲危机发生后，是指单件的危机事件得到治理以后，非指实际意义上的结束，因为还有一个恢复力的问题。在危机治理后，政府需要重新恢复社会稳定，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这就要媒体对危机处理的后续工作进行持续不间断的报道。正是通过对后续事件的报道才能真正体现政府的办事能力。
四、努力构建政府与新闻媒介的良性互动
在非常态的危机之中，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政府在对媒体有所约束的情况下，又充分加以利用。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格外重要，它不但是政府和媒体成熟、理性的体现，也是整个社会成熟、理性的体现，更是妥善解决危机的剂。因此构建政府与新闻媒介的良性互动要着手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转变观念，树立对新闻媒体的正确认识
首先要认清新闻媒体的功能与作用，大众传媒既不是政府的附庸，也不应当强调绝对的自由，而是在应当坚持党的领导，政府的管理之下，保障一定的新闻自由。
(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创设良好的舆论环境
新闻媒体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的，良好的政治秩序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带来大众传媒的更加繁荣。人们素质的提高，对媒体信息鉴别能力的增强也有利于主流媒体的发展。
(三)健全法律体系，规范与保护新闻媒体
健全法律体系，通过法律保护与鼓励这种自由权利，有利于新闻媒体更好地为政府服务，实践其监督的权利。
(四)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透明度
信息的管理就如同治理洪水一样，宜采用“疏导”的方式，而不是“堵截”的方式。为此，政府需要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建立一种让媒体公正介入危机事件的秩序，为媒体提供充分的信息资源，利用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反映民众的意见与呼声，才能真正体现媒体的群众观念，才有利于推进民主进程，有利于建立一整套良好的公共危机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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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论文 篇七
舆情主体层次广泛、言论自由，使得网络言论难免带有个人主观倾向性，甚至个人偏见。加之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有所激化，社会问题凸显，使得一些人存在着对社会不满等负面情绪，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成为民众宣泄不良情绪的一种渠道，因而网络上易出现一些对公权力、司法质疑的消极言论，带有很大的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特征。
二、对司法中网络舆情进行法律规制与引导的必要性
1．抑制网络舆情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司法监督功能的现实需要
网络舆情对司法案件的密切关注，对司法权力运行的过程及结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有力督促司法人员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廉洁自律，勤勉办案，对约束公共权力、防止和揭露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有巨大的积极作用，成为一种监督司法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对司法案件的关注，还有助于广大网民在司法程序、“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讨论中学习到有关法律知识，受到法制教育和启示，从而有助于提高我国公民的法律素养。但是，网络舆情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如果不加以规制和正确引导会引发一系列问题。首先，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给了人们更大的言论自由，但由于对网络言论缺少必要的限制，使得网络上信息的真实性无法保证，虚假信息泛滥，误导了社会舆论，扰乱了社会秩序。有些人故意歪曲事实，散布谣言，随意泄露他人信息，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权利。“人肉搜索”“网络暴力”“道德审判”的发生，更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再者，网络舆情的压力可能会影响和干预司法，影响司法公正。一些重大的案件发生并在网络上传播后，网民开始根据自己朴素的道德判断标准发表对案件的看法，并很容易形成声势浩大的舆情压力，对审判起到某种导向作用，当舆情压力过大时，政府有关部门也可能会出面干预司法，使得审判不得不考虑“民意”，这就违背了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危害司法公正。因而，有必要对网络舆情进行有效的规制与合理引导，以避免或减少其对司法的消极影响，更好地发挥网络舆情的监督功能。
2．解决目前对网络舆情规制不足问题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缺乏有关网络舆情的监管制度和预防、引导机制，导致了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横生，司法机关应对乏力。我国目前关于网络管理的立法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新闻网站电子公告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对违法网络舆情主要依据《刑法》《民法》《侵权责任法》等处理。这些立法对网络媒体的资格和准入监管、公民的权利保障、违法舆情的制裁等做了部分规定，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立法滞后于网络的迅猛发展与变化，网络管理立法多为“办法”“决定”等法规规章，层级低，体系性不强，立法内容笼统粗略、操作性不强，缺乏对网络运行的事中监管，对假新闻的网络媒体没有有力的制裁，对随意虚假信息、舆情侵权的网民行为没有立法制止和责任追究，对舆情的应对处理机制欠缺，这就迫切要求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对网络舆情进行规制和引导，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
三、构建司法中网络舆情的法律规制与引导机制
实现网络舆情环境的健康有序是一项涉及观念、制度、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从法律制度、监管体制、规制措施、应对和处理机制、网民观念和素养等多方面进行努力，才能实现对舆情的有效规制和合理引导，避免其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监督功能。
1．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法律规制
法律具有最大的强制性与权威性，网络舆情的规制离不开法律的有效保障。面对互联网及网络舆情的迅猛发展态势，我国需要尽快对网络舆情进行比较专业的立法，建立起规制网络舆情的科学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解决网络舆情监管松散无序、公民权利受侵害、司法公正受影响的问题。（1）完善立法，加强网络行业管理。研究网络技术、网络舆情发展的新特点，总结近几年来网络论坛、博客等运行管理中的经验与教训，完善互联网行业监管立法。将参与网络活动的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在法律法规中予以明确规定。网络经营者、网络媒体为网络舆情生成和扩散传播提供了信息平台，应强化其在运营中的责任，对网络经营者、网络媒体的规制除了准入监管与年检制度外，还应加强对其信息传播的监管。对网络媒体、网络媒体新闻工作者制造假新闻、谣言等报道的失范行为，法律应给予相应制裁。网络经营者有义务对其的信息内容的合法性、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进行审查。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舆情信息，网站有义务向有关国家机关举报，对于恶意侮辱、谩骂他人、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言论，网站有义务采取劝告、警告、删除等措施，维护网络环境的文明有序。（2）法律规制网民舆情侵权行为。“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网络舆情侵权现象的不断出现，亟待法律予以预防和制裁。法律在保障网络舆情主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同时，应为其确定权利界限，对侵犯他人隐私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的行为，给予法律制裁。细化网络侵权行为民事、刑事责任的规定，对随意虚假信息、恶意散布谣言的网民依情节追究其法律责任。加强网络用户身份管理，实行后台实名制，解决违法成本低、取证和查处难的问题。网络用户在办理网站接入服务或者使用网络信息时应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个人真实身份信息，但在对外信息时可以使用非真实名称。这能促使网民在发表言论时考虑到可能引起的法律责任，从而提高自律性。（3）立法引导网络行业自律。法律的稳定性、滞后性决定了法律不可能及时、事无巨细地规制网络舆情随科学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行业自律规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够紧跟互联网的发展，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对互联网企业行为起到规范、引导作用，因而有必要通过立法促进互联网行业加强行业自律。政府应鼓励引导各大网站、论坛社区等组建行业协会，由行业协会实施自我监督，及时监测发现不良舆情，采取措施进行规范。（4）受舆情影响案件的法律救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案件做出公正的裁判，是诉讼的基本原则，也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网络舆情具有泛道德化、非理性的特点，声势浩大的网络舆情给司法人员办案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干扰了司法活动，影响了司法公正。对于这种情况，法律应给予制度上的救济。法律应规定，对于受到网络舆情严重影响，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做出延期审理的决定，或者变更管辖将案件移送到还未受到舆情压力影响的其他法院审判，上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确实有受舆情不当影响的情况，应决定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或原审法院的同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应赋予案件当事人以救济权利，允许被告人以舆情影响为理由提出上诉，允许被害人及其家属申请抗诉。
2．建立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
“所谓的网络舆论引导是指在网络传播中促进、推动健康而理性的正向网络舆论的形成和扩散，抑制负向舆论在网络中的形成和影响，引导公众从谬误中摆脱出来。”［3］为了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有效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敏感事件舆论引导工作的意见》，对舆论引导工作的原则、工作机制、工作机构和职责做了统一规范，对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司法机关应当不断探索舆情引导工作的新规律，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建立完善舆情引导工作机制。（1）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研判机制引导舆情。对网络舆情收集不及时、缺乏分析研究，就会导致应对舆情的被动。建立对涉法舆情信息的监测与研判工作机制，有助于为司法机关赢得处理和应对舆情时间上的主动性。司法机关应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全面负责舆情分析引导工作。设立专门的网络阅评员，对涉法网络舆情进行监测、跟踪、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舆情的热点和发展态势，并及时报告、通报有关情况，以便尽早研究对策，采取措施引导舆论走向，防止不良舆情扩散和发展，对虚假、有害的舆论信息，也能够及时做好辟谣、澄清工作。舆情监测、研判与引导是一项涉及网络技术、舆论传播、社会心理等多领域知识的工作，应加强对网络阅评员等有关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舆情引导能力，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专业机构和专家参与舆情监测、研判与引导，提供专业意见。公检法及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应建立舆情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实现对网络舆情的及时、正确引导。（2）建立司法过程信息机制引导舆情。司法公开将司法机关的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能够防止公权力的随意性，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建立健全司法过程信息机制，及时向社会公众关注的司法过程的相关信息，能够使公众及时了解案件的事实以及进展情况，从而有效地掌握引导舆论的主动权，避免或减少各种不符合事实的猜测、评论与炒作，遏制网络虚假信息的散布与传播。司法机关应加强与公众的沟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通过沟通、协调，加深群众对司法机关工作的了解，明了案件的是非曲直，增强社会大众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理解和支持。除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外，对公众关注的案件可以采用向各新闻媒体新闻通稿、召开新闻会、主流媒体记者调查还原真相等方式，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地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权威信息，回应群众质疑，澄清虚假信息，引导舆论。采取邀请媒体旁听案件法庭审理、网络直播案件审理过程、网上公开判决书等方式，使司法过程公开、透明，使公众消除顾虑、明辨是非。（3）发挥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意见领袖”指在公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有较为广泛的信息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够在较高的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某一件事的看法的人。［4］司法活动应注重发挥意见领袖对舆论的影响作用。司法机关的领导、资深法官、法学专家、优秀律师、专业法律媒体人等都可能成为涉法舆情的意见领袖。特别是权威法学专家，有时其观点意见更能得到公众的信任。对一些舆论广泛关注的案件，可以借助意见领袖专业、全面、深刻的见解向公众传达正确的案件信息，引导社会舆论，防止网络舆情向错误的方向发展。
3．提高网民法律素养与媒介素养
网络舆情论文 篇八
1.1“草根”微博逐渐取代传统媒体信息地位，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易导致大学生核心价值迷失微博者的碎片化及方式门槛的降低，使得微博实现了每个草根阶层自由发言的愿望。它可以随时让每个人以一种旁观和参与的姿态关注和记录身边发生的大小事件，并以多元化的方式对事件进行传播并进行不同的诠释。然而，微博的蓬勃发展直接削弱了传统媒体及其他网络媒体的影响力，裂变式的微博传播为各种价值观的表达提供了载体。对于独立思考能力还未完全形成的大学生们而言，在面对大量的碎片化信息时容易出现迷茫，影响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
1.2微博易充斥不实信息，影响大学生对现实世界的理性判断微博碎片化的内容特征，使得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方面，而不太适合于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微博并不像传统媒体那样经过专业的流程审核，因此微博所传播的信息不确定性很高，甚至会存在者故意散布虚假消息的可能。由于在短时间内从微博上获取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大学生往往难以将垃圾信息从脑中“过滤”，大量的信息难辨良莠真伪，碎片化的虚假信息大行其道，不利于大学生全面深入认识某个事件或问题，更影响他们对事件的判断，产生认知的偏差。
1.3微博的泛娱乐化，易造成大学生沉迷虚拟空间学者李伶俐曾经指出，在微博的碎片化信息传播中，感性的表达、情绪的发泄以及对娱乐的追求，使得微博缺乏思考的力量，会形成一种“娱乐的秀场”。泛娱乐化的媒介环境容易造成理性自觉、社会责任、精神修养和道德理想的缺失。有研究表明，在中国，微博的价值取向就是娱乐。同时，大学生会选择与自己有共同话题、价值观的人进行关注。在心理上，由于同质性的特点，就会把自己归于某一类，在微博上又是跟同一类人交流，就会愈发加深相同的观点，排斥其他群体，有时候就会有失偏颇。使一些自制力不够强的大学生就容易对微博产生依赖，成为所谓的“微博控”。
2碎片化背景下的微博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影响
微博的碎片化特点，在为大学生们提供自由言论的间场所的同时，也容易将一些事情渲染放大，使高校面临空前的舆论压力。浙江中医药大学学生虐婴“、80后”微博教师张永红等事件就是通过高校微博，继而蔓延至众多社会门户网站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争议。同时，据统计，90%的“211”高校都开通了官方微博。可见微博已然强势占领高校舆论阵地。
2.1微博碎片化拓宽高校舆情监测领域如果说之前的高校网络舆情的内容还是以大学生表达学习、生活中的所感所思为主，那么在微博时代校园网络中流通的则是更加丰富的内容。借助微博产生的校园网络舆论其实质是一次大规模的普及和宣传活动，对于扩大大学生的知情权、提升大学生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互联网上内容丰富的信息和多样的服务功能给大学生们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信息垃圾和信息污染同样在产生。因此高校网络舆情目前所需要监测的就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海量内容及其包含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这些都拓宽了高校舆情的监测领域。
2.2微博碎片化凸显高校舆情主体群体性和非理性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大学生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带有不可忽视的群体性特征。之前提到过，大学生在微博上喜欢与同一类人或者说有特质的人进行互动并组成某种临时的非正式的群体，这更强化了微博舆情的群体性，任何细微的碎片化的信息都有可能在群体中引发爆炸般扩散的效应。与此同时，大学生强烈的表达个性意愿的特征又和他们社会阅历少、心智尚未成熟的特征并存，导致在对一些事件的表达中，容易在群体喧哗的兴奋中忘记理性地制约自己，往往会出现偏激的言论，甚至出现“网络暴力”，大学生在接收时来不及消化，只能被动接受，因此大学生在微博平台上舆情表达的非理性特征仍较为明显，很容易被放大并导致舆情危机，影响校园乃至社会的稳定。
2.3微博碎片化加速高校网络舆情连锁反应在微博出现之前，以往高校舆论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有限。而如今，多数学生都可以利用手机终端或平板电脑等形式更新微博，以保持随时在线的状态。在微博的作用下，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不再需要冗长的发酵过程，有时候一个热点事件加上一些情绪化的评论，就能够成为形成公众舆论的“导火线”。这种传播速度不仅能使某条令人感兴趣的微博，通过不断的转发在极短时间内扩散至全社会，在不断的转发和评论中形成强大的舆论场，产生连锁放大效应，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
2.4微博碎片化增加高校网络舆情难控性网络是一个包含海量信息的开放性系统，有多元化的管理组织和个人化特质，无法进行统一管理。在微博上，每一个大学生都可以平等自由地表达意见，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自由表达利益诉求。这也会造成一些网民舆情表达失真、失控的现象，甚至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也会趁机虚假信息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舆论一旦形成就以不可想象的速度传播和蔓延，并最终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3微博强势背景下高校引导网络舆情的可行策略
当今的大学生在尊重权威的同时决不盲从，微博的碎片化特征必将对传统的舆论引导的方法和手段产生巨大冲击。因此，惟有在认清微博碎片化对网络舆情造成影响的前提下摸清其所呈现的新特征，才能有效地寻求到解决途径。第一是开设高校的官方微博，结合传统媒介，有效遏制虚假信息。从以往的许多事例来看，很多校园舆情危机的形成就是因为校方没有有效的网络途径能和学生及时沟通并获得信服，正面引导的声音没有第一时间占领舆论阵地。这就要求高校应该尽快适应微博时代校园信息的传播特点，主动运用微博这一平台，公开透明、及时有效地把真相和事实告诉师生，从而有效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和扩散。虽然微博地位强势，但校报等高校主流媒体仍然具有整合其他媒体的优势，因此，高校主流媒体在应对网络舆情时要充分利用其“可信度”和特殊地位，发挥权威性和后发优势，在报道策划、议程设置方面下足工夫，掌握舆论引导权。第二是依托辅导员队伍和教师队伍，建立专业化引导网络舆情团队。
公共危机论文 篇九
论文摘要：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对于危机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缺少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机构，政府公关人员素质低下，与媒体及公众的沟通不畅等原因，不能很好的发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为此，必须通过设立专职危机公关中心，切实转变政府公关理念，配置合格的公关人员，加强沟通以及提高政府国际公关能力来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
一、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诠释
当今世界，任何组织都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共关系网络之中。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也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样才能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保持国家稳定与和谐，人民幸福安康以及国际威望的提升。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正如美国公共关系学者哈洛所言：“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功能，它帮助组织建立并维持与群众间的双向沟通，了解、接纳及合作；它参与处理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纠纷；它帮助组织了解公众舆论并作出反映，促进公众了解组织和事实真相；它强调组织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它帮助组织随时掌握并有效利用变化的形势，预测发展趋势，使之成为组织的警报器；它使用有效、正当的传播技能和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的工具”。[1]依据这个公共关系的权威性定义，可以得出公共关系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的一种管理活动或职能。由此，政府公共关系是以政府为主体，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建立和谐的公众关系，顺利完成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双向沟通与互动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说，政府公共关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2]一是政府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有社会公益性和政府行为权威性；二是有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的职能，有政策导向性和传播垄断性；三是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关系，有全民参与性；四是体现政府管理思想，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现代政府作为一个有限的政府，其主要职能在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则是发挥其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公共危机主要是指那些突然发生，对生命、财产和环境造成威胁和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乃至国家政权有较大影响，要求政府和公众采取特殊措施予以应对的公共事件或紧急状态。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公共性。在《辞海》中，“公共”即共同，指社会的共同领域或共同利益。现代社会处于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之中，虽然某一危机事件不一定普遍存在，但是随着其传播而引起的社会关注，极有可能成为公共热点并造成公共损失、公众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也就是说，社会的公共危机越来越突破地域限制。如2003年的“非典”先是在国外发生，后来很快在我国的广州、北京等地传播开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公共危机事件。二是突发性。由于各种公共问题和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或然性，往往不易发觉或被隐匿而被推迟和掩盖，所以其发生的时间难以预测，过程难以控制，结果难以估量，一旦爆发，其破坏性的能量就会被迅速释放，并呈现快速蔓延之势，而且事件大多演变迅速，解决问题的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将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和损失。三是扩散性。在目前全球化和全国化的趋势下，社会系统的精密程度也在提高，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往和冲突也在增加，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系统越复杂，它的可靠性也越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诱发危机的渠道可能更多，危机的蔓延可能更严重。[3]四是危害性和威胁性。公共危机事件高度危险，极有可能使构成社会体制的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要素和机能达到崩溃的程度，并且由于危机往往具有连带效应，同时会引发次生事故和问题，导致更大的损失和危机。五是危机的双重效果。危机会带来各种损失，但危机也是机会和转机。美国危机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认为“一项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危机的根源，又蕴藏着成功的种子”。如果决策者直面危机，危机可以促进制度的革新和环境的变革，所以对公共危机事件需要辩证的认识。[4]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一词。治理被认为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5]所以公共危机治理就是通过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力量，通过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监测、预控、决策和处理，避免和减少危机，实现社会稳定，政府和公民关系和谐，维护政府形象的过程。具体来说，公共危机的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虽然公共危机的核心治理主体仍然是国家，但是公民、企业、第三部门等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国家、市场还是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公民社会都无法单独承担起应对风险的重任”，[6]所以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或国家，同样会使公共危机的治理失效。同时公共危机的紧迫性和威胁性也要求人人参与、全面动员。二是公共危机治理的责任性。由于公共危机的公共性，人人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都要承担起危机治理的责任。更主要的是对作为治理核心主体的政府及其公务员，由于其承担一定的职务而必须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三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透明性。它主要是指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相关危机信息的公开性。宋朝苏轼曾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将会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面。四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性。主要是指对危机的控制和处理要及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共危机造成的人、财、物等危害和损失。五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回应性。就是针对危机中公民的要求和问题要及时作出回应，根据公众的要求及时进行解决。
二、政府公共关系对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
政府要顺利搞好公共危机的治理工作，满足广大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减少公共危机造成的危害，顺利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必须进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
首先，政府公共关系的沟通职能，有利于调动公众参与危机治理，提高治理效率。当今世界，大多数政府虽然在推行政令时，可以运用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却更重视建立在没有强制力和自愿基础之上的双向沟通，来确保政令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满意。政府公共关系是来掌握、理解民众的真正需求和利益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正如Cutlip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公共关系至少有以下三个目的：[7]（1）把政府的活动告知人民；（2）确保人民能积极参与政府活动，以及遵守相关法规；（3）争取人民对于现行政策与方案的支持。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只有得到公众的支持，并吸引公众积极参与，才能有效成功的得以执行，而公众的参与又是建立在对政府的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在危机情境下，发挥政府公共关系的沟通职能，有利于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危机的治理，不断提高政府的公关能力，真实、准确、及时地与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不仅是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率的要求，也是现代民主政府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政府公共关系的信息获取职能，是公共危机中进行正确决策的基础。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斯特曾提出危机处理的“3T”原则：“Tellyourown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it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all”（提供全部情况）。显然这三方面都与准确的信息获取密切相关。在危机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能否及时获取信息以及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将成为对危机是否进行正确处理的关键。作为现代民主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之一的政府公共关系，其重要一方面就是获取信息，为政府及时有效的进行决策服务。正如杰里·A·亨德里克斯所说：“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的任务就是为内部和外部公众提供信息，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建立信息咨询部回答问讯和控制谣言的传播”。[8]
第三，政府公共关系促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有利于缓和矛盾，顺利处理危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不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9]就目前来看，在危机情况下，政府有时面临着信任危机，一方面在于政府没有及时将政府政策、措施、工作情况等政务信息传达给公众，并给予正确的解释和说明，使公众了解政府正在做什么，准备做什么，公众自身可以得到什么以及如何得到信息，另一方面在于政府与自己的公众缺乏有效的公共关系活动，在公众心目中缺乏良好的政府形象。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可以运用各种公共关系手段，有计划地协调与公众的关系，了解公众的需求，了解公众的意愿。这样可以调节社会矛盾和冲突，优化政府形象。所以在非典肆虐之时有人呼吁：“政府，要给民众更多信心；民众要给政府更多信任”。
第四，政府公共关系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从SARS危机到现在禽流感的肆虐，充分说明了公共危机的全球性和扩散性，在此情况下，单靠一国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对公共危机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帮助，共同来控制和消除危机。在SARS流行之初，由于政府公关败笔，没有及时公开信息，缺乏后继保障措施，导致SARS大面积扩散，使中国政府的形象不但在国际上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给国内公众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恐慌，在北京和深圳甚至出现了抢购风；国际上，多个国家限制中国人入境，《华尔街日报》甚至提出了“隔离中国”的呼声。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国际公关活动，与国外的组织和相关国家及其公民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不仅可以赢得国际上对中国的支持和赞赏，在很大程度上树立中国政府的威望，而且可以借助国际上处理相关危机的经验、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应对危机。
三、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在支持公共危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政府公共关系对于建立透明、高效政府，提升公众民主参与危机的治理能力，塑造政府在国内的良好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由于政府公共关系在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土壤中诞生、成长的时间较短，特别是对于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相应的公关活动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还较少，所以还存在许多问题。具体来说，在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方面，政府公共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专门政府危机公关机构的缺失。自从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以来，许多省也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增进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机构都承担着政府的公共关系职能：（1）办公厅（室）。作为政府的综合职能部门，它同时也肩负着政府公共关系的职能。（2）政府部门的调研机构。作为政府收集情报，提供咨询的专项职能部门，它也负责向政府决策层提供公共危机中的公众意见和建议。（3）机构。作为接待处理人民群众申诉或解决问题的部门，在危机情境下，也负责把人们对公共危机处理解决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意见，提供给相关部门来使问题得以及时的处理。（4）举报中心。在危机情况下，举报中心也成为反馈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5）外事机构。它是政府处理境外事务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国际往来以及港、澳、台事务。（6）政府应急处理中心。作为处理危机事件的机构，同时也是通过对危机事件的处理来展现政府的良好形象。但是由于在机构设置上过于分散，缺乏专门进行公共危机公关的机构，这样使具有公共关系性质的工作分散在办公厅（室）、调研宣传、对外联络、交际接待、对外联络、新闻、外事等职能部门中，即使有些政府职能部门已设置了公共关系岗位或公共关系秘书，也难以承担起统筹规划公共关系的任务。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责任不清，影响公共关系工作的效率，进而影响政府工作的效率。[10]如果在危机情况下，各个部门由于职责不清，互相扯皮，势必给公共危机治理带来更大的难题。
二是政府危机公关理念淡薄。政府公共关系作为危机顺利解决的软手段，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管理功能。具有公共关系意识和理念的人，会在工作、生活中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公众的影响以及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形象。但是，我国有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则在危机时刻一方面不注重对媒体进行良好的公关，面对媒体是，要么是一种不耐烦甚至厌恶之情，要么是由于公关技巧的缺乏，不能正确有效的口头表达自己对危机事件的处理策略、方式或方法等。另一方面，主要是在危机情境中不能对公众进行很好的沟通和交流，由于公众对存在的危机状况和问题不明白、不理解，在谣言四起的情况下，不仅加深危机的影响和扩散，更容易使公众对政府及其公务员产生不信任。所以，必须把政府公共关系理念渗透到政府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中，用意识指导行动，才能取得危机治理的胜利。
三是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素质低下。“治国之道，首在治人”，政府公共关系工作是否能够顺利的展开，主要取决于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素质，只有在一个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知识结构完全良好的公共关系团队领导之下，政府公共关系工作才能顺利的展开。而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素质并不十分理想。首先，政府危机公关人员知识结构老化。我国现有的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真正具有政府公共关系知识的并不多，对有关危机问题了解的就更加不足，绝大多数都是以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人员及某些管理科学知识为政府公共关系的知识框架，以致于在从事中国公共关系活动中往往只能局限于搞思想教育等原则性的工作而不能深入开展具体化危机事件处理。其次，从能力方面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能力素质也比较低，突出表现在创造力和社交能力不强，老成持重者居多。第三，从年龄结构上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年龄结构偏高、偏老，使得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工作的手段、形式、方法等都趋于老成保守。总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男的多，女的少；老的多，年轻的少；不懂专业知识的多，懂业务知识的少；性格内向的多，外向的少，等等。[11]
四是政府公关人员与公众公共沟通渠道不畅。“在危机管理中，沟通是最重要的工具。如果身陷危机情境的人，与它有牵连的人和管理危机情境的人之间没有沟通的话，就无法评估危机及其影响”。[12]但是由于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和官智民愚思想影响着政府公共关系人员，使其不愿与公众和媒体交流，而公民由于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缺乏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这种公众冷漠是对政府公共关系活动极其消极的态度。政府公共关系活动的目的是使公众对危机的处理感到满意，而公众对政府公关行为的冷漠使政府的公关活动变成了一厢情愿的行为，由于政府公关人员与公众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必然导致政府公共关系活动的低效率。另外，由于政府公共关系人员能力有限，不能自如地把握传播过程，对危机中公众的情况和愿望不了解，就可能选择错误的沟通渠道，达不到沟通交流的应有效果。最后，由于我国经济不发达，公众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政府现有的公关渠道不能为他们所用。比如说电子政务的运用，虽然其传播的速度很快，很及时。但是我国大多数身在农村的农民是没有能力和条件接触和运用电脑的。有的地方连一台电脑都买不起，怎么让他们利用互联网来了解国家的相关信息呢？所以政府公共关系人员应该考虑到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相异之处，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分别提供相应的沟通交流方式。
五是政府国际公关能力的不足。政府国际公共关系是指一国政府为了在世界上塑造良好形象而对本国以外的国家及其公众进行的公共关系活动。随着国际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各个国家政府都努力在国际间的交往与合作中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国际公共关系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由于危机的全球性和严重威胁性，必须利用国际力量联合治理，但是由于国际公共关系能力的缺失与不足，在非典之时国际上提出隔离中国，甚至取消中国女足世界杯举办权。这主要是危机出现时由于政府对外新闻不及时，导致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当一国公共危机问题出现后，由于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会强烈要求了解事实及其与自身的关系，如果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手段的政府新闻不及时，势必造成国际上对该国的误解。所以政府必须在出现危机时，采用完善的新闻制度，来塑造该国政府在国际上的美誉度。
四、提高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策略选择
针对政府公共关系对危机治理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在以下方面努力和尝试，以提高危机治理的效果。
首先，设立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中心来处理公共危机。政府公共关系机构处于领导层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管理层与非管理层之间，在组织与外部公众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不仅对内可以通过信息，充当参谋，而且对外可以代表政府信息，协调关系。由于我国政府的公共关系人员和部门众多，所以在为公众和媒体提供信息时，难免出现不一致和不协调的情况。所以为更好的应对和处理危机，我国也应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来统一设置各级政府公共危机公关机构。在设立公关机构之前，对现有的公关职能，公关工作的作充分的调查。然后，再根据政府部门的层次，将公共职能进行重新分配：在国务院应该设立专门的公关机构，并配置公关专家；省级政府可在办公厅内设独立的公关机构；市县级政府可在办公室（秘书处）设立专门机构或配置专职公关人员（秘书）；而在乡镇一级只需设立公关岗位即可。[10]一个精干、高效的公共关系机构为政府创造的无形价值远远大于政府为此投资所化费的成本，只有建立统一领导，分工协作的公共危机公关组织体系，才能为公共危机的治理提供准确的信息，加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及其公民的信任与合作，并使其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把危机治理的网络扩展到社会的每个公民。
其次，切实转变观念，树立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关意识。公共关系意识代表着一种开明的经营管理观念，是顺利地、有效地开展公共关系工作的思想基础，是公共关系自觉化的动力。但是，由于中国受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衙门作风、现象普遍存在，认为政府管理就是把人民当作管理、统治的对象，而不是看作可依赖的、服务的对象，所以这种治民的行政思想成为有效展开政府公共关系的绊脚石和拦路虎。也有的政府领导认为，只要政府政绩提高，政府必然得到公众的好评。虽然良好的政绩是政府良好公共关系的基础，但有了良好的政绩，还必须通过政府公关人员和部门告知公众，不然有人会认为政府的政绩是在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能对政府行为有一个很好的评价。所以要把真正有能力、有魄力、懂管理的人才提拔到领导岗位，来使政府的决策确实使公众满意，用良好的政绩来赢得民心，树立威信。另外，还要提高政府公务员的意识，公共关系工作不仅是政府专职部门的任务，它渗透在各个具体职能中，要求全体工作人员都要具有公关意识，在工作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向公众证明政府的工作思路，使公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有更多的信任和理解。“公众是否理解政府作出的政策选择，进而作为具体的载体去完成这些选择，都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理解程度”。[13]所以提高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公关意识，是获取公民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方面。
第三，建立合理的公关人员，提高政府危机公关的能力。我国政府公关人员由于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性别结构存在不合理，首先要让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女同志从事公共关系工作，因为他们不但精力充沛，沟通能力强，而且女同志感情更为细腻，在危机中与公众能更加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公关工作的顺利展开。针对公共关系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来进行，具体可以借助于当地的大学来全面系统地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也可以通过参加短期培训或自我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另外在实践活动中加强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也是提高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素质的重要途径。
第四，实现媒体的双向沟通，提高政府公关效率是危机治理的重要渠道。“开展任何公关活动，都要研究公众，掌握充分的、明确的、相应的事实做基础……对每一信息都要完成传播——反馈两个环节的过程。如果任何一个环节中断，或者是任何一项信息的沟通过程不完善，就会造成整个信息链的中断而导致不良后果的产生”。[14]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借助于双向流通渠道，来展开公关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就媒体而言，它既是公众情绪的催化剂、引导者，又是公众情绪的路标。政府危机公关中，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是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如何发挥媒体的独特功能，正确引导舆论，使媒体能够全面配合危机处理者，并达到合理互动，共同促进危机的治理，这些都需要双方借助于公关中的双向互动机制。一方面，政府公共关系结构要准确及时的向媒体公布危机有关的信息，媒体间争抢信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争抢的信息不是由政府的，而是通过其他非正常渠道获得信息，这样对政府与媒体及公众的关系就有很大的不利。如果政府公共机构能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给媒体作详细的说明，媒体可以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对政策的合理诠释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在上届美国大选之前，恐怖大亨拉登突然在电视上献身，企图影响选举结果，一时间美国选民对此议论纷纷甚至喘喘不安。面对这一事件，政府与媒体的双向互动对危机的治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另一方面，共和党和的竞选总部都在第一时间内发表谈话，希望事件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共和党发言人称，这说明仍企图向美国发起进攻，可见布什总统发动反恐战争非常正确，非常必要；而则说，布什内阁劳民伤财，损兵折将，仍没有抓到拉登，因此必须改变战略，换调白宫主人。不论双方如何攻击对方，但可以说双方对这一危机事件的应对都比较得当，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也大力呼吁公众尽可能出来正常投票，认为这是对恐怖活动作出的应有回应的一部分。一些报纸号召民众从自己做起，做好身边的事情。[15]所以及时公布信息，搞好媒体公关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渠道。正如中山大学教授廖为建所言：“平时和媒体搞好关系，危机时能够动员的资源就会更多”。
最后，提高政府国际公关能力，实现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当一个人确认人类能力无限、权力无限时，他是愚昧的，当他真切认识到人类能力有限、权力有限时，他开始聪明了”。[16]正因为一国人、财、物的有限性，在全球化形势下，公共危机的解决必须借助于国际组织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和治理。但是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国外公众无法从中国媒体和政府方面得到及时报道，就只能通过本国媒体了解事态的发展，但大多国外媒体，故意扩大和缩小危机，必然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损。正如钱其堔所言：“现在是信息社会，任何事情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内，公众都能够得到大量的有关信息，所以对外事务的社会性增强了……现在有人提问时，我们经常回答说无可奉告，这也是个办法，但从根本上讲，现在‘无可奉告’不能解决问题了”。[17]所以，一方面通过建立有效新闻发言人制度，让高水平的新闻发言人代表中国信息，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信任。一个高水平的新闻发言人在面对国外媒体时应作如下准备：一是要认真研究我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并以符合国外大众心理习惯的语言进行说明；二是能参与危机处理，熟习情况，了解媒体专业特性，对提问有预见性；三是博闻强记，不容易被问倒或出现常识性错误。[15]所以政府利用公共关系网络使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及时、客观、准确地了解公共危机发生、发展的相关信息，不仅是危机管理者正确决策的前提，也是国外组织参与危机治理的重要条件。
政府公共关系工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软环境”，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管理职能，我们必须利用有利的条件开展政府公共关系工作，以期更快、更好的治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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