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相比于小学生和初中生，心智已经逐渐成熟，再加上高中的学业十分繁重，那么高中的孩子们不断追问学习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成了家长和老师们必须要回答，而且必须要回答好的一项课题
高中生相比于小学生和初中生，心智已经逐渐成熟，再加上高中的学业十分繁重，那么高中的孩子们不断追问学习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成了家长和老师们必须要回答，而且必须要回答好的一项课题。
高中的家长和老师们一般会这样回答高中学习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可以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像爸爸妈妈或很多人那样辛苦了。如果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好大学，甚至连大学都考不上，就只能像谁谁谁一样，一辈子吃苦受累。
对于这样的回答，属于典型的“社会经历”丰富的成年人思维，离这些还未真正尝到生活艰辛的孩子们是何其遥远。这样不接地气地说教，孩子们听了，对其是何其反感和无感，那么其实际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这些脱离孩子实际的空洞说教之外，我们能不能给孩子们提供一些新颖而又富于营养的思路呢？！
从“犯罪学”的角度去解读学习的价值和意义，是自己突发奇想的一个命题，然而从最终的实际效果来看，还是不错的。
（1）教育提高了人们的人力资本和合法工资收益，进而提高了准备和实施犯罪的机会成本及犯罪分子被关押的机会成本 。
（2）接受教育还相应地挤出了人们可用于从事犯罪活动的时间资源，这可被视作是教育的“隔离效应”。
（4）教育还改变了人们的时间偏好和风险厌恶程度，进而提高了人们赋予的在犯罪后所受到的惩罚的权重。”
——陈刚、李树，《教育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03):102-112
“采用2000~2008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经验数据，……估计结果显示，......增加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降低了犯罪率，意味着通过发展教育的确可能是一项有效降低中国犯罪率的政策。同时，估计结果还说明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大约可以令中国的犯罪率降低1.4~1.8个百分点。
从不同层次的教育程度来说，劳动力平均小学、初中和高中受教育年限均显著降低了中国的犯罪率，同时，其犯罪预防效应依次递增。其中，劳动力平均小学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可以降低犯罪率2.4~3.0个百分点，初中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可以降低犯罪率4.0~5.0个百分点，高中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则可以降低犯罪率5.4~6.5个百分点。”
——陈刚、李树，《教育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03):102-112
根据所采取的的样本数据，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占到累犯总数的81.79%，所以低学历受教育者不仅犯罪率占样本人数的多数，且其重复犯罪率也更高。所以提高受教育水平不仅能够带来有效的货币效应，还能有效抑制犯罪率或重新犯罪率的发生。
文盲半文盲中实施故意伤害、偷盗抢劫的人数最多，也会倾向实施寻衅滋事和毒品犯罪，诞生在贪污受贿、走私、非法经营犯罪类型里数量为0；
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犯罪人涉及到了每种类型的犯罪，所以犯罪人频数的比例占全部犯罪类型比例的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一般倾向于实施暴力型和破坏型的犯罪，比如故意伤人、抢劫偷盗等犯罪行为，通常以其行为的突发性、犯罪手段的残忍性以及犯罪后果的严重性对社会秩序和民众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犯罪类型分布得较均匀，但从对应图能看出诈骗、假冒伪劣以及贪污受贿罪比率较多；
本科和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犯罪的比例相当微小，且更接近于第五种类型的犯罪，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利用职责之便犯罪，在其他类型的犯罪中案例数为0。
引起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的犯罪类型有所区别的原因在于前文所说的教育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对其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工作也都有影响。
低学历受教育者更加倾向于暴力型和偷盗滋事的缘由在于，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低会让其学习到的科学文化知识稀少，自身素质的低下，以及法治观念的缺失致其走上暴力犯罪道路，低学历犯罪者其人力资本偏低，缺失一定的工作技能和规章意识，比较难获得工作机会，经济收入更是不值一提，难以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迫于经济压力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从客观方面来讲，一般低学历的犯罪人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也相对偏低，未能在学习和生活给予有用的指导和建议，家境的贫寒和同伴效应的影响，更容易产生寻恤滋事、伤人偷盗赌博之类的犯罪。
与低学历受教育者大相径庭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学历高，工作好，一般从事企业或者事业单位工作，没有经济和生活的压迫，且受到环境的影响，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后，利用职位之便实施财产型犯罪，滥用权力收回扣、挪用公款等，从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同时由于自身素养涵养偏高，法律意识较强，所接触的生活环境和周围人群有异于低学历犯罪人，自制力和自控力较高，通常会考虑犯罪的机会成本与时间成本，受到法律威慑效用的影响较大，权衡犯罪实施的后果以及最大限度地避免触及法律的制裁，可以看出他们很少实施伤害、破坏等性质较为恶劣的犯罪活动，而倾向于实施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职位权利的犯罪。
——张森，《个体受教育程度与犯罪类型及其处罚程度的相关性研究》，《湘潭大学》，2017
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小学文化虽然已经成为最基本的教育，但某些地区由于并未重视对小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和法律的普及，导致他们的法制观念弱，内心不存在违法犯罪的戒尺，另一方面，一些偏远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父母外出务工留下孩子在家，老人并未对孩子的教育做出指导和重视，教育和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很多小学生并未完成六年的学习，从中辍学，所以其受教育程度相对于文盲半文盲来说并未多出很多。
受过初中和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犯罪人受到重罚的概率也下降很多，因为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实行使得人们有机会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知识得到不断积累，形成了比较正确的人生思想和价值观念，且当今的工作岗位对于学历的需求至少限制在初中高中以上，很多人愿意将时间与金钱投资在教育之中，以保证获得一份稳定的就业报酬和经济地位并没有太乐观的工作，但也足以保障生活不至于被迫犯罪，并且，他们也能预测和顾及犯罪后将要承担的后果，进而避免暴力型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也相对较少。
作为重罚与轻罚比率与文盲半文盲重罚和轻罚比率的分界线，大学以及大学以上的学历的犯罪人受过更高的教育，其自身素养和客观环境都减少了他们犯罪的可能性。
当获得一份职业荣誉感高的工作后，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不必再为物质生活担心；
经济基础和教育阅历同时带来了精神上的富足和充裕，受过更高教育程度的人精神境界明显高于低学历受教育者，对于事情的认知和世界的看法也会大相径庭，形成了符合社会大众的主流价值观，会积极迎合社会所认同和需要的行为来获得自身被他人的肯定，或者获取自己精神上的安逸和满足，以至于不会背道而驰，实施有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
最后一点则是就算获得高等教育程度的人迫于某些原因想要实行犯罪，但是基于他们对法律和判刑的了解，会有意识地排除这种恶性思想，寻求比犯罪行为成本更小的途径去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另外，在几种可能情形下，他们也会由于处罚程度的不同而去选择处罚较小的那一种犯罪。
但是我们发现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的人的比值相对于较低学历的犯罪人来说比较偏高，原因在于我们所调查的犯罪人中，大部分高学历者的工作性质都是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员工，一把手犯罪现象日益普遍，并成为刑事风险的高发人群，一般是管理人员或者是财务技术人员，利用职权牟取钱财。他们所犯的罪行也是利用职位谋利贪图财产，受贿或者诈骗等，我国刑法规定，对贪污受贿情节严重，数额巨大且严重危害了国家与人民利益的人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或者无期徒刑，所以也解释了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受处罚程度较高的现象。
——张森，《个体受教育程度与犯罪类型及其处罚程度的相关性研究》，《湘潭大学》，2017
在分享完了以上学术研究的详细报告后，我问孩子们：“从这些研究中，你们看到了不同学历的人之间，存在着哪些差异？”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回答着，最后他们一共总结出了七项之多：经济收入、法治意识、规则意识、价值取舍、兴趣爱好、审美、朋友圈等。
至此我说道：“大家把这些差异综合到一起，不就是人与人之间全方位的差异吗？！大家再想一个问题：你们现在仅仅上高中还不到一年，但是与那些未考上普通高中的初中同学，还有共同语言吗？还能玩到一起吗？等到高中毕业呢？再等到大学毕业呢？所以，你们之间的差异，仅仅是外在的学历和经济收入的差异这么简单吗？”
“是的，教育远不是获得知识或经济收入这么简单和肤浅，而是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使人不断获得全面发展，使人更加成为真正和纯粹的‘人’（即，使“人”更多地摆脱动物性、的一面，而增加自己的社会性。社会化的“人”才能真正被称之为“人”）。所以，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成就了你个人，使你个人的眼界、层次、素质、能力和生活等不断得到提升，而且也为社会的和谐、有序、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