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写于贞观十一年，劝谏唐太宗的上疏。是一篇优秀的议论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下面众鼎号为您精心整理了3篇《《谏太宗十思疏》知识点整理》，如果能帮助到亲，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谏太宗十思疏 篇一
关键词：《贞观政要》；李世民；魏征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编纂的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政治伦理的历史文献。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撰了贞观年间唐太宗与大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的政治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设施等。它系统地总结和全面地介绍了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具有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它不仅把从先秦到唐代以来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总结，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上升到了理论层次，对后世从政者的政治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以仁义为本的民本观、求谏兼听得君道观、防贪鄙的廉政观、居安思危的自省观等方面展开论述，并挖掘其研究价值。
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政体》)(以下凡涉及《贞观政要》，仅标识具体章节)反映出唐代社会中有识之士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是对中国自先秦以来民本思想的继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言：“养民以惠”(《论语·公孙长》)，主张执政者博施济众，执政者与民众是鱼水关系，“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鱼也。”(《君臣鉴戒》)。孟子也曾提出执政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尽心下》)，即“仁政”，所以，他指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首先都需要安定民众。《贞观政要》开篇记载了唐太宗对国君与百姓关系的看法，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认为老百姓是君主和国家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用损害老百姓的方法满足君王的一己之私欲，就仿佛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填饱肚子，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为如此，唐太宗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教戒太子诸王》)因此，唐太宗君臣明智地看待民众，把君与民关系理解为舟水关系。
唐代的统治者们是从“乱世”中夺得政权，他们亲眼目睹了民众的巨大历史推动力，为了汲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唐太宗多次召集臣僚，探讨和反思隋朝灭亡原因。唐太宗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火，此皆朕所目见。”(《政体》)他自省道：“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灾祥》)魏征在其上疏中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分析，“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君道》)所以，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注重民心之所附，把民众视为国家的根基。他们认为只有民众衣食无忧，君主和国家才能稳固其统治。
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其核心是“以仁义为治”贞观初年，唐太宗说：“朕看占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一时，败之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浅薄也。”(《论仁义》)唐太宗认为隋王朝的短命天亡，是由于片面实施严刑峻法的结果，因此唐王朝的统治需要以仁义为治。而且，《贞观政要》一书还发腱和深化了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如何使水载舟？唐太宗君臣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一是“养民以惠”以“使百姓安乐”。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王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盈，豪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论奢纵》)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闻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唐太宗则认为，“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无甲仗？适足以致灭亡，正是由于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论仁义》)二是要任用贤才。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崇儒学》)唐太宗君臣认为，“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择官》)他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
，他还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其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三是明德慎法。针对前朝的严刑峻法而激起民变的教训，唐太宗认为实行仁政，强调明德慎罚。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又道：“大辟罪，皆今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论刑法》)到了贞观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仅人。百姓安居乐业、贤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终出现了国富民强的贞观之治。
求谏兼听的君道观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状态的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亚细亚的古代方式”，一种是“古典的古代方式”。中国就属于“亚细亚的方式”，氏族贵族直接转变为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中国古代，统治者还保留着古代氏族首领的遗风，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吸收下属的建议。《贞观之治》中的求谏纳听的君道观丰富并发展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
君主要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道：“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他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他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隋炀帝暴虐，臣下缄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求谏》)因此，他认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求谏》)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改，从善如流”(《灾祥》)。
他不仅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求谏。他表示，“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政体》)“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行幸》)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方面鼓励臣僚“正词直谏”、不要怕“犯颜忤旨”，而要尽情极谏；另一方面又保证不会“妄有诛责”，一定会“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言：“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忽。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求谏》)唐太宗为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谏者“以师友待之”(《政体》)。他曾询问魏征，为何臣僚常常不愿进谏，魏征说：“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由此，唐太宗也明了，“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求谏》)所以，他对谏者持宽容大度的态度，“以师友待之”。为了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他还诏命“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求谏》)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总是认真阅读，“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求谏》)因此，在唐代出现了众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
由于唐太宗君臣在进谏、纳谏方面都持有积极态度，唐王朝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宽松进取的氛围，君臣在为政治国的重大问题上，各抒己见，相互切磋，集中众人智慧，能够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
防贪鄙的廉政观
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俭来败由奢。”唐代君臣以史为鉴，特别重视防贪鄙的廉政观。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君臣的贪鄙。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由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致灭亡。”(《俭约》)同时，他指出，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值。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贪鄙》)
谏太宗十思疏范文 篇二
造成“贞观之治”的原因和条件是多方面的。唐太宗认真总结和吸取封建统治经验，特别是隋亡教训，注意协调君臣关系，知人善任，虚心纳谏，集中臣僚的智慧，制定比较切合时宜的政策和措施，无疑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唐太宗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国之安危，次于辅弼”的道理。所以分先贤任能，广罗人才，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批不可多得的人才，并且经常同臣属议论朝政，研讨立国安邦，长治久安之策，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君臣论政”的良好政治风气。
本文从四个方面就唐代“君臣论政”这一政治现象出现的背景予以评述，略抒已见，以就教于学界。
首先，唐太宗目睹隋朝的覆亡，经过激烈的战争年代，这对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唐太宗能够以隋亡为鉴，吸取历代帝王，特别是隋炀帝“忌能拒谏”丧国亡身的教训。隋亡，固然在于他的穷奢极侈、徭役不息，穷兵黩武、民不堪命，终致群雄并起“天下大崩”，而“护短拒谏”，偏信奸臣，不能不是导致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拒谏饰非的专制君主，他曾公开宣称：“我性不喜人谏”（《资治通鉴》卷182），因此忌贤妒能，自以为是，专断独行。为了除谏官以掩其过，把议论过朝政得失的开国元勋贺若弼、高颖等人借故杀掉。对阿谀奉承之徒信而不疑并委以重任，这些人“虽居近侍，唯诺取容，不必忤意”（《随书》卷67），结果造成“上下相蒙，君臣道隔，左右之人，皆为敌国。”（《随书》卷4），待国家危伏四起，风雨飘摇之时，隋炀帝还蒙在鼓里，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这些弊政及其危害，隋炀帝至死不悟，而亲见隋朝亡国的唐太宗却深有了解，并且同臣僚们谈论朝政时，经常引炀帝以自警。《贞观政要・求谏》记载：贞观初，太宗曾对公卿说：“隋炀帝暴政，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覆辙，太宗望公卿大臣做“谏臣”，而他自己则要做“思短”的“明主”，勿做“护短”的“暗君”。达到上下通情，以保持清醒的头脑。这种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来的认识，正是唐太宗能够坚持“君臣论政”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其次，贞观初年的严重局势，迫使唐太宗必须网罗人才，“兼听广纳”，以制定切合时宜的方针政策，迅速解决社会问题。
太宗即位初，国内形势并不很好，社会经济萧条，政治动荡不安。经济上，因隋末纷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贞观初又遇连年灾害，粮食紧张。“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贞观政要》政体篇），人民饥困难以安居，政治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好，必将引起动乱。换言之，如何把统治阶级集团中各派势力凝结在一起，同心协力地稳定政局，发展生产，促使国家尽快强盛，已经成为贞观初年政治上的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唐太宗认识到，要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就必须保持各派政治势力的联合，在巩固李证政权的目标下，取得一定的协调，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此外唐太宗在长期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能力把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忠谏之臣收罗一起，组成新的上层统治核心，并且强调，“君臣合契”共理天下。这样，贞观时期统治集团里汇集了一批当时最杰出的人才。显然，唐初“君臣论政”风气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再次，唐太宗能够“克已励精”，“容纳谏诤”，并且大力提倡公卿大臣直言上谏和采取具体措施，为臣僚们进谏提供条件，这是造成“贞观君臣论政”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很有自知之明，他从总结历代兴衰得失和自身经历中认识到，“独断一人之虑，累月经年，不亡何待”（《贞观政要》政体篇），因此他诚恳地希望以集体的智慧治理国家。为了造成“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政局（《贞观政要》政体篇），唐太宗广开言路，经常鼓励公卿大臣关心朝政，发现问题，及时指陈规谏，多次下诏对臣僚们提出要求，并且作真心求谏的表白：“所以每有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贞观政要》求谏篇），凡是上谏正确者都可能得到大量的物质奖励和提拔重用。对于尖刻的讽刺和批评意见，他能从大局出发虚心接受，在认识到自己确实错了之后又敢于承认，切实改正，这些言行给臣僚们以良好的影响。
下此同时，唐太宗采取具体措施，使公卿百官进谏从制度上得到保证。一是充分发挥中书省和门下省议事、驳正的作用，以防政策的疏漏。二是提高御史台的地位，发挥谏官的作用，规定：凡有军国大事需要商议时，必须使谏官随入到席，“有失皆谏”，使帝王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择善而从。
最后，贞观时期有一批有见识，懂得封建统治术，又敢上谏的大臣，也是促成“君臣论政”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关文献记载，经常与唐太宗论政的四十多位大臣都有治世才能，又都是唐初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他们虽然各自的经历，社会地位和思想学识有所不同，但都与唐太宗一样经历了隋末唐初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农民战争风暴的深刻教育和影响，因此头脑比较清醒，能够认真地思考和对待社会现实，肯于帮助开明君主研究和解决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
谏太宗十思疏 篇三
这令我想到了几位古人。
一个是战国时的齐威王。他听了宰相邹忌谈自身被众人称美的感受后曾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以至“期年后，虽欲言，无可进者”。其闻过改过的诚心着实让人钦佩。
另一个则是唐太宗李世民。据《新唐书》载：太宗时，谏议大夫魏征以直谏闻名。他曾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征“犯上”，所言多被采纳。因此，魏征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理想的君臣。魏征晚年，看到太宗对于朝政渐渐懈怠疏懒，于是上奏《谏太宗十思疏》，劝诫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竭诚待下，善始善终地治理好国家。奏疏情辞恳切，字字深中肯綮，句句催人泪下。太宗读后如梦初醒，愧恨难当。后来，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遣使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他叹息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今魏征已死，朕失去了一面镜子啊！”唐太宗的这段肺腑之言堪称对魏征人生价值的最佳注释。
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古人――明代权奸阉臣魏忠贤。他自诩为“九千岁”，谁要是说了他半个“不”字，他杀你连眼睛也不会眨一下，但最终他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当今，有些人明明自己错了，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可就是不愿意听从别人善意的批评，他们往往容不得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只一味地爱听称颂谀美之词。殊不知，“道吾短者是吾师，道吾长者是吾贼”。这种对己之错讳莫如深的人，必定会犯更大的错误，甚至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古人云：“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古人尚知错误难免，过不可掩，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竟做出类如“掩耳盗铃”的蠢事吗？看来，我们要好好学学齐威王和唐太宗那种“闻过则喜” 的宽阔胸襟，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学会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我们的事业才有取得成功的保证！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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